康文卿的“义举仁风”

       清末民国期间，吉安出过五大富商——周扶九、萧云浦、康文卿、胡品高和胡元海。

　　周扶九，早年在湘潭周永孚笔墨店打工，干的是催收债款票的营生，后以25张盐票起家，成为“扬州八大盐商”之一，后经营钱庄、房地产、纱厂。期间，担任过浙江藩台的萧云浦辞职后，与周扶九合作，也发了大财。胡品高，少年时在衡阳当学徒，后因盐票大涨，成为巨富。他耗资百万两，修通吉安至衡阳的青石板商道，又捐数百两黄金修复白鹭洲书院。胡元海，早年在四川自贡贩卖棉布，后转向盐业发展，终成自贡第一盐商。

　　考察他们的创业史，不难发现，除康文卿经营木材生意外，其余均为盐商。清末盐商，大多为江右商帮。而江右盐商，吉安为最。吉安人凭着“勤奋”和“敏锐”，趁淮盐无法抵达南京，导致盐票价格暴跌，如同废纸一般，大量购入。后适逢曾国藩恢复盐票，盐票价格大涨。这一跌一涨，吉安商人大赚了一笔，遂成巨富。可以说，周扶九、萧云浦、胡品高、胡元海的发家致富，是抓住了机遇，要感谢曾国藩。

　　而彼时，康文卿正在家门口，开了一家“隆昌木行”，做起了木材生意。

　　康文卿的家，在赣江之滨的青塘。这里，赣江、禾河、泸水，三江际会。来自永新、安福的杉树、楠木，“排筏相接，青塘绾穀其口，商人采贩者，亦辐辏于此。”确实是做生意的好码头。

　　说来康文卿也是命苦，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和三个弟弟，清贫之至，常无隔夜之粮，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好在文卿“幼依母夫人即露头角，不与群儿同。”，于是，母亲命其经商，在一家商行当学徒，由于表现出色，不久就“主其事，心计精密，招徕行商设备周至，故人多归之。”后另立门户，创办“隆昌木行”，生意红火，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获资甚厚”。

　　康文卿，还是个大帅哥，“躯干甚伟，美须髯，目光荧然。”高大魁梧，美髯飘飘，目光炯炯，可谓“高富帅”集于一身。

　　“多金男”康文卿，本应锦衣玉食，可是他偏不，很是另类。他“自奉甚约，粗衣粝食，晏如也。治家细悉必较，粒粟匙饭，半丝寸缕，必有归宿。”真让如今那些炫富之人汗颜。

　　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惟义所在，不计羸绌，不念亲疏恩仇，所蓄积若敝履草芥。慷慨捐舍，无几微留恋之色。”

　　凡是为公益事情及社会其它善事，他哪怕“举囊中所有而尽与之，虽盈千累万而不惜。”省立第七师范校舍不足，他一次便捐赠银洋5000元。民国十三年，省立吉安六中，也因教室不够，求他乐助，他问来求助的邓天民校长：“需要多少钱？”邓校长说：“善士能给3000银元，则代表全体师生表示感谢。”康文卿说：“先别道谢，只问3000元是否够用？”校长见此慷慨，便将实情相告：“真要解决问题，则需5000银元。”康文卿便捐给该校5000元。

　　据《吉安县志》记载，他一生捐款187次，计22.8万银元。修桥、铺路、助学、赈灾，总有他的身影。凡十余万金。”即使到了晚年，“先生重听扶杖乃行，家产之收入仅能自给，而乐善好施之热忱迄今未少衰。”

　　当时的吉安县知事郭之纳为康文卿的义行感动，欣然写下一首《五古》，诗曰：“平生数义举，挥金一万强。妇孺皆乐道，士庶互称扬。我来摄县椽，拜谒接辉光。”

　　民国十五年（1926），江西省省长李定魁授予他“急公好义”匾。南京国民政府以其乐善好施，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颁发“义举仁风”巨匾一块，以示褒奖。

　　民国二十五年（1936）康文卿逝世，终年78岁。后来，县长温惠畴及前清进士邹鹄等人，将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一生善举的赞誉，及他本人的一些著述，编成《康文卿先生文集》留传后世。

　　一代巨贾，赤贫起家，义薄云天，人虽已逝，但赣江记得，庐陵记得。

　　（作者：刘新生，笔名：鱼石散人，江西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