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铜川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对于铜川，总有一种说不明白的亲切感。看到关于《铜川矿工报》创刊五十周年征文的消息，对那张开版不大，纸张质量也并不好，但却朴实亲切，很接地气的行业报的记忆，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1984年秋季，大学毕业我分到了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中学，因为大学时喜欢写作，也一直梦想当作家，所以很快和矿上那些喜欢文学的人有了联系，也经常到矿宣传部去。去那里主要是看新到的《铜川矿工报》，而看报主要看的是文艺副刊。从而知道了姚筱舟，黄卫平、李祥云、刘俊华等人的名字，也记住了来自各个矿区文学爱好者的名字；杨智华、李汉荣、张竹梅、高少平……那个时候，铜川矿务局的文化气氛似乎很浓厚，几乎各个矿，都有自己的小报。犹记得当时的鸭口煤矿还是哪个矿有个叫豆冷伯的，把矿报办得风生水起，影响颇大。但是，大家最喜欢最惦记的，还是每一期的《铜川矿工报》。这张报纸上，有来自矿务局关于煤矿生产，安全生产的指导意见，有各个矿的生产情况，有来自基层的生动典型，也有来自矿区文学爱好者的各种文学作品，那是我最喜欢的精神食粮。

　　刚到矿上，举目无亲，闲暇时看书阅读报纸，成了最好的精神安慰，把自己写的还很幼稚的文字，信心满满地寄给矿工报，不料，竟然发表了。我就觉得《铜川矿工报》对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鼓励大于严苛的要求，心里无端的感觉和这张报纸有了亲切感，也有了亲近感。有一次去铜川市，就大了胆子，去了报社，毕恭毕敬地见了李祥云社长，见了姚筱舟编辑，还见了其他的编辑，感觉他们都和蔼可亲，都平易近人。尤其是李祥云，儒雅中透着一种亲和，他当时是很有名的诗人；姚筱舟老师，我当时已经知道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见他的时候，心里充满敬畏，见到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就这样，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给矿工报不停地投稿，有发表的，也有没发表的，有在矿工报发表了之后又在陕西日报发表的。在省级大报发表作品，虽也叫人欣喜，但是心心念念的，还是在矿工报发表作品，或许，这是念旧的人都有的毛病吧。或许，就是最初建立起来的对于矿工报的那份信任和亲切感。

　　工作五六年之后，我的同学王志祥调入了《铜川矿工报》，我曾经很是羡慕了一些时间，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当报纸的编辑。很快，《铜川报》要扩版，要编辑，在王志祥的推荐之下，在当时《铜川日报》的总编王英的帮助之下，我由矿务局调入了《铜川日报》。真正的成了一名记者和编辑，但是说老实话，调入报社之前，我甚至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新闻稿件。

　　当时的《铜川日报》在铜川宾馆租地办公，和《铜川矿工报》距离不远。闲暇之余，午间休息，我总要溜达到铜川矿工报去。那个时候，杨智华也调到了矿工报，他也是一个人，就去闲聊，当然也谈文学。记得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最初就是在《铜川矿工报》连载的，这当然说明了路遥本人和矿务局以及矿工报的感情。路遥是在陈家山煤矿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的，作为文学爱好者，我当时甚至去找过他，不过那天听说他回西安了，没有见到。创作随笔连载的时候，引起很大轰动，但当时的矿工报好像是一周一期，很多人都急着要看后边的内容，我也一样。一次，大约还是中午休息时刻，我去了矿工报，找了杨智华，聊起了《早晨从中午开始》，杨智华当时编辑副刊，就说路遥创作随笔剩余的内容在他那里，我说，能否让我拿回去先睹为快？杨智华一再叮咛，千万不敢弄丢了，我一再保证绝不会弄丢。就这样，我像拿着宝贝一样，拿回了路遥用圆珠笔抄写得工工整整的创作随笔原件，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那个时候真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自豪感。

　　大约是1996年，担任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黄卫平调到《铜川日报》当总编，成了我的直接领导。但他是没有领导架子的，身上常常散发出知识分子的那种率直和义气。一度，我的儿子就放在矿务局后面的一个幼儿园，因为无法及时接，就拜托他的夫人带我接孩子，然后我下班后再去接回来。好像是一次，我儿子不高兴，哭个不停，他和我一到他家，立即就在他家的地毯上翻起了跟头，好让我的儿子停住哭泣。那一刻我的心里是莫名的感动。

　　1998年，我打算调到《咸阳日报》，之前，想要把自己多年写的文字集纳成一本书，书名就叫《冷眼热泪》，当时就交给了矿工报的印刷厂印刷，编辑校对排版的日子里，印刷厂的女厂长，排版室的打字员，他们耐心和认真工作的精神，就叫人感动和铭记，之后我就离开了铜川。

　　但是，这些年来，对于铜川，对于铜川矿务局，对于铜川矿工报，总是一提起来就产生一种让人温暖的感觉。刚走上社会，青春的岁月就留在了那里，最深刻的记忆也留在了那里，最难忘的友谊也留在了那里，我的感觉是铜川虽然是一个自然环境有不足但是人文环境却很好的地方，外来人口决定了她的包容性，也许身在其中，感觉并不明显，离开之后，才知道那是多么的宝贵。

　　认识矿工报的一些朋友，刘一仁、王志祥，赵景辉后来去了山东日照；崔战雄去了三秦都市报；记得多年前，有一次王志祥回来，我们还一起驱车铜川，专门看望了姚筱舟老师。那一天他很高兴，说“朋友来了有好酒”，吃完饭，我们要去买单，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终于还是他自己结了账这才高兴。没有想到去年，他老人家因病去世了，享年八十六岁。斯人已去，但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却永存。最让人遗憾的是，2017年4月19日，那一天，我正在去四川雅安的高速路上，翻看手机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篇悼念黄卫平的文字，立即打电话给《铜川日报》社社长王毅，询问情况，得到的消息却是确切的，而此前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没有送别他，成为我一直的遗憾。

　　《铜川矿工报》创刊五十年了，五十年，成就了一代人，也老去了一代人，但是，那些曾经的记忆，却会随着时间的消逝永远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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