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的故事（下）

五、丢枪

我听妻子说过，岳父在干公安时曾经有过丢枪的经历。具体怎么回事，她也说不清。我跟岳父提起这事时，他说，哪是丢枪呀，只是一时慌忙忘了，想起来后，马上就找了回来。要真丢枪了，那还了得呀？

１９５３年１月，岳父因工作需要，调到凤台县公安局任政保股股员。这一年，他通过学习党的政策及有关公安知识，参加了政府组织的“退道”工作。前两年，亳州、蒙城一代，会道门组织活动猖獗，并发生过暴动，马桥乡的一个团委书记就被他们杀害了。后来，经过严厉打击，抓捕了一些骨干分子。但是，还有不少群众相信这个邪教。政府就组织一些干部下乡宣传政策，大张旗鼓地宣传“退道，退道，永不上套”，希望信教群众能够醒悟。曾参加过会道门组织的群众，只要保证不再参加活动，就不再追究。同时，发动群众揭发镇压反革命中的漏网分子。

１９５４年５月，岳父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被委以重任，调任县农业合作总社人保股股长。当时，正值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县里开始对机关人员进行清理，并成立了“五人小组”（肃反办公室），岳父是五人成员之一。有人举报，县农林局的一位干部，出生地主家庭，身上有人命债。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岳父和一位同事赶到位于庐江县普济圩的白湖劳改农场，找一位犯人进行核实。当时，他身上带着一把三八式盒子枪，里面有几发子弹。这把手枪，平时都别在腰间，晚上睡觉时，就放在枕头下。那天，他们在农场完成了核实任务，晚上住在农场招待所里。第二天早上，就急着往回赶路。刚出农场岗哨时，岳父顺手往腰间一摸，枪没了，知道遗落在招待所了，就急忙回去找。他知道，在这里，枪是丢不了的。这次外调，证实了那位农林局干部曾参与过杀人事件。随后，就被清理回家，并逮捕归案。

这是证实一个人有罪的外调。后来，他独自一人去核实一个人的无罪外调，更能看出岳父意志坚强，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

１９５７年冬天，县农业合作社有个叫孙兆文的，原在国民党队伍里干过译电员，解放时，投诚到共产党队伍，并参加过淮河治理，后被安排到合作社工作。有人举报，说孙在国民党队伍里当过电台台长。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是台长，就要按特务、反革命论处，是敌我矛盾。如果只是译电员，就只按一般历史问题处理，不再追究，也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孙兆文档案里记录的是译电员，自己交代也是译电员，现在有人说他是台长，他是不是隐瞒了历史问题，就要有个甄别核实问题。如何证实真伪？当时，孙兆文提供了一个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这个人姓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这个人的老家远在湖北沙市公安县的一个乡村。

眼看就要到春节了，天寒地冻的。可是，岳父为核实孙的身份，也是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负责，毅然踏上了未知的外调远途。那时候，交通工具极为不便。他从凤台县坐了一天的轮船，赶到蚌埠市；从蚌埠出发，坐了两天的火车，到武汉；从武汉搭乘一个敞篷汽车，又跑了两天，赶到沙阳；然后又坐了一天汽车，到了沙市。这时，天上下着雨雪，道路泥泞，身上的棉衣都湿透了。又值春节放假期间，本来就极少的客运车辆也停运了。他不得不在沙市住下来。在一家招待所里，他买来木炭生火，将衣服烤干，吃不惯南方的食物，每天多是吃一些面条充饥。这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天放晴了，还是没有汽车，他就一个人沿着长江边的泥路，往公安县方向行走。一天时间，他走了６０多里的路程，赶到要找的乡村时，早已筋疲力尽了。他找到村里的干部，询问这个人的家庭情况。他们说，这个人不在这里，１９５０年曾给家里来过信，是从贵阳寄来的。他在村财粮员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赶回公安县，找到公安局的同志，请他们开一张去贵阳的介绍信。他原来的介绍信只写到湖北公安县。他带着新开的介绍信又出发了，先是回到了沙市，在沙市买了轮船票，乘船逆行，走了一个星期，赶到了山城重庆。重庆的天气又热得不行，棉衣根本穿不住，就脱了，揉吧揉吧背在身上。他要从这里再乘汽车去贵阳。可是，车票比较难买。平时，都要提前一个星期购票，才能坐上车。一个星期时间，那可怎么办？他正在售票窗口着急时，一个人来退票，正好是当日去贵阳的，他惊喜万分，几乎是把退票抢了过来，然后就急急忙忙赶车去了。从重庆去贵阳，路上要四天时间，途中还要住三个晚上的旅社。第二天晚上，也许是太疲乏了，岳父睡得很沉，早上４点多钟起床，简单洗漱后，背起棉袄就往停车的地方赶。到车上时他才发现，公文包没带。他的公文包里装着现金、粮票、介绍信，还有那把三八盒子枪。这次他真慌了，心里那个急呀，没法形容。好在车还没开，住的地方也不是太远，就急忙往回跑。赶到旅社，服务员都还睡着呢！他叫醒服务员，打开房间，公文包还在枕边，纹丝没动地呆在哪儿呢！这就是我妻子说过的岳父丢枪的真实来龙去脉。

贵阳这么大，找一个人，还不是大海捞针呀。他到贵阳后，找到公安局，然后一个派出所一个派出所的查找，又是一个星期时间过去了，终于查到了要找的刘姓同志，并预约了谈话时间。这位刘姓同志，原在国民党队伍里也是译电员，但他是共产党的内线，他证明孙兆文当年只是个译电员的身份，并出具了相关证明材料。他十分欣慰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跟岳父聊天时，他说，这个家伙，过去在家乡肯定吹牛说，自己在国民党队伍里当台长。不然，怎么能有台长一说呢？

这一趟外调，岳父走了一个多月，回到家时，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岳母心疼得直掉眼泪。岳父跟我说，如果不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跑这趟差事，很快就能赶回来，跟组织说一声查无此人了事。那样，不仅对不起当事人，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六、游街

像岳父这个年龄段的人，又是老革命，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是正常的事情，但跟岳父谈及这段历史时，他说起来，就像在说一个有趣的笑话。妻子也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在岳父带高帽子游街时，比她大两岁的二姐，还跟着岳父要钱卖烧饼吃呢！

在公安系统的几年，岳父长期奔波在外，一年在家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辛苦疲劳。那时，岳父已经结婚成家，并有了儿子。关键是，在这期间，岳父５３岁的父亲因患痨病去世了，母亲带着三个弟弟艰难生活，需要岳父有所照应，岳父便心生“退意”。岳父是１９５２年秋天，跟岳母张雅琴结婚的。那时候，岳父在展沟区政府工作，岳母在区卫生所当助产士。本就认识的两个人，经人撮合，一拍即成。岳父个子高高的，一表人才；岳母白白净净的，贤惠漂亮。岳母出生在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解放前，她大伯当过国民党营长，三叔是临泉县政府参议员。她父亲在临泉县长官店开中药铺，雇有几个徒弟，骑自行车从亳州进中药材。家里还有６０亩土地，由长工打理。后来，我才清楚，我妻子一直喊着王舅、贾舅、韩舅的人，都是过去跟岳母家帮过工的人。

岳母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大哥还是国民党排长。因家庭殷实，岳母小时候就被父亲送进学堂，并在幼师学校读了一年书。解放后，又到新政府办的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展沟区卫生所，当助产员。那时候，一个卫生所也就三四个人，说是助产员，也当护士用。在一次给人注射时，发生事故，便害怕的不得了，从此离开了卫生系统，调到其他单位当出纳会计，直至退休。那时候，区政府办公室在一个旧庙里，是个大院子。岳父结婚的新房就布置在大殿东头的一间屋里。两个人打了结婚证，带上自己的被子，放在屋里的一张旧木床上，晚上在食堂里请几位领导吃顿饭，就算结婚了。后来，岳母跟随岳父的工作调动，辗转了几个地方，最后落脚在县城。岳父性格耿直，岳母性情温和，两人相亲相爱，琴瑟和谐，生了五个子女，家庭和睦。岳母在３０多岁的时候患上糖尿病，天南海北地治疗，上海、北京都去过，也没能治好，于１９９６年初去世，那一年，她６５岁。

我查看岳父的履历，对他在大跃进、反右倾及文革期间的工作变动有了清晰的脉路。他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离开公安系统后，先在凤台县农校担任总务主任，后到展沟中学任副校长（负责全校工作），丁集中学任副校长兼革委会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关店中学革委会主任（负责全面工作），五·七大学教改组长。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调任县委办公室任行政组长，正科级，直至离休。

人生不可能都是平顺的，途中总会遇到一些如苍蝇般的恶心人，他给你使坏，让你难堪。岳父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是“黄豆事件”；二是“文革游斗”。岳父到展沟中学任副校长时间不长，就被上级安排参加农村沼气检查工作，半个月回来后，公社机关党支部组织开会，要他写检查。他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更不知道检查什么。当场就有人说他不老实，开始批斗他。那时候，正是“深挖粮食反右倾”的时候，大家都吃大食堂。批斗他，是因为他侄子偷了生产队的一笆斗黄豆，藏在了学校食堂里，说他知道，故意隐瞒不报。当时，他有个堂兄在学校里当炊事员，这个侄子就是这个堂兄的儿子。对这件事，岳父下乡十多天，根本不知情。那个年代，无理可讲，岳父百口难辩。他被批斗一通后，下放到苏湾乡的一个村里看食堂。在村里呆了两个星期，他找到县教育局领导说明事情原委，又被安排到丁集中学任职去了。过后，时任展沟中学教务主任的王汉举，对他说了实情。学校姓丰的总务主任想把岳父挤走，自己来当学校校长，就跟公社办公室一姓李的主任狼狈为奸，一起合谋借机陷害岳父。做恶事的人不一定都能得到好处。后来，丰总务的校长梦也没能圆上，上级又安排别人接任了校长一职。

在丁集中学任职期间，岳父被抽调到县纪委参与“甄别平反”工作，就是对反右倾期间处理错了的事进行纠正，对处理错了的人给予平反。岳父代表县纪委正好负责展沟区的工作，在组织开会时，曾经陷害过岳父的两个人也在现场，在讨论曾被冲击的公社第一书记问题时，两个人又要争着发言表态，被岳父当场喝止，让别人先说。也许，这就是岳父对他们这种小人的一点报复了。

我一直以为岳父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是受岳母家庭成分的牵连，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尽管岳母也曾经历过小范围的批斗会，但岳父戴高帽子游街却是另外一回事。

文革初期，岳父在丁集中学任副校长兼革委会主任。当时，全国兴起红卫兵大串联活动，县革委会组织的红卫兵代表团串联去北京，丁集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团分团，时年３６岁的岳父任分团团长，与大家一起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和全国各地涌来的红卫兵一道，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看到了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周恩来、林彪、陈伯达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回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红卫兵造反派推翻当权派执掌了政权，一大批老干部、老革命、政府工作人员被打倒，被批斗。有个曾在丁集中学上过学，后在阜阳农校读书的李姓学生，是个造反派小头头，回到母校参与运动，关键是想表现自己的能耐。他找到岳父闲谈，问岳父是否受到过冲击，岳父一时没反应过来。李姓学生说，就是你挨过批斗、游过街吗？岳父说，没有。李姓学生说，那你就参加批斗会，然后游游街吧。岳父说：好！这样，他就被拉去参加了有丁集区委书记杨泽远、副书记李佩贤，丁集公社书记蒋硕兵、主任王贵如，区委宣传委员黄春生，卫生所长孙志强，还有营业所、林业社、合作社、食品公司等单位的头头们组成的１８人游街队伍。现在看来，那就像是一场闹剧，一场儿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闹剧，全国有多少人被批斗、被打残、被致死，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父子成仇，有多少仁人志士不堪忍受折磨，悬梁自杀，跳楼自尽，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延续十年的噩梦呀！

七、盖楼

岳父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许多人都佩服他。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起，他担任县委办公室行政组长，负责后勤工作。当时，县委有两个招待所，一所位于淮河边上，二所紧邻县委县政府，但都比较简陋，设备也比较陈旧，没法住人。县里开会，基层来人都住学校的大通铺。１９７５年，县委决定扩建第二招待所。那时，凤台县属阜阳地区管辖，打报告，批了１５万元建设费用。所长一听，１５万元够干什么？就不愿意干。领导说，你不干，就休息吧！然后指派岳父负责，组织扩建工程指挥班子。领导要求，招待所改扩建后，要管２０年不落伍。岳父心里清楚，这个要求，恐怕三个１５万都打不住。改扩建工程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５日动工。当时也没有什么预算，走一步算一步，盖一层想一层办法。１５万花完了，就要借钱，每次借钱都召开办公室研究，与借款单位协商，然后签字画押。他们先后从教育系统借款７万元，敬老院借款５万元，林场３万元，还有一些单位三几千元的，建设用水泥全部赊账。３年后，二所四层新楼完工了。

这时，凤台县又划给了淮南市管辖。楼房盖好了，室内设施还是空空如也。岳父和他的同事又一起想办法，到淮南钢厂联系，焊制铁床；从淮南洞山饭店赊了５２０床棉被，新棉被做盖被，原来的旧棉被做垫被，一间屋安放四张铁床。这样，县委县政再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有了住处。最后算账时，整个工程花了４７万元。在这三年时间里，岳父都是吃住在工地上，筹钱、筹物、盯工程进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不敢有半点马虎。新二所开张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又把所长一职安在了岳父的身上，让他兼职。

岳父说，那时候，各单位开会都住新二所，一张床铺，一晚上住宿费是两块五毛钱，资金回收也比较快，也就三年时间，就把原来的借款、欠款全部还清了。后来，他就几乎成了专职所长，直至离休。离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

八、补记

这一部分，是我的一个补记或说明。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国庆节放假，我和妻子到凤台县看望岳父。我用了三个半天时间，跟岳父聊天，采集到了以上这些资料。回来后，脑子里一直琢磨，用什么形式才能把岳父的事迹写出来。妻子也一直催促。直到今年（作者注：２０１３年）４月，春暖花开之际，我有了写作冲动，很快以这种纪实的方式写了出来。

岳父一生正气，为官清廉，从不贪占公家私人一点便宜。所里人员涨工资分配名额，全部让给手下职工。炊事员孩子当兵，他帮了大忙，人家给他送两瓶酒感谢，他坚决不收。

岳父为人善良，和蔼可亲，至今在凤台县城里走动，许多老年人都主动跟他打招呼，他见人也都热热乎乎的，就像多年的好兄弟、好姐妹。

我一直敬重我的岳父。

（作者注：岳父于２０１３年秋天去世，享年８５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