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末的一九五七年,在我出生时期也正好赶上建国十周年的前两年。

  五岁前我没有什么记忆,听母亲说我那个时候很顽皮,我的出生日也很特殊。我出生的日期是五七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公历是五月七日,据说是佛祖的生日。我出生的那天正赶上我家前院的邻居盖房子上房樑,所以母亲说我的生日比较特殊。还有很多的说法我记不清了,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里有一次为了同母亲要吃的,我在地上一个劲的打滚不起来。后来听姐姐说那是六一年低标准时候,“低标准”是六一年我们国家和苏联外交关系闹僵了,苏联逼还国债,全国人民上下一起降低生活标准还苏联的外债。我们家里没有吃的,我饿了就同母亲要,母亲没有办法,我就在地上打滚,从院子里滚到院外,直到母亲在别人那里借来一碗粥给我吃,我才从地上起来。那个时候我很能黏母亲,母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有一年秋天,母亲和邻居去地里拣粮食我非要跟着,怎么撵我也不回来,母亲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保持距离。直到母亲拣完粮食回家,我也在母亲后面拣了不少的粮食,母亲这才把我拣的粮食放在一起领我回家了。还好没有挨揍,母亲只是鼓励我以后不要在跟腿了,我也点头默许了。

  七岁那年,父亲因为劳累成疾没有钱医治,长期病卧在炕上,最后去世了。去世的那天我和三弟还有邻居家的同伴在炕上一起玩呢,我记得父亲在自言自语说;“是谁来找他干什么去?”我说你不要乱说了,我们害怕,这时父亲还骂了一句什么话,就再也没动静了。我和伙伴们还在屋里玩呢,过了一阵时间东屋邻居三舅妈问我说;“你爹咋没有动静了呢?”我们说不知道哇,三舅妈一扒拉父亲早就离世了。这时我们才赶紧离开了家里,当时母亲也没有在家。父亲去世后母亲稍信给加信的叔父,叔叔来之后还和我母亲吵了起来,是什么原因我们就不清楚了。父亲的离去使本来家里的困难是雪上加霜,我记得父亲去世家里人叫我带孝,我就是不带而且躲得很远的。想起来都有些可笑,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事我还不懂得是什么原因。


  小学生活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上小学,开始了小学生活。当时我的班主任叫孙中老师,他住在离学校四里路的第四队。我那个时候鼻子很干,所以我每天都要用手指头在嘴上粘点吐沫往鼻子上一抹,时间久了整个脸都通红,而且还有很多的大鼻涕,屯里的人们都管我叫大鼻涕,有的还管我叫大蝴蝶,因为脸的两面都有大鼻涕。到了冬天脸被冻得通红,我们李家店屯有两个大队,还有一个是东方鲜族大队,鲜族人看见我管我叫“靠吧来给”鲜族话就是大蝴蝶的意思。在学校班级里没有人愿意和我一张桌座都嫌我埋汰。我就自己一个座,有时候还溜号,经常挨老师的批。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对我们小学影响不大,另外我的班主任十分认真上课,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作业没有按时完成,他去家里告诉了母亲,我被母亲一顿好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当误作业了。我记得还有一次,在教室的走廊外面高年级用报纸写的很多毛笔大字报,我也不太懂是怎么一回事,乘着没有人看见我拿起了毛笔在一张纸上写了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字样,放下就去玩了。后来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看见了,就拿到大队部去了,说是发现了反动标语,大队支书也下了一跳,急忙向公社住队的干部汇报了此事,公社住队干部说;“这算什么反动标语,这就是小孩子瞎画了玩的。”这才算没有事了,当时班主任和学校的领导也都害怕了,吓了一大跳。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读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在我们屯里会经常看到一些举着红旗的拉练队伍学生,长征走着去北京见毛主席,这些人经常路过我们屯子里,有的时候还住一夜,然后各家派饭完事就走了。也正是那一年我们赶上了“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小学就到五年级毕业了,小学毕业后要去七里路以外的初中办学点永兴读六七年级。


  六七年级的学习生活

  在六七年级读书时,有四个大队的同学。有永兴大队本地的,有东方大队和凌河大队的,还有兴胜大队的。这四个大队的学生当时分两个班六年级一个班,七年级一个班。六年级就算是初一级了,那时候我们班级有四十来个学生,我们凌河大队的只有七八个学生,在小学的同学到了六七年级就有一多半的不念了,所以四个大队同学放在一起也就四十个人左右。在六七年级时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各个学科的老师都很有才华,比如说我的语文老师他每天给我们讲课时都要抄语文笔记。有一次在语文老师给我们抄笔记时,他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粉笔面对黑板写着字,这样他的身体就挡住了黑板上的一些字,有的学生就说;“语文老师你身体挡住了字,我们看不见了。”这个时候老师就用左手拿着粉笔,右手拿着书往右侧写字,并且问学生;“这回能看见不?”大家齐声鼓掌说;“老师看得见了,您太厉害了。”在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真是十分厉害有水平。

  在读七年级时,我们政治老师叫朱福祥,他还是当时的校长,他的粉笔字非常漂亮。我的文字就和这个老师有一定的关系,我对写字格外爱好,所以没有事的时候就经常和政治老师去学习请教。老师也毫不犹豫的指导我写钢笔字,这也使我在练字写字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在六七年级学习中,语文政治地理历史的成绩非常好,特别是作文和毛笔字都是在学校很上数的。数学成绩不太好,物理成绩还可以,我对文史类格外偏科。我还有一位语文老师是后来县教育局副局长,他当时还叫我给同学们讲过课,我记得那篇课文内容是《东南亚通讯二则》。我在老师的帮助下还真就讲了,至于好赖我不知道老师们是怎么评价的。语文老师只是说叫“小将登讲台”。一直到七年级毕业,我都是语文科代表。


  八九年级的学习生活

  到了八九年级了,其实这也是初中阶段,只不过是把学制砍掉了。八九年级需要到公社中学读书了,这回离家里很远了,有二十四里路,用腿走是不可能了。这个学习阶段只有两个选择,其一去学校住校吃集体伙食,其二就是通校,通校要有自行车。春夏秋季可以通校,到了冬天还是要住校的。没有办法我只读了一学期,我就转学到会发中学读书,在姐姐家里住了几月,因为想家在下学期的时候我又转回到老家公社中学读书,因为没有自行车也只有住校了。那时候家里的伙食多都是大米饭,而学校基本都是苞米茬子和窝头。好赖住了一个冬天寒假就回到家里了。哥哥那时已经去读师范了,春节过后的正月十八这天,哥哥返回师范临行前叫我把当赤脚医生的老舅找来给母亲看看病。那时我母亲气管不太好,总咳嗽气不够用。哥哥走后,我找来老舅给母亲看病。

  老舅来到家里后,问一下母亲后说;“老毛病了,打一针吧。”就这样拿出来什么药我也不清楚,就给我母亲打了针。打完针后母亲说;“我怎么浑身发麻呢?”说完就倒在炕上了,而且在不断的抽搐。我问老舅;“是不是过敏了?”老舅说;“你懂什么!”说话间母亲已经不醒人事了,我出门就跑去叫老姨妈,等我再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和我们阴阳两隔了。后来才知道老舅给我母亲注射的是青霉素和链霉素,原因是过敏性休克死亡。母亲的突然离世家里的天就塌了,哥哥这会儿还在没有到尚志的客车上。我当晚骑自行车去四十里外的会发找姐姐,第二天哥哥也返回家里,我们兄弟姐妹都在万分的悲痛之中,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家里还剩下我和两个弟弟没有办法,二姨妈搬来我家照顾我们三兄弟。我和三弟只能辍学回队里干活,那年我才十七岁,第二年哥哥师范毕业后叫我和三弟又继续复学读书了,还好那个时候改成暑期毕业,我就在读半年书干半年活的时间里完成了初中学业。


  青年时期和参加工作以后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初中毕业了。没有商量回到了农村劳动,因为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哥哥把两个弟弟带到中学所在地继续读书,我就到老家在队里劳动,这个时期我主要寄住在二姨妈和老姨妈家里,一晃半年就过去了。七六年我去农建连出民工,那里有伙食也有住处还挣高工分。在农建连里也很热闹,每天嘻嘻哈哈很快就到了年底,这年我已经十九岁了,人生的关键时刻到了是考学还是参军?最后我选择了参军。在参军的过程中还出现被阻拦一个小插曲,还好没拦得住,最终我还是来到了军队。在部队五年里我先后待了两个连队,部队里的生活很锻炼人也很磨炼人的意志。

  在警卫连的时候,使我学会了为人处事,各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来到特务连后我由班长到连队的给养员我所做的具体工作,深得领导满意,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曾受到连队和团机关的很多嘉奖,这些进步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不管怎样,在军队里我真正的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本领,为我今后工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使我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和本领有极其明显的提高。同时我结识了很多的好战友,退伍回乡后借助哥哥进城工作的理由和孤儿可投亲的好政策,我被留在城里做了教育工作。这首先要感谢党的好政策,其次更要感谢哥哥的恩情。参加工作后,我又参加师范进修学习还转为了国家干部。在教育教学中我从不懂到学懂,从不会到专心学会,无论从事哪个学科我都虚心的努力学习工作,几十年里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在这几十年里我还被借调到其它部门工作多年,无论干什么我都尽职尽责,谦虚谨慎。做什么工作都受到好评,没有被新的形势和新的工作所淘汰。

  二零零四年我被评选为县级优秀教师,二零零五年我被评选为哈尔滨市优秀教师,二零一二年我被评为县级优秀党员。回想起我的人生历程没有多么辉煌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是我毕竟都是尽职尽责了,无愧于良心,虽然在家庭的婚姻上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影响我的事业和工作,如今我已经退休了,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没有事情的时候出外旅游,了解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累了就守居在家写点文章练练字笔,还有的时候去公园练习一下乐器看看书听听故事。到处拜访一下老战友。这就是我目前的生活,也是我修身养性的好时光。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忘记党的恩情,不会忘记伟大的祖国母亲,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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