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艰难说一死

南宋末年的词人蒋捷有一首词《虞美人·听雨》,以“听雨”为媒介,写出了人在少年、壮年和老年三个人生不同阶段在风雨声中的特殊感受。“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少年不知世事艰难,不识愁滋味,只知追欢逐笑,更很少思考人生问题;壮年为生计四处飘泊奔走,更多的是经历和磨练;人到老年两鬓白发,已尝遍了人间无情无尽的悲欢离合的滋味,对人生多了些大彻大悟。人在经过了壮年时的磨练和到老年时的积淀,在经历了人间的一番风风雨雨后,才会逐渐对人生问题有所深入地思考。

记得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当时还在原松花江地区工作。一次去殡仪馆参加地区一位老干部的葬礼。当告别厅响起哀乐时,整个仪式的气氛显得更加肃穆。哀乐的每个音符叩打着每个人的心,仿佛在心灵上进行了一次净化,一切杂念都被那缓慢而凄楚动人的音乐声敲击而去。人的心里一下子沉静下来,似乎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音乐的力量。就在大家参加完仪式走出告别厅时,一位地委老领导对大家说:“应该让人多来参加几次这样的葬礼,特别是让那些好争权夺势之人,在现场受受死亡的教育。”我当时尚年轻,阅历和经历都不够,听了这话后,对其中的含义感悟得还不太深。多年后,一位和我同时调入地区的同事患了癌症,在去北京救治无效后,回来住进了市医院。在弥留之际,我到医院看他。他的神志已经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糊涂时还呓语着怎样写好文稿,还沉浸在工作状态。我去时他意识还算清醒,只见他身体已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人已明显憔悴,似近油尽灯枯。眼窝深陷,两个眼睛显得异常大。平时我们之间无话不说,但此时交谈的语言却显得非常匮乏,无合适的话题可谈了。勉强找来话题,说出的安慰的话,也说得十分蹩脚,话语的底气都显得不足,不那么自信。任何宽慰的话此时都显得无济于事,显得多余。说了一会话儿,临走之际,他用那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愿松开。这时,只见他两眼含着热泪说:“咳,这一辈子还没活够啊!”听他说出此话,我一时语塞。那一刻,我与他只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同时心头一阵酸楚,眼泪也从眼眶溢出。可惜他年仅40多岁,年龄正当年,孩子都还没有成家立业。在即将撒手人寰之时,不免对这个世上挂牵和留恋的东西还很多。“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苏东坡当年写梦见妻子场景的词句此时此刻在我们两个男人身上重现,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一次生离死别的悲痛。这一幕,让我多年来一直难以忘怀。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病魔吞噬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使我深深地感悟到,在死神降临之际,人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这次又使我经历了一次人的死亡对心灵产生的震撼。“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退休后,少了工作上的忙碌,在闲暇里时常想起这两件事。有时读到一些书籍或文章时,又不免联想书中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人物,对人生的死亡这一人人要面对的问题进行一番思考。

“平时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历史上曾有多少人想不死,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和返老还童之术。千古一帝秦始皇曾派人按照《山海经》上的地图去寻找“长生不死药”,就连唐朝之初开创“贞观之治”被历史公认最开明的君王李世民,晚年也服用丹丸,想改变一死的结局。但最终都未果而终。人们在现实中尽量回避不说出这个“死”字,就变换出很多可以减轻这一沉重话题的替代说词。皇帝之死说“驾崩”,皇亲国戚之死说“薨”,高官达贵之死说“逝”,僧侣之死说“圆寂”,道家之死说“驾鹤西游”,烈士之死说“就义”,师长之死说“千古”,为国之死说“捐躯”。就连西方人也回避“死”这一字眼,会说“去见上帝了”。中国的老百姓把人死了说成“去了”或“走了”。但事实上死亡是一个人们想回避又回避不开的沉重话题。人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应怎样面对这仅有一次生命和仅有一次的死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中国青年都用当时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翁的一段话来拷问自己:“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在那个年代曾激励着无数青年激情澎湃地投身到当时的生产建设中去,也曾鼓舞着多少热血青年毅然决然地参加到上山下乡运动中去。当然,这种关于人生拷问的答案至今也应是一种积极的理想结局,是一种人生理想的高标。

早在公元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一人类哲学一直存在的三大疑惑。其实,对来到这个世上的每个人来说,怎样看待生、怎样对待死才是两道每人都无法回避的必答题。尤其是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命中什么意外变化曲折都有,只有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也是必然会来到的。死是谁都无法回避且每人都要经过的终极考验,最能考验出人的真性情。英国小说家、诗人乔叟说:“世界是一条充满苦恼的大道,而我们是来去匆匆的旅人;死亡是世上每个人的归宿。”时间从不会倒退,人生走过难以返回。人的一生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就如同坐上了一趟没有返程的列车,死亡是最后的驿站,是最后的目的地;向亡而生是人生谁也否定不了的命题,也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你一路行程上的经历就是对如何看待生的回答,在即将到站下车前的表现,就是如何对待死的诠释。死亡的目的地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到达目的地前的表现却各不相同。死亡犹如一道深不可测的深渊,实在是难以使人人都能轻松地超越过去。看古今之人的人生百态、人死百态,可谓人世的一大观。

在死亡面前,有人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历史上,一些骁勇善战的将士或为平定叛乱或为收复失地,在战场上不畏沙场战死。“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东汉光武帝时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他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度过,最后为国尽忠,殒命疆场,实现了马革裹尸、不死床箦的志愿,堪称一代良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徐锡麟把马援的这一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在一首《出塞》诗中写道:“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反映了清末革命人士对于这一问题超乎古人其上的理解。当一个朝代即将土崩瓦解时,总有一些仁人临危不惧,以死报国,杀身成仁,宁死不做二臣。南宋灭亡,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捕押往京城途中写了《过零丁洋》诗,写出了那传诵至今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元廷官员问他有何愿望时,他说:“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在临刑时,他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做完了。”然后向南跪拜后被处死。几天后,他的妻子收拾他的尸体时,在衣服中发现他所作的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南明即将灭亡时,史可法坚守扬州,在城破前曾写下四道遗书,抱定一死决心。城破后他拒绝投降而被杀,表现了宁死不屈的精神。最后连他拼死抗争的对手清廷也表示对其感佩,赠其“忠正”谥号,给予表彰。也有一些志士为一个朝代能兴盛而变法图强,挺身而出,慷慨赴难,以身殉道,以自己的鲜血昭示后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变法失败面临逮捕杀头的时,许多人劝他尽快逃离,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决心留下不走。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在狱中他用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那首《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前大声朗诵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态度从容,慷慨就义,年仅33岁。他生为维新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以生命为代价不负初心,成为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在死亡面前,有人还念念不忘家国大事,表现出耿耿忠心。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还不忘国家收复中原大业,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绝命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临终在万事皆空之后,唯有北定中原大事还放心不下。但他又清醒地知道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了,就把这个念想留给了子孙转告。充满了浓浓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辛弃疾南渡后,四十余年报国无门,仕途上三起三落,抗金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理想难以实现,壮志难酬成为这位铁血名将的终生遗憾。有人用三个“最”来概括他的生平,说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是归国有勇,他在20多岁时率50人闯入有五万人的金兵大营,生擒叛贼张安国,并一路押送到南宋;一生最成功的事是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词,有600多首,光大了慷慨豪放的词风;一生最失意的事是报国无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心系的唯一一事是报国杀敌,三次大喊“杀贼!”当儿女们听到他大声叫喊停下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国现代诗人臧克家曾为座落在济南大明湖畔的辛弃疾祠撰写一名联:“为挽山河,浩气贯日月,空余英雄心一颗;名垂宇宙,文光射斗牛,剩有悲壮诗千篇。”对词人壮志未酬深表惋惜。现代作家巴金在晚年不断对十年“文革”进行反思,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文革”。他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牢记“文革””的教训,阻止“文革”的悲剧重演。中国航天工程的先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临终前仍关心祖国的长远发展,向前来看望的国家领导人发问:“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被人称为“钱学森之问”,其中饱含着他对祖国的一颗赤诚之心。

在死亡面前,也有英勇一世之人却表现出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东汉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率大军从汉中返回洛阳,感到身体不适,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颁布了《遗令》,并在当月去世。他在遗嘱中,不像历史上一些帝王临终所言皆是国家大事或身后未竟之大业,他嘱托的除如何安葬自己外,更多说的是琐碎的家务事。“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下施繐帐,朝脯设脯糒(食物)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位夫人没事做,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嘱托家人如何安排他的婢妾与伎人,家人如何分香卖履,如何处置自己的遗物等,完全是近乎细碎的家常里短,从中让我们看到了曹操这个伟大人物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在78年后的西晋元康八年,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西晋文学家陆机无意中在皇宫秘阁的历史文献档案里发现了曹操的这份《遗令》,读了之后,不禁“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写下了一篇《吊魏武帝文》。他一方面感叹死神的残酷与无情,一个人即使有使天回转使日倒行的伟力,也不能使体内将死的生命再度振起;有些人建立的业绩,可以说达到天地,可是死了也只有被装进小小的棺木之中而已;有些人德行可说是广被于四方之外,然而死了还是照样被埋在一撮土中。雄心被病中之情所摧毁,宏图因为死亡的到来而结束。长远的谋划因为所剩的生命而被迫丢弃,远大的功业,因为短促的人生而被迫中止。他另一方面也感叹这位生前曾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的非常之人物在遗嘱中竟说这些如此微不足道的家务琐事,将会成为后世帝王讥讽的口实。“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其贤俊之所宜废乎?”“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可叹对生命、财产的留恋,便是圣哲之人也是无法忘情不顾的,如此微不足道、不足在遗嘱中挂齿的事情,至死为止都在折磨着这位曾叱诧风云的一世之英雄,他也和一些普通人一样,既迷恋着身前拥有人生,又关心自己死后的世界。

在死亡面前,有人深刻反思检讨自己的一生,在盖棺之前想把人生再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先后当过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宋振庭曾为纪念张志新撰一对联:“千古艰难小生死,万代权衡大是非。”现已在网上传为他的一句名言。他不回避死亡,不仅写了《我怎样看待死》,还在各种场合平静地谈到死,甚至是乐观地看待死。他的秘书曾记得有次他被用担架抬进救护车送去医院时,还对前来送行的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开玩笑说:“老史呀,去八宝山是不是也是这个走法?”他晚年不仅能直面死亡,还直面自己的过失,不断反思自己的一生。在1985年病逝的前半年,他给夏衍写一封道歉信,对其在反右运动中“整人”进行了忏悔。“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在这封信中,他反复多次对历次运动中所伤之人表示自己“内疚不已”。“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顿然彻悟。”“文革”前庭对周扬同志及我公,亦因浮言障目,轻率行文,伤及长者,午夜思之,怅恨不已。”在这封信最后,他说:“病废之余,黄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他是在“黄泉在望”的临终前作一次深刻而真诚的反思和道歉,还一下感情上的欠债。夏衍在回信中对其安慰,同时也进行了反思。

在死亡面前,有人表现出豁达、乐观和超然。在生死大限来临之时,不惊惶失措,不恐惧,而是沉着冷静,幽默洒脱,坦然微笑处之,这应该是人生修炼的最高境界了。道家讲一切顺其自然,生与死同为自然现象。庄子以欣喜的态度面对死亡,他妻子去世了,他在那里鼓盆而歌。佛家勘破生死,认为死是轮回的必然过程之一。《续高僧传》记载:法泰大师住在扬都大寺。有一天生了一场重病,自己觉得已无药可救,于是就索纸题诗:“千秋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惟有夜松声。”他放下笔后,就与许多的大德法师握手辞别,而后端坐俨思,安祥逝去。这样的临终,真是令人肃然起敬。生死在他的眼里,也只是“一滴朝露”,而生命的永恒却是像“夜松声”那样天籁般自然的美好。明代的唐伯虎去世前写了首《临终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短短四句道出了他对人世的失望,而“只当漂流在异乡,”又表现出这位风流才子面对死亡的豁达、洒脱和坦然。2001年,台湾作家邱文周在参加台北市社会局举办的预留遗嘱征文活动时,以一个因罹患癌症而自知不久于世的父亲身份,用一份特别的遗书与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告别。他编织了一个童话,对女儿了说自己这次要躲猫猫好久好久,约定让女儿十年后再问妈妈,爸爸躲在哪里去了。将生死离别的悲痛虽然说得很轻松,也说得很温馨,但却触人心魄,催人泪下。这一场以十年为期的泪中带笑的游戏,传达着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和眷恋,让人感伤不已。在10年后的2011年,终于长大了的女儿给远在天国的父亲写了一封回信,回应了10年前父亲的嘱托,为这场父与女间的游戏完成了感人的结局。这场由一位父亲临终前所编制的一场父女间十年捉迷藏的游戏所蕴含的深深爱也因此超越了人间生死的界限。

“向死而生”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来的,是说人生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有一种死亡的意识,这个死亡意识越清晰,我们的生存可能就会越有质量。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史铁生,他下乡期间患病,在22岁双腿瘫痪,开始和轮椅相伴。他说:“路无法再用腿去趟,只能用笔去找。”他59岁去世,一生在轮椅上度过了近40年,在轮椅上写作了30多年。他戏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后来又被确诊患了尿毒症,最后发展到每隔一日需作一次透析以维持生命的程度。他一生都游走在死亡边缘,从容之至。有人说,当代作家中对死亡的理解,无出其右。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生病最初几年,他几次自杀未遂,他思考最多的是生死问题。在地坛公园的老树下,在公园的荒草边,在那颓墙旁,他默默静坐,他冥思苦想,想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想明白了关于生死的问题。他在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我与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他在《自言自语》里总结出了人生的三种根本困境:一是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二是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三是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人生这些困境都说明人与生俱来的局限是能力与愿望之间的永恒距离,而生命的目的就是不断跨越困境的过程。他把写小说当作能帮自己把三种困境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在北京去世。他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他的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在他死后3个小时,他的肝脏到了天津,挽救了一位高危病人。他以一个残疾之躯谱写了一首不平凡的让人感佩不已的人生壮歌。他在轮椅上的30多年,用思想作脚,驰骋文坛,笔耕不辍,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并获得好评的文学作品,思考人生、探索人世的生与死,感悟出生命的哲学。在对死亡获得清晰的认识后,洒脱而为,用自己的言行在生与死的考场交上了一张完美的答卷,实现了人生价值,活出了人生的高质量,成为人生的楷模和典范。

印度近代著名作家、诗人泰戈尔有一关于生死的名言:“要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也曾说过:“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让我们来到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坦然面对生死。生献身社会,活得有质量,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死归于自然,不问彼岸世界是否存在,像陶渊明所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或如秋天落叶之静美,或如冬天雪花之潇洒,飘然落地,瞬间化为尘埃,融入广袤无垠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