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世侯董氏四杰
金元时代，由滹沱河畔走上蒙古建元、一统江山的历史舞台，建功立业，除了史天泽家族，还有董氏家族，即董俊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南征北战，被元帝引为心腹，建功封侯。
董 俊
董俊（1186－1233年），字用章，藁城人。其家庭世代务农。董俊少年时种田，自称“一农夫”。成年开始浏览书史，擅长骑射，武功高强。
蒙古太祖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伐金战争，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射中者选拔为将。众人都不能，只有董俊一发破的，遂受募领兵。1215年，木华黎帅兵南下，董俊率军归降蒙古军，跟随蒙古军南下，多有战功，因功于1219年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市）事，佩金虎符。
这时，于董俊对峙的，是驻守真定的金将武仙。董俊率众趁夜偷入真定，赶走武仙，真定周围诸城都脱离武仙来归附。1220年春，金朝发大兵增援武仙，在中山的蒙古将领李全叛蒙古，策应金兵。这时董俊屯军曲阳，武仙帅大军，气势汹汹地向董俊扑来，结果，被董俊在黄山下打败。八月，武仙穷途末路，被迫而降。收降武仙后，董俊被封为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他提醒木华黎：“武仙狡猾，不可测，请加以防备。”木华黎赞成他的话，便授于他左副元帅，升藁城县为永安州，其部众号为匡国军，诸事都委托董俊负责。
事情的发展，被董俊不幸而言中。1225年二月，武仙杀害驻守真定的蒙古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史天倪反叛，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旗易帜，只有董俊，虽有战士不满千人，仍孤军坚守。武仙围攻一年多，终一无所获，于是纵兵践踏农田庄稼。董俊高声斥责：“你欲得民众，却夺他们的食，简直无道！这是贼都不做的事。”武仙惭愧而去，董俊出兵追击，武仙败走。之后，武仙暗中派奸细潜入真定城，联络死党做内应，趁黑夜夺取了真定，真定守将史天泽带领步卒数十人，奔藁城求援于董俊。董俊与史天泽联手，夺回真定，平定了武仙叛乱，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
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蒙军围攻开封，金哀宗弃城奔蔡，董俊率兵追杀，遇金朝伏兵，董俊力战身亡，终年48岁。
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蒙古皇帝念他惟知有国，赠“翊运效节”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寿国公，谥忠烈。加赠“推忠翊运效节”功臣，改封赵国公。①（《元史》卷148《董俊传》。）
董俊英年早逝，但他的英风豪气使后人难忘，为此，史书对他评价甚高。
董俊为国许身，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元史》说他，每临阵“勇气慑众，立矢石间，怡然若无事”，既使“中伤亦不为动”。他羡慕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为人，常对人说：“马革裹尸，援固可壮。”所以，每战必持矛冲锋在前。有人谏止，董俊说：“我作为人臣，敌人在前，不赴死，难道偷安避危吗！”
每战之后，将官各报所俘人口，即“献户口”，别人都以少报多，但董俊从不作假，吏请随大流，他说：民户实际少，而以数多欺瞒上报，以后朝廷按户索赋，只好苛征重敛，这是我独得利，而让民众长期受困。
董俊器度宏远，善战而不妄杀，所以人们都乐为之用。大小百战，无不克捷。南下伐金时，凡收归为奴者，他都纵放为民。在他任行元帅府时，有三百余人准备作乱，发觉后，只杀掉首犯，其余全部释放。深、冀间妖人惑众，图谋不轨，牵连数万人，主管官吏提出灭其家族，董俊力请但诛首恶。破沃州天台寨后，其他将官欲掠夺子女，董俊劝阻：“城降而俘其家，仁者不为也。”南征时，被俘南人多愿作其家奴，而董俊“悉纵为民”，全部放归。就是邻境的人有被掠卖者，他也会拿钱赎之放还。他“为政宽明”，在中山府时，“见人善治田庐，”就与之“欢语”，“有惰者，则怒罚之。”所以他的部队供给完备充实，因为民众惟恐他离去。
董俊早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闻名，同时，严格教育后代，常告诫诸子：“我不过一个农夫，天下多变故，我以‘忠义事人’，仅立门户。你们要‘力田读书’，不要有非份之想！”攻克汁京时，他将儒士请到藁城，教授诸子。他曾说：“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①（《元史·董俊传》）
董俊有子九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而文炳、文用与文忠也是元代名臣。
董文炳
董文炳（1217－1278年），字彦明，董俊长子，少年老成。董俊战死时，他才十六岁。带着几个弟弟侍奉母亲李夫人。董文炳聪明机灵，善于记忆和背诵，小的时候就如同成年人一样。1235年，以父荫任藁城令。官府中的同事都是他父亲在任时的人，轻视董文炳年轻，连小吏都不怕他。但是，董文炳兼听明断，以恩立威。没过多久，与他同列的人都心甘情愿地在他手下干事，小吏拿着文书让他签署时，竟然不敢抬头看他，里人也归顺信服。县里很贫穷，旱灾、蝗灾严重，但赋税日益增多，民不聊生。董文炳用自己家中数千石谷子代交赋税，官府才放宽对老百姓的征敛。前任县令因征集军需向私人借贷，放贷者每年加倍收取利息，官府拿百姓的蚕和麦子去偿还。董文炳说：“百姓都很困苦。我作为县令，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应当替百姓偿还。”于是他把自家的田地作价还给放贷的人，又把县里的闲置田地让贫民耕种。于是流散在外的人渐渐回来，几年时间老百姓就可以吃饱饭了。当时正值括编户籍，凡敢隐瞒实情者诛，并抄没家产，他却独出心裁，让民众聚口而居，以减少户数。众人都认为这样不妥。董文炳说：“为了老百姓而被定罪，我是心甘情愿的。”老百姓也有不愿这样做的，董文炳说：“以后他们会感激我的。”于是赋税大大减少，人们都很快富裕起来。邻近县中有告状得不到伸张的，都上书给董文炳，求他裁决。董文炳曾经拜见上级官员，邻县的人都聚在那儿观看，说：“董县令看起来也是人啊，为什么他这样明断如神！”当时官府索求无厌，董文炳抵制不予。有人向州府进谗言，州府有人欲陷害他，董文炳说：“我终不能剥夺老百姓来给自己谋私利。”于是弃官而去。
1253年秋，忽必烈出征南诏。董文炳率部下46人从征，人马在半道相继死去，及至吐蕃，只有两人跟从。两人挟持文炳徒步艰难行走，食尽，只得取死马肉为食，每日行走不到三二十里，纵然如此，一点也没有失去信心，意志越发坚定，相信一定能赶上大军。恰巧使者路过，看到文炳，回到大队说明他的境状。当时文炳的弟弟文忠先从忽必烈，忽必烈即命文忠带五匹马载食物迎接文炳。忽必烈壮其忠，且悯其劳，赏赐甚厚，从此受到重用。
1260年，忽必烈即位，他受命宣慰燕南诸道，回朝后上奏建议宜赦天下，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安定了人心。第二年被擢任山东东路宣抚使。忽必烈组建侍卫亲军，在确定亲军首领时，忽必烈选中董文炳，说：“亲军非董文炳难以胜任。”董文炳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年），李璮在济南反叛，董文炳参与平定。李璮善用兵，董文炳会合诸军将其紧紧围困，李璮不得逃遁。时间一长，李璮气势低落，董文炳说：“李璮已成穷寇，可以设计擒拿。”于是亲自抵城下，向李璮爱将田都统喊话：“反者是李璮，你若能归降过来就是我的人，不要自取死亡。”田都统缒城投降，余众遂乱。董文炳活捉李璮进献给元军主将。李璮的兵军二万余人，勇而善战，主将恼怒他们参与反叛，就分配诸军，把他们秘密处死。按分配数，董文炳应当杀二千人，他对主将说：“这些人都是被李璮所胁迫，杀了他们恐怕有违天子仁圣之意。过去天子伐南诏，有的将士妄杀人，虽是大将亦按犯罪处置，所以不宜杀掉这些人。”主将听从他的意见。然而开杀者已众，都非常后悔。
李璮伏诛，山东还没有平定，于是董文炳任为山东东路经略使，率亲军出行山东。元帝拿出金银符50个付与董文炳，由他决定赏赐有功者。山东乱局得以安定。
后来，忽必烈剥夺世侯权力，连史天泽家族都被免去军职17人，唯董氏没有波及，兄弟几人并在军旅任要职。至元十年（1273年）拜参知政事。这年，他从元军伐宋，多有战功。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进入南宋都城临安。元军班师后，董文炳留守临安。董文炳安定秩序，宋民竟然不知易主。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到临安招纳宋士，董文炳对他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朝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史官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将宋史及注记五千余册北送国史院。宋宗室福王到元京师，遍送重宝与诸贵人，只有董文炳却之不受。宰相伯颜向忽必烈奏称，平宋时，“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忽必烈说：“文炳是吾旧臣，忠诚勤勉，朕素来所知。”于是，拜董文炳为资德大夫、中书左丞。
当时台州、闽中一定还是南宋残余兵力占守，元帝敕令董文炳进兵。进军路上，所过之地，禁止士兵马匹践踏田麦，他说：“百姓的粮食，在仓者我们都吃掉了，长在田里的让你们又践踏了，我们新占之邑的民众靠什么来维持活命？”这与蒙古大军南下肆意劫掠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原南宋的人民感激他，不忍以兵相向。进军到台州，原南宋将领张世杰逃走。诸将争相俘获州民，文炳下令说：“台州的百姓第一次效顺于我们，我方没顾上管理，所以为张世杰据有，这里的百姓有何罪？敢有不释放所俘百姓者，以军法论处！”得到释免的百姓有数万人。至温州，温州还未攻下前，他就下令：“不准俘获民众子女，不许劫掠民众资财。”温州守将放火烧城而逃，董文炳亟命灭火，追擒其将，历数他残害百姓之罪，斩首示众。逾岭进入闽地，百姓扶老来迎，漳、泉、建宁、邵武诸郡都送款来附。闽地百姓感受董文炳德义最深，竟然立庙祭祀他。
元帝忽必烈对董文炳尊崇倍至，他的声位日隆，汉人几乎没有出其右者。至元十四年（1277年），忽必烈在上都，逢北边有警，欲亲自将兵北伐。急召董文炳北上。董文炳自临安北上，及至快到时，忽必烈每日都问他的来期。及至，立即召入。董文炳稽首拜见，说：“今南方已平，臣无所效力，请事北边。”忽必烈说：“朕召卿，意不在此。竖子盗兵，朕自去平定。山以南，国之根本，尽托付给卿。遇有不测之事，由卿便宜处置，再告诉朕。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询卿后再执行，朕已敕令主事者，卿放心勉力。”董文炳推避辞谢，忽必烈不许。他便上奏忽必烈，下诏停止追索货宝，以行安怀之道。他又上奏了一件自己犯有专擅之罪的事。那是他进军泉州时，太守蒲寿庚来降。蒲寿庚为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家资累集以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如果让寿蒲庚镇守东南，一定能够平安无虞。董文炳认为其人可用，而且应该加重他的事权，于是解自己所佩金虎符相予。忽必烈听奏，不仅不予追究，反而大加称赞，再赐他金虎符。
于是，董文炳留其子士选在上都宿卫，本人即赴大都，但不到中书省办公，唯以平素威望抑制阿合马的专权用事。
至元十五年（1278年）夏，董文炳已有病，但仍加任佥书枢密院事。在天寿节，元帝赐宴群臣，忽必烈命董文炳坐在左右丞及诸侍卫将军之上。不久他病笃而卒。赠平章政事，谥忠献。其子士元、士选，均有事功。
董文炳一生牢记父亲“勤苦自食其力，毋贪非分”的告诫，在他去世时，家里“廪无粟，库无财”。
董文用
董文用（1224—1297年），字彦材，董俊第三子。十岁时父死，由长兄文炳教育成人。藁城为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汤沐邑（收取税赋的私邑），1250年太后命选择邑中子弟来朝见，董文用始从其兄董文炳谒太后于和林城。后来，被忽必烈选入藩邸主管文书，经常在帐中和忽必烈讲说，深得信用。宪宗三年（1253年），董文用与其弟文忠从忽必烈征大理，督办粮械，辅佐军务。1257年，受命授皇子北平王、云南王读经。期间，替忽必烈从各地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冶、魏璠晋见。1259年又随忽必烈伐宋，有功。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董文用历任左右司郎中、兵部郎中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他主持开挖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大片水田，招徕四五万户，授予田种，并颁给农具。对开发、安定西北地区起了重大作用。
还有一件事，尽显董文用的胆识和官德。当时宗王只必铁木儿镇西方，其属下横行无忌，向地方需索无算，行省官员不能支应。董文用坐镇幕府，当面晓以法律，加以制止。只必铁木儿下属积忿，向只必铁木儿诬告董文用。只必铁木儿发怒，召董文用，派手下人责问。董文用对责问他的人说：“我乃天子命吏，不是你们这些人所当问的，我要与天子所派遣的王傅辨说。”只必铁木儿即遣其傅讯问董文用。这位王傅是朝中旧臣，文用对他说：“我是汉人，生死不足为计。所恨的是，像宗王这样仁慈宽厚，以重戚的名分镇抚远方，而他的属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损伤宗王的威名。”于是，一一列举这些人做的数十起不法行为。王傅惊起，赶去告诉宗王，宗王即刻召董文用表示感谢。自此，行省府事颇有建树，中兴等路遂安定。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设立司农司，董文用受命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山东因战乱，大部分田地荒芜，董文用巡行劝励，不管多么偏僻的地方都去，走遍了山东各地劝农。五年来，他的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安童奏任他为工部侍郎，以替代紇石里。紇石里是平章政事阿合马的私人心腹。安童遭阿合马党徒谗陷罢相，被派往西北边境。阿合马党徒趁机也构陷董文用，唆使鹰坊都监上奏皇帝：“自纥石里去职，工部侍郎不给鹰食，鹰都瘦得要死了。”皇帝震怒，催促召董文用来处治。于是急捕董文用入见皇帝，皇帝望见，说：“董文用是为你们备治鹰食的人啊！”搁置不再理问。十三年，出任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适逢灭宋后所得图籍、金玉、财帛等北运繁忙，他会集旁郡立驿置法，使运事不废，又不伤民力。
至元十六年（1279年），董文用免官归乡，虽然居所只是茅茨数椽，仅蔽风雨，但他怡然安居。太子多次对御史台谏官说：“董文用勋旧忠良，何以不见用！”至元十九年（1282年）阿合马被杀，朝廷选用旧臣，董文用受召为兵部尚书，从此与闻朝政大事。第二年，江淮行省有的官员欲专权肆为，忌怕廉察官，建议御史台派驻行省的行台隶属行省，书状上到朝廷，集朝臣议处，董文用力主不可，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转任礼部尚书，迁任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专权，暗中勾结贪刻之党，以贪贿盘剥为功，向皇帝建议：“我立法治财，每年会成倍增加，而民不感到受扰。”下诏让朝臣会议，无人敢言。董文用当面责问：“此钱取于右丞之家呢？还是将取之于民呢？取于右丞之家，则不敢说什么；若取之于民，则有话说。牧羊者，每年两次剪羊毛，而今牧人每日剪羊毛而进献，那么主人因为得毛之多而喜悦，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羊毛又从哪里得来！民财也是有限的，取之以时，还惧怕其伤残。今尽刻剥无遗，还哪里有百姓呢”卢世荣无言以对。丞相安童对在坐的人说：“董尚书真乃不虚食俸禄者。”其他参与会议的人出门，都向董文用致谢：“君以一言，折聚敛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啊！”从此得罪于卢世荣。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董文用力辞。皇帝说：“卿家世非他人可比。朕所以任用卿，不是让你管钱谷细微之事，卿当察大政，事有不便，但说给朕。”董文用遂行赴任。行省长官，向来贵重多傲，同列没有人敢仰视，跪拜禀事，如小吏对上官。董文用至，则坐堂上，从容不迫，是非可否，无所迁就，虽数次忤之，全然不顾。帝命于杭州宋故宫建佛塔，官吏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数百人，还要并建大寺。董文用劝阻，推迟修建佛塔以纾民困。第二年，朝廷将用兵海东，征敛益急，官员大肆假公济私。董文用上奏谏止。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任御史中丞，举用贤能之士十余人为按察使、行台中丞，被认为是当时入选的最优者。当时桑哥专权，恩宠方盛，连近戚贵人见之，都屏声静气，恭顺退避。董文用独不阿附。桑哥令人游说董文用，在帝前为自己颂功，董文用不答理。桑哥又亲自对董文用说：“百官都食于丞相府矣。”董文用还是不答应。正逢朔方兴兵，急法暴敛使民不聊生，盗贼蜂起，要求桑哥支持御史台履行职能，不得抑止，违忤桑哥越深。董文用每日与之辨论，毫不屈服，并向忽必烈具奏桑哥奸状。桑哥在皇帝面前诬告董文用，请皇帝以重罪治董文用。皇帝说：“董文用任御史职，有什么罪！并且董文用端正谨慎，朕向来知道，你要善视他。”
后迁大司农。当时朝廷欲夺民田为屯田，董文用固执不可。迁为翰林学士承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董文用受命为皇孙授经。世祖说老人畏寒，就不时召至帐中，敕令近侍亲自为董文用准备膳食。或有赐饮，不要他跪拜。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去世时，亲信的汉人旧臣，惟有董文用尚存。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常召他入帐中问事，升为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诏修先帝实录。
大德元年（1297年），董文用卒，后封赵国公，谥忠穆。
董文忠
董文忠（1230—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1252年，他入侍忽必烈潜邸，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置符宝局，董文忠受命为郎，备受亲信。
董氏子弟，从幼年就在宫中任宿卫，给事宫廷，故此元代诸帝，对他们亲若家人子弟。忽必烈对董文忠极为信任，因董文忠行八，每以八哥、董八呼之而不呼其名。忽必烈曾对皇太子说：“竭诚报国，能在大事上多有建树，只有董文忠能够做到。”
虽然如此，董文忠和父亲、兄长一样，并不对元帝无原则地盲从，而是敢于犯颜直谏。至元二年（1265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领中书，建言上陈十事，忤旨，董文忠对忽必烈说：“丞相素有贤名，秉政之初，人们正观察着，所呈请得不到允准，以后怎么执政？”于是从旁代为奏对，诚恳，实在，犹如自己亲手写的条陈。于是得到忽必烈允可。至元八年（1271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科举，忽必烈召入廷议，董文忠称诗赋无益于治国，科举乃亡国余习，阻止此事。至元十一年（1274年）伐宋，百姓贫困供应缺乏，他上奏免除常年横征。后又请罢官卖农具之税。当时多盗，皇帝下诏犯者皆杀无赦。他奏请当分罪之轻重，不可一概处死。有人告汉人殴伤蒙古人，又有太府监属卢甲盗剪官布。皇帝怒，命杀之以惩戒民众。董文忠进言：“今刑曹于囚罪当死者，已有认罪的言词，还犹必须详查慎议定罪，怎么可以因人一言，马上加之重典！宜交于有司查实，再听后君命。”于是派遣董文忠及近臣突满分核查，查清是无辜受诬，遂下诏恕免。元帝为此责备侍臣说：“在朕发怒时，卿曹都不敢言。不是董文忠开悟朕心，就杀二无辜之人，必然让中外议论。”为此赐董文忠金尊，说：“用以旌表卿的正直。”裕宗也对宫中臣子说：“当天威震怒，董文忠从容谏正，实是人臣中难能可贵者。”当事者太府监属卢甲带着礼物拜见董文忠，流泪致谢说：“鄙人全赖公复生。”董文忠说：“我向来不认识你，所以在危急时出手相救，全是为了国家公正量刑，怎么会指望你回报呢！”拒绝接受他的礼物。
在元朝的特殊情况下，作为汉官，如何处理和蒙古贵族的关系，往往决定能否在官场立住脚。董文用的可贵之处在于不阿附权贵，敢于仗义执言，向行不法的权臣叫板。自宰相安童北伐，阿合马独自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阿合马惧怕廉希宪重新入为相，妨碍他行使自己的权谋，便起奏廉希宪到江陵任职。董文忠却对皇帝说：“希宪是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其久居外任，失去人望，宜早日召还。”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有人忌恨董文忠，欲害他，但是董文忠清廉谨慎无过错，抓不到把柄，于是奉钞万缗为董文忠祝寿，求结交为欢，被董文忠拒绝。
其兄董文炳去世，太傅伯颜推荐董文忠可为相，皇帝让继任其兄宰相之职，董文忠辞让说：“臣兄长有平定南方之劳，可居这个职位。臣只在朝中任给事中，出过什么力，敢冒功居此重职？”
至元十八年（1281年），朝廷将典瑞局升格为典瑞监，典瑞局郎升为典瑞局卿，仍以董文忠任其职，并兼枢密院佥书，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徽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都由董文忠节制。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也改由董文忠掌管，阿合马屡次奏请夺还，都不能得逞。这年冬十月，正要入朝，忽然在家庭堂跌倒，气息奄奄。皇帝派遣中使抢救，救治不及，遂气绝。皇帝伤痛不己，犹希望还会有气息，敕令不要马上入殓。卒后封寿国公，谧忠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