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片
我的母亲张念如祖籍湘东醴陵，那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九十多年前，毛泽东的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以那里为背景的。
晚清以降，湖南名人辈出，醴陵也不例外。不过，有意思的是，醴陵的名人多为武夫，国共两党皆然，文人骚客并不多见，也许真是应了“醴陵蛮子”这个说法。唯一有些影响的知识分子似乎只有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副所长黎澍先生。
共产党方面，李立三1930年代初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解放后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左权牺牲在八路军副参谋长任上，是共和国三十三位军事家之一；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上将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在朝鲜指挥过惨烈的长津湖战役。
国民党方面，程潜、何健都是陆军上将，而且先后担任过湖南省政府主席；还有一位由于在四平挫败林彪名声大噪，他就是第7兵团中将司令官陈明仁。
程潜、陈明仁联手促成湖南和平解放后，“颂公”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新中国的湖南省省长，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曾在中南海的小船上手摇双桨，与这位当年的湘军总司令亲切交谈。
陈明仁则继续军旅生涯，考虑到他与程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所部尚未完全隔断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大西南尚未解放的形势，中共中央允许其暂用“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的番号，直至11月1日才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该兵团司令员。1952年该部缩编为55军时，陈明仁宁愿高职低就担任军长也不肯脱去军装，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个小小的县份，出了这么多如雷贯耳的人物，也是令人惊叹！当然，母亲这个小人物与这些大人物是不太沾得上边的。不过，要说完全无关也不准确。
母亲的祖父张际吉有位未出五服的族弟张际泰，他的亲娘舅就是程潜。张际泰和他的堂兄张际鹏被程潜带出去后，进入了他任校长的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随校并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张际鹏最后的职务是国民革命军第1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张际泰则当过第122军的少将副军长。
外公张国维受这两位族叔的影响，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与宋时轮同期，只不过分在了政治训练班。不仅如此，樟树乡里都村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偏僻角落，前后竟有30多人跟随张际鹏他们从军，有些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
张际鹏、张际泰后来参加了湖南起义。不过，张际鹏最后还是跑到了台湾；张际泰则成了解放军第21兵团53军副军长，但不到一年就退伍成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
其实，外公进入黄埔，更多的是受了邓文仪的影响。外公的胞妹张盛春嫁给了邓文仪的堂弟邓文俊，两人也算近亲。邓文仪对外公多有提携，私交甚笃。
邓文仪也是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一度很受宠信，22岁就成为少将，还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常委，晚年在台湾力推祖国统一。他与邓小平、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90年访问大陆时受到过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族谱里记载，外公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冬染了痨病去世的，那时他是国民党湖南省公路局党部书记长。不久邓文仪回乡省亲，听闻后专门跑到里都看望外公的父亲，唏嘘不已，并在简陋的农舍里住了一晚，留下了400“光洋”。
外婆陈苹是长沙“明宪女中”的学生，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外公陈保生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煤炭行，本来也是殷实人家。不幸的是，抗战初货栈被“长沙大火”烧了个精光，只得在府东街楚怡小学旁边开了个“南食”小店度日，前脸为铺面，后面住家人，最后几乎沦为贫民，日子过得拮据。
外婆生于民国三年（1914）九月初九（10.26），民国二十年（1931）初夏嫁给了做官的外公，彼时尚不满17岁，既当学生也为人妻，勉强完成了学业。
外婆也是命苦，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月外公就病故了，此时母亲尚在襁褓之中，她是那年三月初五（3.30）出生的，她还有位年长一岁的哥哥张星泉。
外公是独子，他去世后，母亲的祖父想让外婆改嫁给本家的一位麻脸侄儿，然后再把侄儿过继到名下，以维持家庭的利益。
然而，外婆毕竟是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女性，无论如何不肯一辈子窝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于是借口娘家妈过生日，抱着不满周岁的母亲跑回了长沙，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里都。
外公去世时，外婆还不到20周岁。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没有着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改嫁。母亲的祖父听说后，说母亲是张家的人，一定不能随了外姓，要求把孩子送回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末，外婆嫁给了燕京大学肄业的陈克昌，彼时其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劳工司谋了个录士的职位。新的外公祖籍浙江萧山，后来祖上外出做官，落户在了鲁西南的济宁府；晚清时他的父亲陈允冀当上了河南开封府的通判，在那里积累了一些产业。
外婆跑回长沙时，传说曾把邓文仪送的“光洋”卷走了，其实这是一起冤案。母亲的祖父母过世后，老屋卖给了族人，翻修时在院子里挖出了一堆光洋，大概就是老人家悄悄埋藏在那里的。
母亲的祖父虽然勉强算个小财主，却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得了那笔光洋后，反倒整日担惊受怕。族人说，外婆卷走“光洋”的风大概就是他放出来的，估计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失窃。他只有二十几亩薄田，唯一的儿子早逝，自己年老体衰，只得雇人耕种，土改时被划成了地主。后来又说要改为“小土地出租”，大舅和母亲为此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最终也没有结果。
外婆再婚前，按照张家的意愿，新夫将母亲送回了里都。母亲在乡下念完小学后，家里不想让女孩子继续读书。此时舅舅已经去了醴陵城里上初中，母亲十分羡慕，吵着闹着要到长沙看她的外婆。由于拗不过她，母亲的爷爷只得将她送到长沙，并且委托族弟张际笃予以关照。
母亲到长沙不久考入妙高峰中学，此时她的外婆黄振坤已家道中落，幸而有张际笃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母亲称张际笃为七叔公，他是杭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彼时在复兴银行长沙分行任襄理，母亲对他感念不已，后来经常念叨。
民国三十八年（1949）夏末，母亲即将升入高中时，湖南“八·五”和平解放，长沙这个饱受兵燹之灾的城市终于躲过了一场战火，欢天喜地的市民载歌载舞，青年学生更是兴奋无比，纷纷加入刚刚入城的解放军。
母亲没有直接去部队，而是报考了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当时还可以报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但那时的学子更倾心于参军入伍。八月下旬，“军大”在《新湖南报》的报缝中刊登了录取通知，母亲榜上有名，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大”湖南分校的校长为肖劲光、政委为黄克诚，他俩都是湖南人，赫赫有名。母亲这批学员分为3个总队，第1总队和第2总队招收了6356名青年学生，其中第1总队在长沙，第2总队在衡山。母亲分在第1总队，大概有3000余人，第3总队则收容了起义军官3310人。
令她高兴的是，母亲在“军大”遇见了本家姑姑张月华，她们年纪相仿，成了同学；更有意思的是，叔公张际泰作为起义将领进入了第3总队，也成了同学，这位昔日的将军腰包阔绰，周日还带着他的侄女、侄孙女下过馆子。
1949年9月30日，中南军大湖南分校要求新生正式填写履历表。一些同学兴奋地说，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我们把入伍时间填在国庆这一天，多有纪念意义啊！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连军校的领导和教员也表示赞同，于是全体学员的入伍时间定格在了那一天。
1980年代末期，这批学员逐步到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然而，由于当时的冲动，他们变成了建国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那批人。离休、退休的分水岭就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定为离休，此日起者只能退休。
其实，合理不合理只能是相对的。一些人曾经提出，我们是在西南剿匪或朝鲜战争中入伍的，虽然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我们经历的战争残酷性一点也不亚于之前，很多人牺牲或是负伤。如果依此类推，后来还有1959年的西藏平叛、1962年和1979年的对印与对越作战等，所以这个问题国家只能在某个节点上划一道线了。
不过，中南军大湖南分校招收的这批学员，的确是1949年8月底入伍的。但是，湖南省委组织部1980年代中期发文：原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原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员为建国后参加革命工作。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依据就是原始档案，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个时候，当初学校的副政委张平凯将军还很健朗，他亲自协调作证，广州军区又为学员们补发了毕业证书，目的是明确他们的入伍时间，但这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大家相约到北京申述，由于牵扯面广，最后总政和中组部联合发文，他们才如愿以偿，终于享受了离休待遇。
中南军大湖南分校如同那时的其他军校一样，都是短训性质的，主要是对具备文化基础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军事培训和改造起义军官。母亲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于1950年6月提前结业分配到了45军135师，同时分去的陈宏康后来长期担任丁盛的秘书。
135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著名的“衡宝战役”就是他们揭开的序幕，405团在副师长兼团长韦统泰的带领下，九个连一字排开从山上直接冲进了白崇禧“钢七军”军部，对歼灭桂系主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平津战役”后四野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母亲报到时，“衡宝战役”已经结束。由于广西匪患严重，45军1950年初奉调十万大山，母亲进入师政治部任副排职文化教员。
广西剿匪结束后，45军134师、135师和44军130师等部队整编为54军，在广东惠阳海训，准备参加解放台湾的战役。但是，朝鲜战争改变了原来的战略，1953年1月21日，部队北上辽东半岛，130师率先入朝；5月2日，135师也进入朝鲜，配属67军参加了金城反击战，战后接防39军驻守朝鲜西海岸，这时母亲成为师政治部机关团总支书记。
1955年授衔前夕，部队女兵大部集体退役，母亲也在其列。她是副连级，最初分配在北京大学工会，母亲觉得自己文化不高，有畏难情绪。她与丁盛很熟，于是央请首长帮忙，丁盛找到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最后转业到天津市委组织部给副部长李超同志当了秘书。
我问母亲，当时你的阅历不深，怎么会选中你来给那位老红军当秘书？母亲笑着回答，大概我的字写得还可以吧！而且部队的干部组织纪律性强，听话！一年多后，母亲到天津四十二中挂职锻炼，担任党支部书记。巧的是，母亲的战友李芳正在这所学校任团总支书记。
母亲在天津时，舅舅张星泉在北京上大学。舅舅出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十四（4.19），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武汉的中南同济医学院，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实在不喜欢这个专业，于是退学重考。好在那个时候机会比较多，很快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的钢铁专业。
舅舅入学的时候，正是中苏蜜月期，国内照搬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美其名曰“院系调整”，若干大学的理工科的系或专业，重新组合成了新的大学或学院。结果起于清末、兴于民国而颇有成就的老大学，被损害变成了两大类：一类是文科加纯理科的综合性大学，一类是只有某些门类的工科、农科、医科的大学或学院。
清华大学与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部分系科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舅舅又变成了钢院的学生，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在北京读书后期，由于母亲有了自己的家，舅舅假期就呆在了天津。这个时候已经实行了薪金制，父亲对舅舅多有资助，令他念念不忘。
舅舅在天津时，周末李芳经常到我家玩，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慢慢地你情我愿谈起了恋爱。李芳是广州人，粤菜做得地道，舅舅对此颇为欣赏。母亲知道后却极力反对，说李芳个子矮，配不上舅舅。但这种事妹妹如何挡得住哥哥？于是终成秦晋之好。
舅舅毕业时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他与李芳结婚后，舅妈很快由天津调到了上海，而且在舅舅单位担任了某个室的党支部书记，理论上成了他的上级。
上海是全国产业工人最多的城市，成人教育1950年代就有规模。1960年4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从全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抽调精兵强将充实师资队伍。舅舅于是被抽调到了该校，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解决了舅妈与他之间所谓需要回避的问题。
这所学校曾被刘少奇誉为“全国半工半读的一面红旗”，后来更名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舅舅在这里一直工作到了退休。不过，文革中他在这里议论“旗手”被人举报，遭到厄运，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十年。这种刑期当时在上海是要被发配到青海坐牢的，但他的专业让上海劳动钢管厂看中了他，于是就地劳改，直到1978年夏彻底平反。
我曾短暂地当过几天热处理工人，粗听过“马氏体”、“奥氏体”这些专有名词。后来我到上海，舅舅得知我的这个经历后，立刻侃侃而谈，而我却听得一头雾水。彼时，他已撰写过据说有些影响的论文，1985年6月的《金属学报》第21卷第3期曾发表过他的《钢中原始奥氏体晶界对（225）-r马氏体形核的影响》，现在百度上还能搜到，他在专业上还是有些造诣的。
舅舅说，在上海劳动钢管厂虽是劳改，但他却是金相热处理的工艺负责人，专业还算没丢吧！但他觉得自己那时似乎得了精神分裂症，怕说梦话走板，夜晚睡觉只得用胶布把嘴巴封起来。说完，苦涩地一笑，那种令人辛酸的面容至今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初中毕业时，学校要求填写履历表，我问母亲如何填写舅舅的情况？母亲告诉我八个字：“久无联系，详情不知”。我想一探究竟，母亲不予理会。后来，高中毕业、插队、招工、上学，关于舅舅，我填写的都是这八个字。
舅舅平反后，我才理解了母亲当时的苦心，那时父亲也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迫害，她不愿让子女在政治关系上雪上加霜。不过，也是掩耳盗铃罢了，组织上其实是无所不知的。
1980年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要求当着本人的面销毁档案中的不实材料，我才发现我的高考政审表中的结论竟然是：“合格受限”，怪不得我只能读个师专。
母亲离开部队后，生活渐趋安定，于是想把她的外婆接到天津住一段时日。老外婆答复，小毛还在上学，她走不开。母亲说，那就带着小毛到天津来上学吧！
小毛是我的三舅，外婆改嫁后，我又有了两个舅舅，二舅叫陈忠恕，三舅叫陈忠良。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春，外婆去开封继承夫家产业时，将他们寄养在长沙的老外婆那里，母亲与二舅、三舅一起生活了两年多，感情很好。
刚开始外婆隔三差五都会寄些生活费回来，以后由于战乱，交通通讯几乎中断，这笔钱就没有了。老外婆夫妇突然要供养三个外孙，变得非常困难。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母亲考上军大后，二舅也想当兵。
小毛舅舅告诉我，母亲在“军大”读书时，有一次头戴大檐帽、身着军裙服，英姿飒爽回到了老外婆家，二舅羡慕不已，吵着闹着也要参军，但他当时年龄实在太小，未能如愿。
不久，他的个子突然蹿了起来，几乎到了一米七，急忙虚报了两岁投军，招兵的人没有看出破绽。1950年春节期间，二舅终于当上了解放军。他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十七（7.5）出生的，那时还不到十五周岁。
二舅所在的21兵团某部驻扎在醴陵，当时大舅高中尚未毕业，还在城中青云山上的湘东中学读书。二舅星期天去找他，大舅显示出了哥哥的气派，很豪爽地从伙食费中拿出了两块光洋，送给了同母异父的弟弟，结果弄得自己那个学期非常拮据，十分尴尬。
1950年底，第21兵团奉命支援广西剿匪，二舅也到了那个风光如画的地方，后来进入玉林医士学校学习战地救护，毕业后随整编后的55军驻防雷州半岛，该军在1979年2月的对越作战中，是东线打得最好的部队。
1957年底，二舅转业到湖南省航运局职工医院，负责血吸虫病防治，后来被送到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学习X光诊断。
二舅转业不久，老外公和老外婆相继去世，其他亲人都不在长沙，联系十分不便，于是二舅拿出转业费，独自将两位老人安葬在了解放山的墓地上。
文革期间，一些医务人员被清洗回乡，职工医院有些忙不过来。二舅于是向医院革委会建议，把那些有专长的医生请回来，结果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批判，隔离审查期间于1976年6月12日从医院四楼坠地身亡，看守他的是航运局的两个工宣队员。
二舅妈雷淑英悲痛不已，航运局和职工医院当天让她签字火化，说这样可以负担孩子的生活费。一个妇道人家，面对如此窘境，不知所措，只得无奈地签了字。但是后来有人悄悄告诉她，二舅是被推下楼的。
文革结束后，小毛舅舅曾去寻找真相，但尸体已经焚烧，也没有法医鉴定，当事人说是自杀，家人又拿不出证据，结果只能不了了之。存疑的是，二舅如果是自杀，按照当时的形势，航运局怎么会给一个自杀者的子女发放生活费呢？似乎有些欲盖弥彰。
不过，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举目皆是，许多问题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但这种遭际轮到个人头上，家人毕竟难以承受。我与二舅始终未能谋面，那一年，他还不到四十周岁。
1956年桃红柳绿的时候，老外婆来到母亲的家中，小毛舅舅也从长沙七中转学到了天津十八中继续学业。
小毛舅舅195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外公卧床不起，老外婆返回了长沙。而母亲又要抱着不满一岁的我去朝鲜西海岸探望父亲，于是外婆就让小毛舅舅从天津去了开封。他十分喜欢绘画，不久顺利考入了开封艺校美术班。
然而，外婆此时经济上也很窘迫。继承的祖产多已充公，她在开封市立徐府街小学当老师，收入有限，不仅要负担小毛舅舅的生活，还要负担小姨陈敏等人读书。学习美术花销又很大，笔墨纸张和颜料耗费不菲，读了一个学期后，渐显拮据，此时已是1958年春天。
于是小毛舅舅想回长沙找工作，而外婆却想让他留在开封的照像馆学徒，好歹也与美术有点关联。但小毛舅舅更喜欢南方的环境，而且二舅已转业回了长沙，他们兄弟从小相依为命，愿意呆在一起。
然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已回不到长沙城里了。1955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了到边疆垦荒的请求，很快引发了热潮。毛泽东当年发出了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二年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而更早的1953年10月1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定》，这就是著名的“统购统销”政策。刚开始只是限制了粮食，后来逐步扩大到油料、棉花、棉布。城市居民需要凭供应关系，才能买到定量的粮油、棉花和棉布。
在这个大背景下，长沙市开始压缩非生产性人员，外地户口限制迁入市区。但升斗小民哪里搞得清这些政策，小毛舅舅的户口从开封市起出后，在长沙市竟然无法落下，虽然据理力争，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
于是只得回迁开封，没想到那边也不接收了。百般周折，最后好歹落到了长沙县五美乡湘阴港表舅左国才那里，由城市居民变成了种地的农民。小毛舅舅是民国三十年（1941）二月初一（2.26）出生的，此时刚满十七岁。
母亲后来对我说，这件事很对不起小毛舅舅，如果没有去天津的一番折腾，本不至于如此，因为知青下乡直到1968年才采取了相对强制的措施。
不过，小毛舅舅毕竟正规初中毕业，而且还上过一段中专，种了两个多月的田后，乡政府就发现了他的才能，于是将他抽调到长桥中学参加师资训练班。新的学年开始后，成为了五美乡小埠港小学的代课教师，后来在那一带辗转了多所小学。
1965年7月，小毛舅舅被长沙县委宣传部选调参加了社教宣传队，算是正式录用为国家干部，文革期间变换了多次工作。他是个聪慧之人，样样在行，年轻貌美的姑娘李兰芳一见倾心，他终于在而立之年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后来以一家企业副厂长的身份退休。
父亲1958年7月从朝鲜回国后驻防四川重庆，不久母亲也从天津调到重庆钢厂子弟中学任党支部书记，一年半后又调到乐山专区夹江县人民委员会当了文教科长，此后又到巴中、雅安等地工作，随着父亲奔波在四川各地，后来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山东。
那个时期，交通和通讯都很不便，母亲与舅舅们也少了联系。我的印象中，大概是1965年，大舅从上海给我寄了一件呢子夹克和一双翻毛皮鞋，十分洋气。然而，在那个提倡艰苦朴素的年代，我怕同学笑话，无论如何也不肯穿，气得母亲最后把衣物捐给了灾区。
大舅同时也给母亲寄了一个软塑料手提兜，天蓝和乳白相间，图案是黄浦江边的大楼，上面印有“上海”两个字，非常漂亮。同样，那个包当时在川西小城雅安也显得太扎眼，母亲不好意思用，最后被保姆婆婆拿去买菜了。
文革期间，母亲和舅舅们都遭了难，天各一方，彼此音信皆无。再聚首时，母亲和大舅都过了知天命之年，小毛舅舅也年近五旬，而二舅则没能等到这一天。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几十年又溜走了，大舅驾鹤西去，母亲和小毛舅舅也已进入耄耋之年，而我也年逾六十，人生就这样快要结束了。趁着母亲和小毛舅舅记忆还都清晰，我把他们讲述的悲欢记录下来，不知后人有无兴趣。
其实，个人和家族的际遇只是茫茫尘世中的一粒尘埃，在历史的长河中连一朵浪花都溅不起来。但是，家国相连，见微知著，千千万万这样的故事汇聚到一起，也许就能构成我们民族乃至国家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