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队士兵抓俘虏                   

 1951年3月1日,我在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文工队,从辽宁长甸河口跨过冰冻的鸭绿江,经过18天夜行军,到达朝鲜黄海北道的谷山。当时我年仅16岁,是文工队首批挑选入朝的30名精干队员年纪最小的队员。4月中旬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是从西线展开,我师是中央突击的二梯队,因敌人是白天守、晚上撤,我们也就跟着三十四师前进至距汉城60里的抱川,进攻暂停,部队休整。5月,彭总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将十二军配属九兵团火速直奔东线,打击李伪军。我师任务十分艰巨,要从美李军结合部杀出一条血路,直插敌纵深,实施战役包抄,配合二十军、二十七军正面突击。

 5月12日这天在进军途中,我们被两架美国野马式战机发现,接着又来了4架美机“油桃子”轰炸扫射半个多小时。当我看见一架野马式投下一枚大“炸弹”,斜飘下来越来越大,我迅速向一块大石头后面趴下,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四面一片火海,臭气难闻,原来是一枚凝固汽油弹。这时我的右脚被烧着,敌机仍在轰炸、扫射,要想扑灭脚上的火实在不容易,最后用当干粮的抄面捂下才将火扑灭。我一看被烧伤处的表面像一块白色的豆腐皮。敌机飞走后,清点人数,我们文工队一死三伤:饲养员被炸断了双腿,因流血过多牺牲;副指导员王平被炸弹打伤了头;通讯员被机枪打穿了手臂;我的右脚被烧伤。队长和指导员见我脚伤,行走艰难,叫我到后方医院治疗。我想,刚入朝两个月还没有见过敌人,就让敌机给打伤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曾经宣过誓,“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晚上部队进发后,我不肯去医院,找了一根棍子,一咬牙,强忍伤痛,一瘸一拐地追赶着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追上。后来被三位收容队的队员收下,他们是陈土骅,四川参军的知识分子;沙止乙,参加过淮海、渡江两大战役的老兵;邹全,是位美术工作者,他是因为个子大,身高1.80米,部队发的鞋都太小,没办法穿,行军相当困难,后来拾到一双美军的套鞋,他把鞋前头剪了一个洞,大脚指顶在外面,坚持前进。

 5月16日,我们4人前进到昭阳江边内坪里,又收容了两名掉队战士,一名是九十二团的一位副班长(浙江人),还有一名是卫生员,可惜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没有地图,也没有通讯工具,不知道部队在哪里,只知道南方北方、前方后方,我们决定朝着有枪炮声的方向继续向前走。谁知前面的枪炮声,正是三十五师攻打加里山。我们走到一片小树林时,一排子弹打过来,我们赶紧卧倒,占领有利地形,副班长眼疾手快,用转盘枪回敬了72发子弹,接着卫生员连投了两个手榴弹,压制了敌人的火力。陈士骅乘机用英语向对方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入朝时我们都学了几句英语)结果起了作用,对方举着白手帕一边摇一边叽哩哇啦喊着什么,他们投降了。陈土骅是我们的土翻诨,经过问话后知道,他们是美国第2师23团,从加里山溃退时掉队的,一共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上尉军官,三十多岁;一个是老兵,一个新兵。没想到掉队的碰上了掉队的,结果美军掉队官兵成了志愿军掉队指战员的俘虏。我们缴获了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一副望远镜。军官胸前挂着一个皮盒子,我以为是指南针或罗盘,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幅全家照片,他与妻子,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说他们也不愿意到朝鲜来打仗,上面的命令,没办法……。

我们押着战俘不知道往哪里走,也无法优待俘虏,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我们又走向内坪里,那里有个野战医院,正好遇到三十五师攻打加里山抓获的一百多名俘虏,我们将俘虏交给了他们,卸了一个包袱。当晚,战况突变,敌人重炮全部打在我后方北汉江边的公路上。大约是5月21号,因激战5天,部队粮弹已尽,开始撤出战斗,敌人趁机反扑。第二天早上,我们和一些能走的伤员爬上山顶,看见后退的公路上有敌人的坦克和汽车,敌人已切断了公路。我们必须尽快翻山突围才是明智的选择。上午押战俘的部队趁天下雨先出发,我们一些伤员下午翻山到愉村里时,发现上午突围的部队、伤员、担架队以及一百多名美俘,遭到敌人坦克、大炮、飞机的袭击,伤亡很大。被我们抓的3个俘虏也没有逃过厄运,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了。我们潜伏起来到黑夜,从北汉江边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白天隐蔽,夜晚行动,数日后才回到部队……。

40年后得知,我们这几个“掉过队”的同志,陈士骅从九十一团转业到南京。邹全转业到江山广播站。沙止乙回河南,离休。我转业到金华市供销社。至于那位副班长和卫生员不知去向。我想,如果他们能够看见这篇文章,一定会为那场50年前的战争,引起深深的回忆……。   

                                                                                                              1595308916107755.jpg                                                那天踩到了地雷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我在志愿军第12军31师文工队,这是我第一次上战场。因31师是12军的第二梯队,所以在34、35师向前进攻时,我们跟在后面跑。

部队前进到三八线上的涟川汉滩江时,因桥被炸断,大家坐在河边的沙滩上休息,准备过河。照例女同志和小同志都安排在队伍的前面,此时从后面匆匆忙忙赶上来一队人马,想抢先渡河。带头的刚走到我的身前,“轰”的一声巨大爆炸声响,气浪把我和任红举同志掀倒在地,沙土埋了一身。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前面的照明雷又炸响,刹那间像“遍地开花”焰火,黑夜变得一片通明,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是谁踩响了地雷?!就听见在队伍后面的副指导员王平着急的大声喊叫着我们的名字:“任红举, 郝履善!”我答应:“在这里。”任红举不急不忙的爬起来摘下帽子,一边拍打着身上的沙土,一边用北京话说:“没事儿。”一付满不在乎的腔调。不过这也是他常用的口头语。

我俩到是没事,可身旁的女班长黄丽英就吃了苦头,满脸是血,直摇头不会说话了,原来一块地雷弹片从腮边打入到舌头。通讯员刘立德也“哎哟、哎哟”的叫起来,他的臂膀被打穿了,不得不把手中的司登式冲锋枪交给别人。

一阵混乱后才弄明白,夺路向前的是师卫生队的同志,领头的一脚踩响了我们身边的地雷,他的一条腿当时就不见了。还有一位同志更严重,背上炸开了一个洞,可以看见肺叶还有呼吸在上下蠕动,但他没有任何声响,可能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文工队留下几个人照顾伤员和用担架抬上黄丽英同志,其它队员不敢再大意,一个一个踏着前面同志的脚印,小心地离开这是非之地——雷区。

过河后,翻越一道山梁,没走多远就宿营了。天亮后才看清这里昨天刚经过激烈的战斗,阵地上一股未散的硝烟味,我转了一圈,有幸在敌人撤退后的掩体内,找到一个五磅重的大罐头,真是如获至宝,和牟楠同志一起,好不容易用卡宾枪刺刀把它撬开,一看多少有点失望,原来是一罐水,用刀一捞,下面是樱桃。管它是什么,能吃就行我俩还是饱餐一顿(喝了一肚子樱桃水)。多余的也没浪费,不记得是谁又拿去“美餐了”。

太阳下山时,我又跟着队伍向距汉城六十里路的抱川前进了。我记得这一天是1951年4月26日。15天后,我就没那么幸运,也就在5月12日,被美国飞机的凝固汽油弹烧伤了右脚……。

                                                                                                                               ( 作者   郝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