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早年任新四军《抗敌报》社记者，于1949年10月第一批奉调进入最高人民检察署，历经检察机关三起三落，又参与了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工作。1982年离休。今年102岁。最高检察院的同事登门向老人祝贺生日快乐。老人精神烁烁，耳聪目明，喜欢读小说，除了读丈夫翻译的俄罗斯小说外，特别喜欢读金庸的小说。
她丈夫是著名翻译家金人。他翻译出版苏联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还有《母亲》等几十部作品。在所有的俄罗斯长篇小说中，最让我觉得平易亲切的，是《静静的顿河》，可与《战争与和平》比肩的鸿篇巨著。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凭《静静的顿河》获得1941年的斯大林奖金和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这部所谓的红色经典，其实和当时苏联主流文学截然不同，它处处流露出对苏联“国家乌托邦主义”的颠覆，被称为“红色经典”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小说中对布尔什维克的残酷无情进行了彻底的描述，异常准确地向世界展示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充满悲剧感的历史画卷。金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能选择翻译这部作品，将它介绍给中国观众，是要有一定胆量的。不幸的事总是要出现的。“文革”期间，肖洛霍夫在中国“反修防修”运动中“不幸”沦为“最反动的作家”，他的《静静的顿河》也随之成为最大的“毒草”，翻译此作品的金人也遭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并因此丢掉了生命。
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写了文化部十个在干校劳改的死者。金人就是那十人之一。关于金人先生的获罪和死亡，韦君宜的叙述，拢共不到300字：“第七个是金人，这一位翻译家，本来并无什么罪状，在社里（指人民文学出版社，金人就是此社的一位翻译）又和大部分群众水米无交。他之所以作为‘反革命’被揪出来，是由于造反派普查人们的历史，查出了他当年原是共产党员，还是沈阳市的负责人。苏联部队和国民党部队进沈阳时，把他找出来，不知叫他办了个什么手续，这下子把党籍弄掉了。他自己对此从不隐讳，本无可斗，但还是循例斗了，戴上帽子，赶到向阳湖。他年龄既老，身体又坏，造反派手中没材料，本来就对他没多大兴趣，于是让他跟一群老弱病残去丹江。丹江是我们干校丧失劳动力的人的收容处，免了这群老弱病残的生产任务，却让他们自己种菜、拉煤、做饭。中年人都不去。谁知道他们怎么干的？反正金人就死在那里了。”
刚刚六十出头，实在说不上年老；但是，体弱，多病，无论对于老者，还是年轻人，都是苦难，如果还得不到宽恕和照顾，还要继续强制劳动，那实在等于置之死地，断无活路。而作为“人民的敌人”，如金人先生者，活着有罪，死有余辜，一条命贱得与蝼蚁无异。所以，金人如何死的，别人自然无须萦怀，韦君宜也无法得知更多。 我们甚至家属都没有更多信息。
金人一生用过四个笔名，“金人”也是笔名之一，其中“近仁”尤其耐人寻味——“金人”是“近仁”的谐音。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说：意志刚强、性格果决、秉性朴实、言语谨慎，这些接近仁。金人先生的道德理想，是做一个心性温厚、谦光自抑的仁者。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时时处处与好人为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于人有益、与世无争的人，竟然成了一种奢望，而运交华盖、客死异乡，则是一种在劫难逃的命运。
在《静静的顿河》里，被子弹射中的阿克西尼亚，死在葛利高里的怀抱里。“太阳在热风阵阵的晨雾中升到沟涯上空。阳光照在葛利高里没戴帽子的头上，照得他那浓密的白发银光闪闪，滑过他那苍白的、呆板、可怕的脸。仿佛是从噩梦中惊醒，他抬起头，看见头顶上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轮闪着黑色光芒的太阳。”天空和太阳一瞬间都变成了黑色的。
“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着的。”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的这句名言使我们可以想象，金人一定是在丧失了自己的任何一丝希望之时才走到生命的尽头。“草原虽然宽广，道路总是狭窄的。”肖洛霍夫的语言总是那么精准。
我不知道，临死的时候，金人先生是否想起了不幸的阿克西尼亚，是否想起了命运多舛的葛利高里，是否想起了那轮可怕的黑色的太阳。但是，我可以断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只要还有人阅读《静静的顿河》，金人先生就会像阿克西尼亚和葛利高里一样，活在一个宁静而永恒的世界里，在那里，没有残酷的斗争，没有无情的折磨，只有无边的爱和无尽的欢乐！
在祝贺张琦前辈102岁寿辰的日子，写出了上面的这些话，除了对张琦阿姨的敬佩与祝福，也是对人生对生命的警醒。“生活总是用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着人类。”“不要向井里吐痰，也许你还会来喝井里的水。”记住金人翻译的这些肖洛霍夫的名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