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胡耀邦

  

        张兴让是一位传奇老人,1934年出生,1952年入伍抗美援朝,24军72师司令部机要科机要员,1953年冬在朝鲜西线军部负责收发电报,1956年晋升正排。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军籍党籍,此后22年忍辱负重低头做人。改革开放使他回归复位,重塑人生辉煌。经历人生跌宕起伏、成为大悲大喜的悲喜剧大师。


  “思想者”张兴让

  他是企业家,更是“思想者”。“思想者”张兴让这一称谓是30多年前《企业家报》给他加封的。这是当年记者采访张兴让的一篇报道的标题,即使今天看来这标题仍很抢眼。

  他曾是石家庄一张亮丽名片,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率先冲破旧体制藩篱、大胆进行企业改革的先行者。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企业横向联合,并借鉴西方管理模式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有效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企业巨轮由近海浅游向着深海远洋进发;由舢板单行变成联合舰队。他由此获得国家企业改革发明奖,被誉为“张联合”,“中国的罗素”。

  他从此头上有了许多耀眼的光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企业最高奖金球奖获得者、享受政府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频频见诸报端媒体,享誉大江南北。

  在改革开放的厚厚书页里,1988这一年,原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因发明“满负荷工作法”名震全国。

  企业改革的标杆,最早一批吃螃蟹的国企承包者,“中国科学管理之父”……一大批的描述与赞誉背后,是抱怨和骂声、非议与误解,因他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成为众矢之的。

  他这一代改革者,在严厉的体制约束下,在民企竞争中逐渐退潮。退休后,他埋头钻研人性,试图重新反思改革得失。21世纪到来,也揭开了这位古稀老人的世纪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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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管他叫“张联合”

  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的第六个年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如火如荼。

  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城市里也涌起了一股公司承包的热潮。这其中,最耀眼的人物是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他不仅承包该厂并使其扭亏为盈,而且放言在全国20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厂。一时间,马胜利成为闻名全国的改革英雄、亏损企业的“救世主”。与此同时,石家庄另一位刚刚走马上任的厂长张兴让,也正踌躇满志。48岁的张兴让承包了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承诺第二年的利税猛增100万元,并且以后每年递增100万。增100万是什么概念?塑料厂1983年的利税只有136万元,几乎要翻一番。张兴让深知困难之大,为了完成承包任务,他必须向主管部门要权——原材料要有采购权,产品要有自销权。

  张兴让开了口,并幸运地得到批准。因为当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给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张兴让欣喜万分,立刻自行寻找合作的原料供应商和销售代理商,一个“联产、联销、联营”的企业联合体呼之欲出。

  1984年6月23日,烈日炎炎,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内人头攒动。石家庄市东方塑料联合公司正式挂牌运营。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第一家横向经济联合体。联合公司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中国企业改革的一大步。它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供销之间人为设置的壁垒,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当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北考察,他说:“马胜利搞承包比较好,张兴让搞联合比较好,干脆一个叫‘马承包’,一个叫‘张联合’吧。”从此,“张联合”越叫越响,人们甚至忘了张兴让的本名。

  企业“抱团”的效率惊人。1985年,石家庄“一塑”完成利税336万元,不仅超额完成了原定目标,甚至提前完成了次年的目标。


  全力推行“满负荷”工作法

  又一年春暖花开,当职工们沉浸在效益好的喜悦中时,张兴让却准备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

  1985年5月,他带着考察小组,赴日本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考察。偌大的厂房只有寥寥数名工人,轻敲按钮,一件件花色精美、质量优良的人造革产品源源不断地下线。日本企业的高效令他震惊不已。再一打听,日本同规模企业只有120名工人,我们却有806人;人家年产量有8000多吨,我们只有4000多吨;人家年均产塑料制品67吨,我们只有5吨,人均效率是我们的几十倍。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张兴让发现,每天,我们的工人实际劳动时间只有2小时18分钟,而日本工人是7小时30分钟。要提高效率,必须杜绝“磨洋工”,让工人们“紧张”起来。张兴让针对国企弊病,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管理改革,只有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才能最大程度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满负荷工作法。1984年一塑主要设备的开车率只有40%多,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设备常年睡大觉。而要求设备运转满负荷后,主要设备的平均开车率必须达到90%以上。同时产品质量、经营、物料使用、资金周转、费用降低和人员工作量安排等都必须达到满负荷。

  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张兴让决心打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他把“铁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制,将职工的劳动量与个人报酬挂钩。这样一来,尽管劳动量加大了,但职工的收入也得到大幅提高。


  遗憾是没能砸烂铁饭碗

  一台四辊压延机,原本由18个人一起操作,“满负荷”操作后只需要6人就能完成,那么富余职工何去何从?随着改革的推进,张兴让亟需解决冗员问题。

  在“企业办社会”的年代,医院、学校、澡堂等全被企业包办,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正是国企的通病。当年一塑仅二三线员工就多达322人,占全厂职工总人数的40%。非生产人员过多,不仅挫伤了一线工人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了劳动效率的提高。

  张兴让决定精简机构,将附带的服务单位分离开来。把与塑料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服务性部门分离出去,另起炉灶,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并逐步面向社会。当年承包出去的第三产业仅一年就创造了200多万元利润,企业大包袱一下子变成了摇钱树。

  尽管如此,“满负荷”的理想状态,“一塑”从来没有达到过。张兴让决定:让劳动力社会化,彻底砸掉铁饭碗。他让在厂职工全部下岗,同时成立“劳动服务公司”,由职工和公司进行双向选择,重新竞聘,持证上岗。此举遭遇了空前阻力,不仅厂内阻力重重,来自外界的谩骂更是铺天盖地。工人们都把矛头对准了张兴让。“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80多封来信。很多人骂我,说我损害了工人利益。所谓满负荷工作法,只是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一种技能。”最终,竞聘合同制在内外压力下夭折,这也成为张老至今的一件憾事。


  产权改革来解围墙内困局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牌明星“一塑”步履蹒跚。产品没有升级,财力渐渐不济,失去了竞争力,“一塑”于2000年黯然停产。

  退休之后的张兴让,开始埋头研究人性。满负荷工作法,曾给他带来荣耀,但也引起了不少误解。他反思自己,反思改革,更反思人性。“哪些谩骂的人,是对满负荷工作法的本质不理解。不严格管理,企业效益江河日下,怎能谈得上职工利益?”一向温和的张老,禁不住高声反问。

  张兴让说,生存性是所有动物以及人类的本性,但为了追求生存,人们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长远利益往往不被重视。很多人以为端着铁饭碗就可以磨洋工,殊不知当企业失去竞争力时,每个人的铁饭碗都将不复存在。

  2012年,78岁的张老继《利益论》、《人性论》之后,又推出了最新作品《人性的新大陆》,从人性的角度对满负荷工作法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觉得,当前我国依然面临国企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满负荷工作法应当重新得到重视。

  有人评价说,张兴让是短缺经济时代的英雄,也是过剩经济时代的失败者。他这一代改革者筚路蓝缕,才有了中国改革的火箭往前推进的一步步动力。但因为没有解决企业的所有权问题,他推行的激励机制遭遇了基础制度的掣肘,只能是“围墙内的变革”。后来,在产品创新、与民企竞争方面,他也渐渐滞后于时代步伐。

  回首张兴让的历史,让我们对于改革初创阶段的历史约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1992年,当二次改革的大门洞开之时,他的光环退潮,也让新一代的企业家清晰地看到,产权改革才是改革新抓手。


  作为一个石家庄人,举凡五十岁以上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张兴让、马胜利的。他们曾是享誉全国、光环缭绕的著名企业家。那时我正在主办一张全国发行的《企业家报》,办报使命使我们更多关注他们,关系就比常人走得更密切一些。以后世事沧桑,我们相继退出体制后,联系就更少了,算来分别已有二十来年。

  两年前的那个盛夏,我们兄弟俩在他家附近的燕山大酒店见面,一杯清茶,促膝长谈,谈往昔,话今朝,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怨如诉,唏嘘慨叹……

  张兴让是河南省宁陵县人,在改革大潮中,他勇于创造、勤于思考,在企业内部大胆进行改革和管理。张兴让曾受到几任中央总书记的接见,是几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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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张老,一刻不曾停下学习进取的脚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影响中国管理的历史人物和管理事件,曾经是鲜活的。研究今天的科学管理,十分有必要去了解当年从石家庄走出去的著名企业家张兴让、马胜利等人的管理实践。这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

  中国史书里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之道,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待历史,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做出新的总结。

  张兴让是我国倡导科学管理的先行者,曾被誉为“中国企业科学管理之父”。他发明的“满负荷工作法”可与罗素的“科学管理”相媲美。“科学管理”就是要求“把多余的动作都去掉再干”,而“满负荷工作法”就是“别闲着,多干更好”。我们需要把好的东西继续下去,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管理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家认为,从今天的视野来看当年的张兴让,他虽然是最早一批吃螃蟹的国企改革者,但他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自主经营的企业家,因为从始至终,他都在严厉的行政约束之下,在国有企业的围墙内进行改革,所以,他根本找不到突围之道。

  回首张兴让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对于改革初创阶段的历史约束,有更深切的了解,也对中国在变革中逐步建立正向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以及在建立机制过程中的行政改革的滞后等因素,有切身体会:他们建立激励机制时遭遇基础制度的掣肘,无法实现产权改革与用人机制的根本改革。

  今天的张兴让已退休多年且退出政治舞台,淡出人们的视野,他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那样,每日进出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挑选那些便宜而时鲜的蔬菜副食供家人享用,只不过张兴让是个善于思索,富于担当道义和家国情怀的有思想的老人。

  前些年他和老伴来到在南非创业的儿子家中欢度晚年。在异国他乡的张兴让或许举目无亲,语言有障,使他较少社交,足不出户,这使他有十分充裕的时间去研究他感兴趣的那些理论和人文科研课题,只不过不再是企业管理,而是《人性论》《利益论》这些艰深的理论课题。每有研究成果,完成一篇论文,他总是首先给我发来电邮,与我共同切磋,并多次打来越洋电话,请我帮他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发表。


  张兴让迎来人生第二个春天

  石家庄家喻户晓的著名改革企业家张兴让,一生历尽劫难,人生跌宕起伏。他本人也成为建国以来第一位由于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而荣获国家级发明奖的企业家。这一段可谓他人生的第一个春天。

  退休后,张兴让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清华大学企业家特训班特聘教授。现已完成百万字的理论著述多部。

  张兴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他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即便被打成了右派,由一名军官被强令解甲归田。但他几十年忧国忧民,从未停止过理论探讨。我理解所谓思想者,就是假如我今天思考一件事情,那我今天就是一个思想者。

  思考的时候,我们总会触类旁通,于是一个又一个问题都如雨后春笋一般活灵活现在眼前,接着一个一个去想一想。思想者其实与一个孩子的梦想差不多。用这种对比的手法,表达出思想者的广度与深度。

  要理解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必须理解张兴让;要理解张兴让,必须理解他的多舛命运和坎坷人生。当一个时代淡忘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时,那一定是被私利和欲望主宰的时代;当一个时代还有人去记述一位思想者的灵魂轨迹时,这是这个时代的幸事。

  86岁张兴让的思想永远是丰盈的,思想者的灵魂永远不老,当思想者的永恒成为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时,说明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有思想的时代。

  石家庄当年曾是一个盛产企业家的城市,如今那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像流星般陨落了,为之鼓与呼的《企业家报》也被摧残夭折了。惟有张兴让的那些思想还在闪烁着些微光亮,我们祝愿他在思想者的路上走的更远!

  由此,老战士张兴让将迎来以退休后理论研究成果为特色的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们应当为他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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