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泽：名将贤相，还是汉奸？
上下2000年，发生了多少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和事都能得到正面评价。有的人建立了奇功伟业，在今天，却颇有争议；有些看似轰轰烈烈的大事，在历史史册却被记入另册。功过是非，如何评说？
在滹沱河流域，功成名就的历史人物，在今天引起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史天泽了。
史天泽（1202—1275年），字润甫，原籍大兴府永清县（治今永清县永清镇），善骑射，勇力过人。1213年随父史秉直归降蒙古，其后随长兄史天倪驻真定，迁居获鹿（鹿泉）岳村（现石家庄市区）。在这里，开始了他建功立业的人生旅途。在蒙古军队进入中原，灭亡金朝时，他和其父、其兄立下重大功绩。在元朝军队南征灭宋时，他两次领兵出征。他主持中书省，协助忽必烈，为开创元帝国的一统江山，多有建树，以致历五朝，均受倚重，成为有元一代汉人官至右丞相的唯一特例。所以，尽管正史——《元史》对他评价很高，但是后人还是颇有争议，在民间，时不时能听到有人将他划入另类——汉奸的主张。
史天泽到底是值得称道的名将贤相，还是千夫指的汉奸卖国贼？让我们抛开狭隘的感情因素，还原那段历史吧！
正定南门史天泽像
人生之旅在乱世中起步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史天泽的人生之路是在乱世中起步的，也是在乱世中定格的。
公元1202年，在古燕腹地的永清，一个婴儿呱呱堕地。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男娃了，既没有红光罩屋，也没有紫气贯顶。可是，谁又能想到，这位史家三公子，日后会成为名噪中原的元帝国封将拜相的名士？
史家，一个财力雄厚的乡里大姓。史家的发家史，是上天的眷顾？还是人们骨子里渗透的“善恶因果”所至？总之，史家的发迹，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该着发财，走路跌个跟头，都能拣块狗头金。这不，史天泽的曾祖史伦，在建房掘地时，意外地挖出了许多金银财宝，家道一下子兴盛起来。这史伦，从娘胎里带出，骨子里渗透着豪侠之气。年少时就在乡里仗义行侠，这一下意外发财，他既不做吝啬鬼，也不当看财奴，有了钱，就往大了折腾，建立家塾，招徕学者，养活豪士。有一年大饥荒，史伦发粟8万石作为赈灾粮，大批人都争着依附到他的门下，使史家成了闻名河朔的豪强大户。以至史伦死后，河朔诸郡结清乐社40余处，每社近千人，岁时挂史伦画像祭祀。到史天泽的祖父史成珪时，继承家风，遭遇战乱时，能散发家财，结交四方豪士，自己仅留仓粟。
到了史天泽时，他偏偏生不逢时。这时，正是金朝末期，金朝统治集团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是腐败不堪，再加上蒙古军队南侵，国家衰乱，民不聊生，各地地主武装多据地自保。史家的土地主的安稳日子怕是过到头了。
也许，他又是生而逢时的。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不是生在金末战乱年代，他的人生轨迹，也许和祖辈一样，在当地做一个输入进出、仗义疏财的大豪绅。正是战乱，改变了老史家祖辈走过来的人生轨迹。
那是在史天泽11岁的1213年，蒙古太祖八年七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南下攻金，进至河北一带。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平时爱读书，尚义气，在当地很有影响。这时，史秉直率众乡里数千人，到涿州蒙古军太师木华黎军门归降。史秉直有三个儿子，长子史天倪，次子史天安，幼子史天泽。
这时，蒙古军队初入汉地，正需要汉人来帮助治理。木华黎自然毫不犹豫就接受史秉直家族投降归附，并要任用史秉直。史秉直推辞，只是荐其长子史天倪。木华黎即以史天倪为万户（蒙古官名，本为世袭军职。元朝建立后，在各路分设万户府）。史秉直归附蒙古以后，便尽心尽力地为蒙古统治者服务，由于他很会办事，又有名气，远近前往归附的竟达10万余家。第二年，史秉直从木华黎攻金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因功授行尚书六部事，主管粮饷，保证了军需供给。
在史氏家族的面前，铺开了另一条光明大道。
也是在这一年，史天泽的兄长史天倪面见成吉思汗。良好的家庭背景，造就了史天倪不是庸碌之辈，他所奏奇谋大计，让具有一统中华大地宏图大略的成吉思汗眼前一亮，遂摈弃族属界限，将史天倪引为股肱。成吉思汗赐给史天倪金符，授予马步军都统，管领24万户。第二年又授予右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1220年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守真定。史天泽任帐前军总领，举家迁居获鹿岳村（现石家庄市区）。
1225年，史天泽23岁。这年春天，一件意外的事变，使史天泽代替大哥史天倪，走上政治前台。
事变发生在真定，这是一次军队叛乱。
叛乱是由副帅武仙发动的。武仙，威州（治今井陉县东北）人，在蒙古军和金军争夺河北中，聚集乡兵，被金朝进宣抚使，封为恒山公，总领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等地。《金史·武仙传》说，和他同时封授“公”衔的九公中，“财富兵强恒山最盛。”但由于大势所趋，不得不投降蒙古，做了史天倪的副手，共同治真定前后达6年。但武仙不甘居于人下，伺机反叛。1225年，武仙的党羽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反叛，史天倪将叛军剿灭。武仙设宴邀史天倪，在宴席上杀害了史天倪，割据真定。
叛乱发生时，史天泽不在真定，他正在护送母亲去北京的路上。在途中闻讯长兄被害，史天泽不顾府僚逼迫他到燕地避祸，毅然南还。沿途一路收集逃散的部众，至满城，已聚集甚多。一面紧急向孛鲁（木华黎之子）报告，请发援兵。孛鲁派蒙古兵三千人支援，并承制命史天泽袭其兄长军职，为都元帅。此时，二哥史天安也率兵赶来，另一位汉将军易州定兴人张柔亦派兵支援。史天泽在诸路军的支援下，进兵卢奴（今定州市）。武仙部将葛铁枪率万人来战。史天泽身先士卒，生擒武仙骁将葛铁枪，攻克卢奴，略无极，拔赵州（今赵县），一举收复真定，武仙落荒而逃。
此后，在灭金的战争中，史天泽率兵征战，屡立战功。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正月，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亡。史天泽率兵还真定。
以安定真定为己任
真定是史天泽起步的地方，也是史天泽腾飞的地方。正是在真定这个宽广的舞台，史天泽奠定了辉煌人生的基业。
真定是连接中原和大漠的重镇，金、宋、蒙古三股势力，都千方百计要把真定掌控在自己手里。因此，这时的真定，便成了你争我抢的对象，处于动荡之中。安定真定，成了史天泽的首要职责，也成就了他官宦生涯的奠基之旅。其值得称道的主要功绩有：
一是守护真定。
安定真定，就要让真定远离战火。但是，在战乱频仍中，做到这一点，何其难？第一个不让真定安宁的就是武仙。对武仙来讲，本来费尽心机，略施小计就把真定掌控在了自己手里的，就要舒舒服服地作真定王，没成想，还是被黄毛小儿史天泽赶了出来，如何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就同南宋大名总管彭义斌暗中联合，要让真定再次变天。大战再次展开。史天泽选拔精锐士卒为先锋，自率铁骑继后，向彭义斌发起攻击，一举消灭了彭义斌。武仙不甘心，战场打不赢，就另谋他途，暗中派奸细联络死党，在真定城内大历寺集结，以为内应，趁黑夜攻占了真定。史天泽措手不及，只带领步卒数十人，逾城东出，奔向藁城，求援于藁城守将董俊。董俊把精锐数百人交付史天泽。史天泽率军连夜赶赴真定，与笑乃歹合兵，又夺回了真定。武仙逃奔西山抱犊寨。
重新夺回真定后，史无泽一方面招集流散，抚恤穷困，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修缮城壁，加强城防，使真定成为难以侵犯的坚固城垣。但城外的抱犊寨等地是武仙的巢穴，不立即进攻，终遗后患，于是史天泽率兵攻打，武仙逃跑。接着又攻下蚁尖、马武等寨，在这样的形势下，相州、卫州也投降归附。真定的局势得以稳定。
1229年蒙古太宗（窝阔台）即位，设立万户，分统汉兵。命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蒙古太宗二年(1230年），武仙复屯兵于卫州，史天泽合诸军围攻。金帅完颜合达率兵10万来援救。双方激战，蒙古军北退。唯独史天泽率千人绕出敌后，败金兵一都尉军，蒙古大军乘势聚集反攻，武仙逃走，卫州再度被攻克。
二是劝阻杀戮。
安定真定，就要让真定百姓免遭生灵涂炭。彻底罢兵息战是根本途径，但是，这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即使他有此心，也无此力。他能作的，除了自己不滥杀无辜外，就是劝阻蒙古军不要肆意杀戮。
在第二次从武仙手里夺回真定后，蒙古军首领笑乃歹怪怨真定民众从武仙，盛怒之下，把真定万余人驱赶在一起，要杀戮出气。史天泽急在心里，下决心制止无端的杀戮。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对蒙古军兵来说，攻城略地杀人劫掠，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谁人节制？他作为一个汉官，出面制止，要冒着触犯蒙古将领的风险。但是，他还是毅然出面，劝阻道：“他们都是被胁迫而为，没有该杀之罪。”笑乃歹不听，史天泽据理力争许久，硬是从蒙古军的刀口下，全活了这万余民众。在伐金中，他的部队招降老幼十万余口，他都加以保护，让他们自便，或使归乡里，没有为难一个人。
这样的事，在他大哥史天倪身上也发生过。那是1220年后，史天倪跟随蒙古太师木华黎平定河北西路，史天倪任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使，史天倪也是斗胆进谏木华黎：“目前，中原大致平定。但是，我军仍然纵兵劫掠，这不是王者抚人民、伐罪孽的本意。”木华黎遂下令禁止剽掠，俘获的官吏百姓，一律遣归家园故里。于是，军纪严明，各地官吏民众大悦。大军从真定一路南下，克郉州（邢台），破滏阳（今磁县），下相州（河南安阳），占林州（河南林县），木华黎一路留下了“仁厚不杀”的名声，金国归降者众。
忽必烈在稳定了中原的统治后，又继续攻南宋。至元十一年（1274年），伯额和史天泽总领大军20万自襄阳水陆并进，至鄂州，史天泽因病北还，逝世前上奏世祖：“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
三是安抚民生。
史天泽兄弟虽然是替蒙古军守护真定，但是，正因为有他们的长期守护，真定才免遭涂炭，而且，在治理真定期间，他整修城池，招抚流散。在元代纳新 撰著的《河朔访古记》中，记述了他在真定南关，下马读《史丞相遗爱碑》，碑中记述：“初公之治真定也，披荆棘，驱狐狸，开城郭，立官府，以招人民，成天下之剧郡，四方之都会。”可见，在史天泽的治理下，真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发展成为10万户的大都，成为在北方仅次于元大都北京的重要城市。
当时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史天泽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安抚民生的措施。真定的社会经济处于较为宽松、和平的环境，农工商、科技、城市建设等各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首先减赋免税。当时，战争连年，政烦赋重。金朝灭亡后，蒙古大军继续南伐西征，赋税繁重，且急于星火。真定民众交不起赋税，官府于是贷借西北商人的银钱代输，利息很高，称之为羊羔息，事后又检验户籍向民众摊派征敛。民众在战乱中本来就贫困交加，哪里有钱可交？史天泽奏明朝廷，由官府代民偿还本息。1238年、1239年间，连年蝗旱，官府又借贷充贡赋，积银至13000锭，史天泽倾其家产货财，率家族属官代为偿还。荒年缺粮，与战士百姓同甘共苦。
其次招抚流散民众，治疗战争创伤。几年间，官府民居相继修复。又奏准，选中等户入军籍，上、下等户为民，著为定籍，所征赋税按贫富而定。使真定境内的兵甲户口都超过他郡。数万蒙古军士散布于州郡之间，砍伐桑树，毁坏庄稼，百姓无法生存。史天泽上奏，令后退岭北。从此田里生产得以恢复。真定兵甲户口超过他郡，是与史天泽的保护分不开的。从此，民众得以安宁，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四是修文重教。
史天泽及其子侄史楫、史权等人在治理真定时，不仅以关爱民生成就了他仁德的政治风范，而且在外族入主的情况下，以历史责任感，拯救人才，培植人才，并高度重视教育，推进民族文化融合，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为真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的这种历史作为下，当时的大批文人学士在金朝灭亡之后，皆慕名归依，寓居真定，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尊重，使他们在真定一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杰出的数学家、理学家李冶，著名教育家张德辉等都是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来到真定一带，对于培养当地人才、改善民风、传播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元朝时期文化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元朝时期的真定，是一个多民族人才荟萃的地区，也是城市文化和经济空前发展，各种学术、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的时期。先后涌现出阿拉伯著名学者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在良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曲作家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及维吾尔族政治家、文学家哈珊等，还有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天爵、杨俊民等等。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使真定城成为元大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元曲创作和传播中心。这也是史天泽文治的一大政绩。
正是由于文化高度发达，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真定的经济在战乱凋敝的基础上，很快得到恢复，成为十分富庶的地区。元代诗人陈孚在《真定怀古》诗中写到：“千里桑麻绿荫城，万家灯火管弦清”，描写出了真定城的繁华。十三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至元年间曾经游历中国，途经真定。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中，留下了关于真定城的精彩记述，客观反映了在元代，真定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乡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历史场景。
治世能臣
纵观元朝历史，在蒙古军从漠北进入河北，站稳脚跟，灭金伐宋，建立元帝国，可以说，全靠了三位河北人的辅佐。
这三个河北人，一个是藁城人董俊，一个是易州定兴（今保定徐水北）人张柔，另一个就是史天泽。这河北三强为蒙古占领中原，灭金亡宋，统一中国，确立和巩固统治，起了关键作用。
这三个人，情况不同，发挥的作用也各自有别。
董俊，务农出身，成年后浏览史书，擅长骑射。蒙古伐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发中的，受募领兵。1215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1219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事，佩金虎符，在曲阳大败金真定守将武仙，武仙被迫投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国军。1225年二月，武仙反叛，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只有董俊孤军坚守，后帮助史天泽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3年，在追击逃奔的金帝时，死于战阵。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
张柔，也是世代务农，元史说他也工骑射。蒙古伐金，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在河北战乱中，张柔聚族党数千家，拉起自卫武装，形成地方势力。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年六月，任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八月，蒙古大军进入紫荆关，张柔率军迎战，被俘投降，仍任原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第二年（1219年）春天，又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张柔名震河朔。正是凭借了史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220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反叛，张柔应史天泽求援，出兵战败武仙。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十二月被授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7年春，移镇保州，在他的经营下，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此后。他南下伐金，升任汉军万户。金亡后，他又于1235年参加蒙古军伐宋，参加了攻枣阳、徐州、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至1238年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1239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0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54年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1259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忽必烈即位后，于1266年加张柔荣禄大夫，主持大都城建。1268年去世，赠太师，谥武康。
而史天泽和他俩不同。在元初汉人勋臣中，虽然史天泽和张柔都被称为“拔都”（英雄），但是，他们的主要功绩还是不一样的，正如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有百战之功也。”①（参阅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4卷，董俊、张柔传。）
综观史天泽的一生，幼年时随父归附蒙古后，历经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乃马真后、定宗贵由、海迷失后、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前后七代，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官至高位。由于他为人公正，不谋私利，对蒙古贵族统治者尽忠效力，“是以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对元朝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也看重史天泽的军功，但是，更推崇他的文治能力。如果说在护卫真定的军事斗争中，使史天泽崭露头角，那么，正是在治理真定过程中，显示出了史天泽不同凡响的治理国家的才干，弥补了马背上打天下的蒙古族治国经验的严重不足，奠定了他入阁拜相的基础。
据《元史·史天泽传》记载，史天泽在40岁的时侯，开始认真读书，尤其是熟读《资治通鉴》。忽必烈即位，首先召见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上书说：“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需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奏章里所提出的各点，带有充分的汉化特点，但是，又恰恰是元朝立国之初所短缺的，现实性很强，并且都是带有纲领性的，忽必烈如获至宝。第二年，即中统二年（1261年）夏5月，史天泽就被拜为中书右丞相，正式进入蒙古最高统治层，开始逐步推行他的治国安民之术。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以保证政务畅通，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史天泽在任期间，还罢去了一些诸色差役，统一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中书省官员少则五六员，多至8员，列坐一堂，凡有政事商议实行之际，往往各持己见，待国相一置可否，然后定决。史天泽每于此时，便审其无害，则行之不疑；若有失当，则心平气和，详细分析，以期合于事理。故在中书十余年间，或奉行上意，或更张事宜，多方周旋。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发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出身行武，怎敢担当相职，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至元三年（1266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史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次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任中书左丞相。他提议建立三卫和寓兵于农之策，二三年间，国家面貌和军队实力，已蔚然可观。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进史天泽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此时，史天泽已年近七旬，要求告老还乡，忽必烈少不了这样一位治世能臣，当然不会批准，传旨说：省、院、台，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烦卿。至元十二年（1275年）史天泽病逝，终年74岁。忽必烈念他功勋卓越，赠太尉，谧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为之立庙祭祀。
史天泽死后葬于后太保庄（今石家庄市区）。现今市区岳村史姓家族就是史天泽的后裔。
史天泽及其家族为巩固和发展蒙古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相位的汉族显贵。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忠诚不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史天泽对国家的统一是有贡献的，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