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我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潜伏石门伪市长的陈卓毅，这段历史很珍贵，家乡人须知家乡事，这段历史源于原石家庄日报曹孜（滹南老叟）社长撰写的博文。
在日寇占据石家庄初期，有一位名叫陈卓毅的东北人，曾一度出任日伪石门市代市长，人们长期以来总以为他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汉奸，可他却是我党情报部门安插在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一位忍辱负重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光荣战士。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平反昭雪。如今，他的英灵静静地安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只是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只有他生前心爱的烟斗和那支被打碎的手表；还有他在煤炭工业部的工作证。按古人说法，应该称作是衣冠冢。
2011年11月末，我连写了三篇题目为《豪门骄子张为先》的博客文章。张为先是东京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的主要发起人，是抗日时期党在东北地区地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时加入英国共产党，后又留日。
张为先在日本东京联系东北留日学生陈卓毅、丁宜，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东京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陈卓毅受中共地下组织派遗，打进日伪内部，一度出任日伪石门市代市长。”
一门出了仨特工
民国时期，号称奉天（今沈阳）首富的陈氏家族，竟然出了三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其中之一就是陈卓毅。另外两位是：陈卓毅的的堂弟陈汝谦（陈力） 和陈汝诚（陈子信）。陈卓毅1909年出生，15岁那年，他瞒过爷爷奶奶，乘座家中运货的马车去了奉天，投奔三叔陈楚才，进入奉天同泽男中（今沈阳同泽中学）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我东三省，一批爱国学生因纷纷探求救国之策，而受到日伪迫害。当时，日本侵略者只准许一些富家子弟到日本留学深造，妄想把这些豪门子嗣培养成一代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劳的高级奴仆。这恰恰给一批进步学生去东瀛披染一层东洋留学生的保护色提供了契机。
1935年初，陈卓毅考入日本东京法肆大学攻读土木建筑专业。当时他已认识到靠实业难以救国，不久转到庆应大学改读政治法律。
1935年秋，陈卓毅在东京结识了同乡张为先。张为先留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时曾加入英共中国语言组，尚未能和中共接上组织关系。
他联系陈卓毅、丁宜（丁执中），三人秘密共同发起成立了“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他们利用同乡情同学谊与进步留学生接触，经过谨慎地考察了解，逐渐把一些赴日留学生和伪满军队派到日本去研修的军官，分批吸收到反帝大同盟中来。
“东京反帝大同盟”成立后，这些富家子弟，放弃富贵和安逸，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老窝开展反日斗争。他们的勇气和才干引起了国内国共两党的同时注意，都派员前往日本与他们联络。
国民党将领赖光大是陈卓毅的挚友，他把陈卓毅的情况向上峰汇报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如果陈卓毅同意为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工作，可直接授予少将军衔。但他以立志回国辅佐三叔陈楚才发展实业为由婉言予以谢绝。
归来受命晋察冀
反帝大同盟的三位发起人深知迫切需要取得党的领导。他们商议先由英共党员张为先回国寻找党的组织。1937年，张为先回到祖国后，得知此时中共东北地下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只得从其他渠道小心探寻，他终于和一同旅欧的何松亭（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
不久，何松亭的妻子到沈阳约张为先一起去北平。1937年6月，张为先到了北平。经何松亭介绍，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南汉宸接上了关系。他详细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在英国入党和后来到日本的情况。南汉宸表示：他负责将张为先的党籍问题向中央报告，给他接续党的组织关系。
同时指示：（1）回东北组建情报网；（2）收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3）可能时建立电台；（4）联络办法一是通过何松亭，二是在北平登报，派人联系。1937年7月2日，张为先返回沈阳，马上发信通知东京的丁宜、陈卓毅立即回沈阳，建立东北情报组织。
随即“七七事变”爆发，丁、陈二人回国后，在日工作交由东京帝国大学赵家宾负责。1938年8月，赵家宾又合并东京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和“东京留学生读书会”，改称“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待大部成员归国后，更名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后来又改为“东北救亡总会”，接受中共北方分局（后称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领导。
“七七事变”后第三个月：1937年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日，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南撤途中在藁城县梅花镇与日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吕部以牺牲20余人代价歼敌数百。随即拒绝追赶大部队。此时，吕正操已被中共北方分局五十三军“军工委”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第三营还有秘密党组织。
吕正操随即回师北上，拉部队到达晋县小樵镇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宣布脱离国民党，改称“人民自卫军”，孙志远出任中共党代表。1938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将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和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冀中和晋察冀根据地的兵工厂需要大量铜材制造子弹，因日军封锁和边区政府财政困难，以致铜材和紧缺物资购运渠道不畅。孙志远找到陈卓毅，希望他通过他的“三爷”陈楚才打开为根据地运送铜等紧缺物资的通道。
于是，陈楚才、陈卓毅叔侄俩通过石门市棉花制品厂厂长周英辉等人，为边区政府输送废旧有色金属、棉花、医疗器械以及通讯器材等。除了输送物资，陈卓毅还启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秘密获取日军的情报。
本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情报系统采取的是“各线派遣，单线领导”的方针，即使是北方分局第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和北方分局社会部，两个情报系统也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孙志远属五十三军工委，许建国为社会部长（1938年以后），对陈卓毅的使用，孙志远和许建国之间，必定是通过了中共北方分局高层领导的秘密协调和特许。
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他还经地下党同意，利用自身留学日本的优势，结识了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兵站监部的真野五郎少将。据2000年1月出版的《井陉矿区文史资料》（第二辑）张鹤年撰写的《对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的回忆》一文记载，因为井陉煤矿和石家庄炼焦厂是德国人掌控，所以日本占领石家庄后，日本军方派陈卓毅接收炼焦厂，亦维持现状。在此期间，日本兵站监部的真野五郎少将进驻矿务局办公大楼，日本宪兵队进驻员工子弟学校。后时间不久陈卓毅受真野少将之命，调离炼焦厂去筹建石门市公署。
进入市公署受聘代市长
石家庄（时称石门）是1937年10月10日被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团攻占的，随即设军司令部于石。并将石门隶属成立于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1938年1月15日，日军决定石门建市，随即派马鹤俦筹备石门市公署（即伪市政府）并任筹备处处长。
马鹤俦曾任石门商会会长，当时是石门正丰煤炭公司运输处主任，由于出面组织石门临时治安维持会，协助日军维护地方秩序，所以被日军选中，委任为市政公署筹备处主任，马鹤俦开始招募政府官员。
孙志远得知这个消息，马上想到了陈卓毅：留日学生、名门望族子弟，条件太有利了。于是，建议陈卓毅借此机会打入伪石门市公署，去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要进入伪石门市公署谈何容易，那得有铁门子、硬关系。陈卓毅迅速梳理了自己的各种关系，锁定了一个人：日本庆应大学同学、时任驻保定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副官（翻译）彭某某。
老同学彭副官还真给面子，经彭荐举，陈卓毅以留日学生和富家子弟的身份，再加上真野五郎的撺掇，很顺利的被聘为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陈卓毅又经组织同意，把他的留日同学（反帝大同盟成员）冯士杰聘任为石门市社会局卫生科科长； 郑平（晋察冀特工）聘任社会科科长。
查阅2010年4月出版的《石家庄新闻史》一书，说正报的创始人叫陈震，不知何据。而《正报》由日伪当局接管后于1941年5月17日改名为《石门新报》，一度报社社长为张鹤魂，张鹤魂著有《石门新指南》。现在互联网上传言张鹤魂说《正报》的创始人名叫“陈毅”，或为陈卓毅之误。因为陈卓毅当时无需改名换姓，留日大学生的真实身份和一口流利的日语，才是他真正的保护色。
琴瑟和鸣缔夙缘
堂堂日伪代市长，怎会不带家眷？本来陈卓毅在奉天老家已与孟氏由父母包办成婚，然而读书人洋学生怎会甘心俯首听命？所以他早已与发妻分居，婚姻事实上已不存在。
1938年年初，陈卓毅在石门经马鹤俦和祝鲁生介绍，认识了在石门唱京剧的戏子苏琪。苏琪本名姚书琪，7岁起曾师从梅兰芳的琴师学戏，主攻梅派青衣。12岁就学会了《贵妃醉酒》《女起解》《二进宫》等戏段，常随戏班进出北平各个戏楼。有时还让她单挑出台打垫场。师傅为了她日后发展计，为她起艺名梅砚琴，后到石门搭班演出。
由于苏琪戏出梅派正宗，何况来石前就小有名气，因此很快就唱红石门，并名扬周边的保定、太原、彰德、甚至开封。当时一提起梅砚琴的“贵妃醉酒”，深得同行和戏迷们的喜爱。
石门商会会长周维新的公子周慎之是个大学毕业的文化人，是石门私立中学的校长。他开展了对苏琪的追逐，并娶其为妻。但周维新对儿子娶来个戏子做儿媳却坚决不予认可。1934年左右，苏琪患了淋巴结核（俗称鼠疮），病情十分严重。当时有一中医名气很大，他声言可以用火烙铁根除此病，为保性命，苏琪和母亲商议决心接受这个中医手术。结果命保住了，但脖子和下颚却留下了重重的疤痕。京剧旦角十分注重扮像，自此苏琪退出舞台。
“七七事变”，周慎之一家早早逃离石门，撇下了苏琪母女，并留下了日后男婚女嫁互不相干的暗示。那时她们躲避到了离市区15里地的五里庄村。或许是有的人看过听过她的戏，知道她就是海报上大书其名的梅砚琴的原因，村民们给了她们很多关心和帮助。
陈卓毅不嫌弃苏琪“戏子”出身和脖颈上的疤痕，苏琪也没计较陈在老家和孟氏的婚姻。根据地下工作纪律，陈卓毅将这门亲事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派人对苏琪进行调查后，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结婚请求。1938年春天，两人在北平撒袋胡同1号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又回到了石门。
按地下工作规定，在194X年，他们的婚姻得到组织正式承认，由许建国部长为主证婚人，还收到两份特殊的贺礼：许建国部长送的一件貂皮大衣、谢甫生送的一枚金戒指。
这一简朴的主婚证婚，撮合了一桩夙缘，缔结了一对革命伴侣。两年后，苏琪跟随着丈夫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由一名舞台伶人变成了一名中共地下的特工；数十年后的2005年7月24日，她90岁时，在卧病13年后溘然长逝。
在她火化后的第六天，家人收到了一枚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发给她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勋章。
经组织批准，苏琪和陈卓毅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实现了“生同衾、死同穴”的相许。
改任北平驻在员
1940年，中央社会部同意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的请示，将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管理的何松亭、谢甫生以及他们联系的平津、东北情报组织、工作关系全部移交北方分局社会部。北方分局社会部确定情报派遣科科长谢甫生为陈卓毅单线领导，由谢甫生、何松亭与他秘密接头。
由于有彭副官的关照，再加上陈卓毅的显赫家世与留日背景，又是真名实姓，没人敢怀疑他的身份。不久，何松亭由天津来到石门，并以同乡的名义住在陈卓毅家。几天后，陈卓毅发現他家周围有日伪特务盯梢。两人分析认为有二种可能：一是何松亭从天津来时就被跟踪，二是石门市日本特高科科长黑田对陈卓毅有所怀疑。
为证实他们的分析，陈卓毅立即见了老同学彭副官，彭副官表示帮忙查一下。结果第二天盯梢的就撤走了，这初步证实盯梢者就是特高课黑田的人，但不清楚为什么要盯梢何松亭。为保护何松亭的安全，陈卓毅利用石门市代市长的身份，用市警察局伪警送何松亭离开石门返回天津。
何松亭回津后，立即向许建国、谢甫生汇报。许、谢两位领导认为：陈卓毅有可能已暴露，为了不引起特高课的怀疑，叫他与冯士杰以辅佐三爷陈楚才办实业的名义，向石门市伪政府提出辞呈，立即返回北平，正式转入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系统，并继续保持和彭副官的联系，为今后收集情报打下基础。
1940年陈卓毅、苏琪回到北平，在西四大红罗厂8号暂住，后迁至景山西街翟家大院，对外掩护身份是“三爷”陈楚才“大华窑业公司”、“北平大兴三轮车厂”和“北平华兴制棉厂”的经理。
为避免华北日军特高课的怀疑，经许建国部长同意，“三爷”陈楚才用大兴三轮车厂当年的收入，为侄子陈卓毅买下东城区东板桥西河沿１号的一套大宅院，正式在北平定居。陈卓毅被确定为晋察冀社会部“40”号特工（北平驻在员），对内称“陈卓毅组”。
根据潘汉年、许建国的指示，陈卓毅在亲属、同学、老乡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如堂弟陈力（解放后在公安部一局工作）和陈子信（解放后在中央乐团工作）、内弟陈枫（原名孟庆国，解放后在天津公安局工作）、留日同学冯士杰（解放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老乡王尹（解放后在辽宁省政府工作）和刘洁等。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他还发展了一批外围地工情报人员，如留日同学冯定庵、朋友周应辉等。
1941年前后，陈宅经常出入一些客人，南方的、北方的，还有香港来的。陈卓毅对苏琪说：“这些人都是大华公司的客户，都是三叔的朋友，你要好生招待。”张为先、丁宜、王卓群、张友恒、李振远、赵家滨、王岳石等人都在这儿住过。陈卓毅的单线领导何松亭夫妇是这里的常客，夫人佟挽新常住在陈家，和苏琪姐妹相称，教她读书、写毛笔字。耳濡目染，苏琪渐渐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不久，陈宅又来了一位气质高雅的南方女子，陈卓毅对苏琪说：“这位太太是香港商会董会长的女儿，到北平来玩些日子，你就叫她大嫂。”这位太太不是别人，正是中央社会部领导潘汉年的妻子董慧。白天董慧教苏琪学文化，晚上苏琪陪董慧去听京剧。由于董慧是广东人，吃不惯北方菜，陈卓毅还特意雇了一个姓温的广东厨娘。
1941年未，潘汉年在香港听取陈卓毅汇报时，正式批准苏琪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东板桥西河沿1号交通站工作。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后，必须割舍一些亲情。苏琪几乎割断了与京剧界师兄、师姐的联系，减少了与亲属的往来。于是，故旧亲朋说她六亲不认，这让她非常痛苦，但她还是挺了过来。
东板桥西河沿1号这所宅子，经潘汉年批准，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地下交通站，后来又成为中社部的秘密交通站。
深开广辟情报源
1940年2月4日，马鹤俦把伪石门市公署市长的乌纱帽弄丢了，后来又当上了“华北剿共委员会”主任。1944年初，陈卓毅找到“老朋友”马鹤俦说：“我有个亲戚的儿子，年轻人没事干，你让他到‘天津剿共委员会’去，混碗饭吃吧。”既然是“老朋友”张嘴，面子自然要给。就这样，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负责人张友恒化名李叔刚进了“天津剿共委员会”。他身穿草绿色协和服，手拿“剿共委员会”的证件，坐火车、过哨卡、住店吃饭，往返根据地请示汇报方便多了。
虽然张友恒只是调查处的低级雇员，但抄写文件、登记收发的工作，让他接触到许多情报。尽管这些情报多是望风捕影、胡编乱造，但还是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一次，他从“唐山剿共委员会”一份情报中发现八路军冀东军区的组织人事、会议记录、统计报表、计划提纲等真实而具体，说明日本特务已经打入冀东军区内部。他及时向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汇报，清除了奸细。
后来张友恒在回忆录中称赞陈卓毅：“他善于交际，为人豪爽，热情好客，他能接触到敌伪很多动态情报，如军事运输、战争物资的储备、伪政权的人事变动及内部矛盾等，都有利我们开展对敌人的斗争。”
与前总站特许协作
抗战时期，中共在古都北平建立有多条情报系统。据已披露史料，光是中共北方分局自己就分别有社会部、城工部两个系统；大的还有八路军前总系统，前方总部系统还有以不同职业为掩护的姚继鸣工作站和王岳石工作站及贾建国工作站。
王岳石在留学日本期间和回到东北之后，都和陈卓毅在抗日救亡团体中一起活动，他们又是辽中老乡，加上王的父亲和陈的三叔都在北平经商，友谊深厚。后来陈卓毅成为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特工。王岳石则参加八路军当了一二九师作战科长，又被派到北平做隐蔽战线的工作。王岳石利用父亲王文和亲友的关系，挤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上校警衔的队长，管辖3个中队。
二人在北平偶然相遇非常吃惊，又都担心自身安全系数可能降低，遂都各自向上级领导作了秘密汇报。八路军前方总部最高领导人彭德怀又是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副总参谋长左权兼情报处长，从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到前总的林一（丈夫滕代远）是情报科长，他们经过研究又和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沟通，又将个别人员调整后决定准许他们协同作战。
陈卓毅曾帮宁致远打进伪警察局。1943年市长刘玉书正物色可靠骨干以掌握北平市内武装力量，王岳石就通过刘玉书的儿子刘炽畅进行活动，使宁致远被任命为市政府专员。为进一步使宁致远打进伪警察局，王岳石、陈卓毅一起分析研究，动用各自关系，通过陈卓毅的沈阳同泽中学同学臧铸（北平警察局经济科长，游伯辳的亲信），多方公关，终于疏通了伪警察局长游伯辳，最终宁致远被任命为警察局内五分局局长。内五分局有几百号人，管辖着德胜门内地区，是继王岳石之后，是我党在北平市内掌握的第二支武装力量。
巧取日军“五一大扫荡”情报
1942年初，潘汉年情报系统打入日军的内线，紧急报告中央社会部一条绝密情报：华北日军准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行动，但日期、规模等不清楚。中社部高度重视这一情报，中社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紧急命令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动用一切情报系统、情报关系，搞清日军行动计划。
这个任务事关冀中根据地的安危，必须全力以赴。初春的一天，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情报科长谢甫生在天津一家煤球厂和陈卓毅秘密见面。一见到两位领导亲自来了，他马上产生了一种任务非同小可的预感。许建国部长详细地向他传达了中社部的紧急指示，要求他动用一切情报关系，打探日军行动情报。听完后，陈卓毅沉默了，他的脑海里飞速地筛选着各种情报关系、寻找可能的人选。最后，还是锁定在留日老同学、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彭副官的身上。
听了陈卓毅的想法，谢甫生也觉得这是个好点子，可行，但还是提醒道：彭副官是今后获取日军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绝不能为了搞这次情报把他推向绝路，断了我们的情报来源；此外，各情报组之间绝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单线行动、单线汇报，绝对保密。
由于石门市日军特高科科长黑田已经对陈卓毅有所怀疑，他不便以留日同学名义去见彭副官，以防偷鸡不成蚀把米。怎么才能尽快见到彭副官套出情报呢？
机会来了。一次留日同学聚会上，来了个日本艺妓。一名留日同学讲，这名艺妓神通广大，与日军司令部高级军官关系密切，可以随便出入日军司令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卓毅听罢一阵窃喜，于是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和这名艺妓搭讪起来。
交谈中，陈卓毅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透露出一大堆的“利好”消息。日本艺妓得知：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国男士，不但是留日学生，还当过石门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石门正报社社长；叔叔是奉天首富，自己在北平也有大买卖，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日本艺妓很高兴认识陈卓毅，对他毫无戒心，当成新交的中国朋友。
聚会过后，陈卓毅赶紧向谢甫生汇报了自己的打算：通过日本艺妓，进入设在保定的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面见彭副官，套出日军行动情报。谢甫生批准了这个计划。
几天之后，陈卓毅在这名艺妓的带领下，顺利进入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来到了彭副官办公室。老同学相见分外兴奋，聊天叙旧，海阔天空。他一点不问司令部的事儿，彭副官也压根儿不说军情大事。时间不短了，临近告别，陈卓毅按照事先的设计，巧妙地说：“咱们同学聚会，你老缺席，大家都有意见了！你什么时候到北平和同学聚会呀？”听了昔日同窗好友的邀请，彭副官面露难色地说：“老同学你不知道，我不是不想去。最近司令部规定谁都不准请假出门，我这儿也是没法子。”
陈卓毅没有继续追问，起身告辞，在靠门口的日文记事板上，看到了两个让他不能忘记的字——“五一”。到了走廊里，看四周无人，彭副官才压低声音悄悄地对他说：“你最近可不要到处乱走，就在北平呆着吧。”陈卓毅随口答道：“我能去哪儿？就在北平做生意呗！”
凭着情报人员的职业警觉，陈卓毅迅速地将彭副官的暗示与“五一”二字联系在一起，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这就是他想要的重要情报。刻不容缓，他连夜赶到天津向谢甫生报告：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行动大约就在1942年5月1日前后。
经过前后细致分析，综合几个情报小组的消息，许建国部长同意陈卓毅的判断，立即向康生、李克农汇报。中社部也认为：这个情报是从日军穴巢所得，可信度高，日军的行动有可能在5月1日。
果然，1942年5月1日，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情报，根据地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兵工厂得到有效保护，损失降到了最小程度。“五一”反扫荡胜利后，中社部决定对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进行表彰，康生、李克农、潘汉年在中央保卫工作会议上对陈卓毅情报组进行表杨。
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根据中社部的精神，也决定褒奖陈卓毅情报组：一是陈卓毅提前转正入党，二是给陈卓毅情报组一定物质奖励。不过这物质奖励的奖品谁也想不到。当时山东地工人员为晋察冀边区后方搞了3船莱阳梨，准备走水路经天津转运到边区。但晋察冀边区公安部门不同意，于是这3船梨就近奖励了陈卓毅情报组。没承想陈卓毅到天津港提货时，一验货，发现3船梨都烂了。这事一时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