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物件
纺 车
纺车，是已故半个世纪母亲留下的老物件之一。至今还存挂在闲屋的墙上，布满了灰尘。几次老伴儿嫌碍地方要砸碎毁掉，都被我好言制止。
小时候，母亲除忙碌家务、照顾我们姐弟们，就坐在炕上纺线，那“吱吱、嗡嗡”的纺车声，每每回忆起仍回荡在脑海里。纺车是由底座、车齿、车轴、柄手、纺针组成，车齿分别有序排列在车轴两端，两端车齿则分别用结实的丝绳相连接，使之形成圆形来承载纺成的棉线。工作时，右手摇动手柄，车轴带着车齿随之转动，左手持棉花条碾动，粗细均匀，左右两手配合默契，随着“吱吱嗡嗡”的转动，将棉条纺成棉线。
那还是上世纪50年代，家里人口多，夏单冬棉都是靠母亲来纺线，织成家织布。母亲白天操持家务，照料孩子无暇纺线，只好利用晚上，点上煤油灯，坐在炕上纺起线来。一纺就是大半夜，满头都飞满了棉花绒，鼻孔也被煤油烟子熏的乌黑。
盛夏的日子，母亲和邻居的婶子、大娘们，都将纺车搬到了门前的大柳树下，一凑就是五六个，随着“吱吱嗡嗡”的纺车声和人们“叽叽嘎嘎”的说笑声，树枝上的鸟儿、蝉也赶来凑热闹，合奏出一曲山村夏日独有的交响乐。
我和淘气的小伙伴们在大柳树下跑来跑去，一会儿捉蝉，一会儿捕蜻蜓，还不时的用自制的蒲扇给纺线的母亲扇扇风，勤快的二丫从屋里给人们端来一瓢井拔凉水。人们谈笑风生，双手忙碌。累了停下来扑打扑打身上的棉绒，站起身来溜达溜达，舒展一下身子。
往事如烟，光阴荏苒，一晃儿五十年过去了。每每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纺车，我心如旧，便忆起母亲纺线的身影，思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捣 米 缸
捣米缸，是我家的老物件。
儿时，还是在人民公社按人分配吃定量的年代，家里人口多，生产队口粮定量少不够吃，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只好拿着簸箕到队里借点，十斤二十斤又不能用碾子磨米，只好用捣米缸去皮。
捣米缸，是一块椭圆形的顽石，高二尺，直径一尺有余，上有经石匠凿出的深穴。 使用时，将高粱装在里面，加水闷湿，用棒槌一样的石头用力捣，边捣边翻，直到去皮，倒出来簸去糠皮。一般吃一顿捣一顿，家家如此，户户这般。
母亲是家庭主妇，捣米这活儿自然由她做。常常是吃完早饭，就去捣中午煮饭的米。捣米是体力活儿，双手握住石槌“铿铿”的在捣米缸里捣，一会儿就是一头汗，还不时地停下来翻动，一缸米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捣出来。捣米还是个技术活儿，急了，捣不均匀，慢了，又容易碎。母亲是个捣米的好手，经常教姐姐们去捣。
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见堂屋捣米缸里有高粱，我便好奇的坐下来学者母亲的样子捣起来，费了很大得劲儿，结果高粱粒囫囵的囫囵、碎的碎、面的面，等母亲回来还挨了一巴掌，我委屈的挤出几滴尿水子。
捣米缸是我家的老物件，早就退役了，可怎么也没舍得扔掉。以后，老伴用它盛水饮鹅，还挺实用的。
前些年闹禽流感那阵，老伴儿让儿子将它搬到鹅舍外清洗清洗消消毒，儿子不小心将它磕掉一块边，老伴儿心疼的数落他一顿。过几天，儿子从集市上买来了“万能胶”，将它粘上，捣米缸完好如初，仍旧服役。
捣米缸，它承载着我家过去生活的窘迫，它记录着母亲的艰辛勤劳，它演绎着时代的变迁……
我爱我家的捣米缸。
坯 模 子
至今，坯模子还挂在老屋的土墙上。每每看见它，都会令我沉入童年的追忆和对往事的遐想。
那年月，春播结束，夏锄开始，庄户人家就利用这短暂的农闲时节，脱坯、换炕、抹房子。屯子里几十户人家只有那么几个坯模子，得排着号用，脱不了坯就换不了炕，换不了炕就抹不了房子，活儿计一环套一环。坯模子排不上号，父亲搓手干着急。无法只好脚打地，爬山越岭去二十多里地的姑姑家，找当木匠的姑父做一个。幸亏姑父在生产队盖牛圈做木活儿，就按着父亲量好的炕尺码，用队里的干杨木趁着午休时间做好了坯模子，父亲就急三火四的赶回了家。
母亲接过父亲手里的坯模子，高兴得合不拢嘴，就找出猪牙油烧开往上滴，之后又用软布反复擦拭，直到将坯模子四框用油浸透为止。打那以后，我家也有了自家的坯模子了。啥时有功夫啥时脱坯，不再用排号了。
姑父做的坯模子，材质是干透的杨木，表面光滑不起刺，四角均为90度直角，棱角分明，坚固耐用，脱出的坯搭炕，不用砍不用剁，尺寸合适，不多不少。
每年春播后，我家的坯模子便忙开了，今天三叔刚送回来，明天二大爷又拿去，帮了乡亲们不少忙。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庄户人家的日子好了，搭炕不再用脱坯了，全用红砖立炕洞，用石板铺炕面。房盖也不再用抹泥了，用防水材料，十年八年换一次，既不增加房盖的重量又不冻不漏，农活儿减轻了一大半。
坯模子闲置起来，彻底下岗了。为了留个念想，我将它挂在闲屋墙上，保留至今。
顶 针
说来这两枚顶针，还是我家的老物件。那日，老伴儿在整理箱柜旧物时，偶然从一个尘封已久发黄的藤条编制的针线筐里掏出两枚旧顶针，一枚是黑黢黢的牛角骨的，一枚是棕黄色桃木的。我惊奇的接过来，握着顶针，爱不释手。仿佛看见母亲的音容笑貌，握着母亲粗糙的手掌，感受着母亲的体温，心中不禁宽慰了许多。
儿时的陈年往事，一幕幕如电影般浮现在脑海里－－－－－－－－
从我记事起，母亲没有一天不在空闲时戴着它穿针引线，缝连补绽，然而，那时所谓的“空闲”，大都是午夜时分的煤油灯下，一天的农活消停，收拾完家务，鸡鸭上圈，猪狗喂饱，水缸担满，我们姐弟几个睡下，母亲才坐在煤油灯下戴上顶针，做起针线来。她要利用这“空闲”时间，做出全家八口人的单鞋棉鞋、单衣棉衣。谁的鞋子磨透了底，谁的鞋子露出了脚趾，谁的腰围又增加了几码，谁的脚又长长了……母亲都了然于心。每每我一觉醒来，总看见昏黄的灯光，把母亲专心致志用麻绳纳鞋底、用布条沿鞋帮、做鞋面的身影映在墙壁上，并且拉得很长很长。她还不时的打着哈欠，不时的腾出手来揉揉眼睛，捶捶后背，伸展伸展胳膊……
这两枚顶针，是父母婚后，父亲为母亲精心打磨的。母亲用了四十多年，又在箱柜里陈放了四十多年，也是先父先母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和给儿媳妇们留下的唯一念想。老伴儿半开玩笑地打趣说：“婆婆没留下金银钻戒，却留下这老掉牙的物件。”
我语重心长地说：“小小的针尖再锋利，也有穿不透的活计，而这小小的不起眼的顶针，就一个特异功能，能辅助女人做针线活时穿透厚物。”从前，农家妇女做针线活都离不开它，常常白天在队里下农田时也戴在手指上。
顶针小巧精致，上面布满了针孔，它仿佛折射出她脸上那布满未老先衰的皱纹。是啊，在那年月、那时代，全天下每一位母亲手指上都戴着顶针，恰似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和戴在头上的紧箍咒。
几十年过去了，布满针孔、布满伤痕的顶针啊，无论怎样的疼痛，它都默默的忍受着，默默的承担着。
承担、担当，这也是母亲对生活的唯一使命，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始终如一。母亲那辈女人，几乎要天天“见缝插针”，因此，对顶针是情有独钟，宠爱多多。”
老伴儿睁大眼睛听着，不时流露出惊愕和感叹，会心的“咯咯”地笑了。
她一把夺去这两枚顶针，还试着小心的戴在手指上，自言自语的说：“还真比我这金戒指厚重的多了。”此刻，彼此相视而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