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真定的北宋名臣范仲淹

  从滹沱河流域走出的历史名人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说他特殊,是因为他虽然没有喝滹沱河水长大,但是,他却是受滹沱河水孕育的。他就是生于真定、彪炳中国历史文化史册的范仲淹。


  生于真定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宋史》记载他是“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也”(《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范仲淹和真定的关系,要从他父亲范墉说起。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年)吴越降宋,范墉随之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宋太宗端拱年间(988—989年),范墉在真定为官,任成德军节度掌书记。其妻陈氏病逝于真定,续娶真定高平村谢氏,并定居高平。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989年十月一日)范仲淹出生于此,后随父迁徐州。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宋史》记载,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亳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对于自己的出生地,范仲淹始终念念不忘。在为其胞兄范仲温撰《范府君墓志铭》中称:“考讳墉,归皇朝,历真定府、武信军掌书记。”北宋名臣韩琦到真定府为官。范仲淹致信说:“真定名蕴,生身在彼。”明言自己生于真定。他常在其文落款留“高平”字样。同僚亦称其“高平公”。范门弟子也自称“高平门下”,范氏后裔自称“高平堂”、“高平世译”,这些都显现了范仲淹对真定高平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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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子龙广场浮雕墙范仲淹像)          


  政声创一代风范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庆历新政”主要参与者。在政治、军事、诗文、哲学诸方面均卓有成就。尤其是以敢于直谏、忧国忧民而开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代风尚,名垂史册。

  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中进士后,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监泰州西溪盐税、大理寺丞、秘阁校理,河中府、陈州通判,知睦、苏、饶(今江西波阳)、润(今江苏镇江)、越(今浙江绍兴)、杭等州,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官至参知政事等职。

  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腐败,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年轻的范仲淹为人忠直,敢于直谏,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直陈时弊,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年),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直言不讳地指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要求朝廷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不改刚直不阿之性,敢于碰硬,屡次冒犯权贵,被排挤出朝,贬为地方官。宋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才又被召回京,任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再次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年)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第二年,他对宰相吕夷简擅权营私不满,就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皇帝,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一年五月,又被赶出朝,到饶州(今江西波阳)任知州。朝中几位年轻官员余靖、尹沫、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赞誉这四个人为“四贤”。

  范仲淹为官,不是只有“嘴上功夫”,专会“挑”别人的刺,轮到自己则成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每到一处,都处处留心百姓的困苦,把养民做为施政之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范公堤”就是他用实绩树起的功德碑。

  那是他在泰州任盐官之时的事。当时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深受其害的百姓纷纷外逃。他目睹此景,便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提议受到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年)修成一条总长150里的捍海堰。泻卤之地化为良田,2000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稳步发展。当地百姓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范仲淹正在这里任知州,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范仲淹不仅在治水方面政绩突出,而且在抗击西夏、安民固边方面,显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

  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边事紧急,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

  他首先整顿军备,淘汰老弱,将1.8万名士兵分为6将,每将3000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而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这一方针未被朝廷采纳,冒险出战,连吃败仗。

  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郁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修复加固城寨,筑青涧、大顺城,修复细腰、胡卢等砦,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绕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被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宋夏达成和议,西夏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    

  庆历三年(1043年) 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重新回到朝廷,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为参知政事,开始改革,推行“庆历新政”。

  宋仁宗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邀山领导饥民起义。为挽救宋朝统治危机,有忧患意识的志士纷纷要求变革。宋仁宗顺应民意,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又任用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史》卷314《范仲淹传》)。范仲淹提出的十事,成为改革的基本方案,仁宗全部采纳,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尤以吏治整顿为核心。

  新政在政治上,针对当时朝政的弊端,提出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新政在经济上,以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主要内容,以挽救财政危机。新政在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选拔官长是重点。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依范仲淹等人言,皇帝下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任诸路转运使,盐铁副使张昷之、知谏院王素、盐铁判官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下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又从范仲淹之请,皇帝诏天章阁侍读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內诠条贯。

  范仲淹数次进言兴办学校。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经他建言,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将兴学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高潮。

  1594286767153795.jpg(正定弘文中学范公亭)

  范仲淹致力于新政改革,受到包括宋仁宗在内的朝野的赞许。正如《续资治通鉴》所论的:“仲淹放逐数年,陕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召还执政,中外相望其功业,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并用“规模阔大”来评价这场改革。(《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六·宋纪四十六》)

  但是,新政改革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六·宋纪四十六》),限制了权豪的特权,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先是以范仲淹等改革派结为“朋党”为由上疏,宋仁宗不予采信。夏竦等人使出阴招,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欲置范仲淹等于死地。由于宋仁宗不信,夏竦一伙人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一事件,让范仲淹等人感到恐惧,自此不敢自安于朝廷,要求出按西北边务,皇帝没有允准。此时,边地奏报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坚持请行,于是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年) 自请罢去参知政事之职,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其他改革派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此后,范仲淹又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 


  文章成千古名篇


  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极富才华的文学家。他“泛通六经,长于易”, (《宋史》卷314《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

  他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他反对骈体文,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一生论著很多,诗、词、散文都很出色,有不少爱国忧民、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在词的创作上,突破唐末五代的绮靡风气,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特别是他的散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名篇。文章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句, 表达出了他的宽阔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所传达出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创一代风范,成为后世为宦做人的标杆。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颖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岁。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

  范仲淹一生刚正清廉,生活俭朴,却又乐善好施,“士多出其门下”。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贫困之人。


  范仲淹治家甚严,四个儿子都有政声。长子纯佑随范仲淹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哲人长逝,日月穿梭,滹沱河水奔腾不息地又流淌了近千年。历史沧桑,时移事变,但是,滹沱河滋养的黄土地没有忘记生于斯的先贤。在今正定县弘文中学创建范公亭,高平村筹建范公祠、范仲淹纪念馆,以纪念这位生于斯的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