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豆】

　　1967年的初秋，天高气爽。

　　1967年的初秋，“革命”正在深入。

　　“抓革命，促生产”，延寿县教师进修校“全无敌”战斗团的全体“官兵”集体去黑山的学农基地收土豆。

　　这个基地种的土豆是当年新引进的品种——大多的“红眼圈”和少许的“红苹果”。“红眼圈”是黄皮的，只是土豆的芽痕是红的。而“红苹果”则是红皮的土豆。

　　进修校业教办的张璟瑛老师是个幽默才子。他姐姐张玉兰是省内著名的评剧演员。姐姐在“革命”中被打倒了，但是她的艺术细胞还在弟弟这里延伸着。

　　秋阳下，收土豆的“官兵”挥汗如雨。这时，张璟瑛挖出来一串“红苹果”。眼前的大大小小的“红苹果”让张璟瑛兴奋不已。他情不自禁地捧起手中的“红苹果”：“战友们，快来看啊，这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土豆啊！”本是一句实话，并且，说者绝无别意。可是，听者却不觉被“震撼”了。那是个敏感的时代，每句话都可能被涂上政治色彩。

　　“张璟瑛这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知是谁的一句话，唤起了广大“官兵”的激愤。“打倒张璟瑛！”“打倒现行反革命！”顷刻间，土豆地成了战场，口号声震天动地。张璟瑛一下子傻了：哦，侮辱领袖？我怎么是侮辱领袖了？木然的张璟瑛倏然汗下。

　　那时，人们每天都多次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土豆”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何其相似乃尔！造反派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

　　接下来一场又一场的批斗，张璟瑛的高帽越戴越高，罪名也也越斗越多。“反革命”“坏分子”“剥削阶级残余”接踵而至。最后他还是被投进了监狱。

　　九个月的牢狱之灾，冤自于一句幽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就是那个年代……

　　（注：张璟瑛，延寿县教育局中教科科长，现已退休。）

　　

  【一句口号带来的一副手铐】

　　1966年9月，大革命如火如荼，“破四旧”运动席卷神州大地。

　　延寿县各中学的红卫兵，在“回乡闹革命”的哈市各大专学校的师兄师姐们的带领下，荡漾着全县各个角落里的“四旧”。

　　红卫兵们在烧毁了评剧团的古戏装，古剧本之后，举旗列队高呼口号赶到了县国营理发社门前。理发社“革命”前进了一套烫发机，这架烫发机改变了延寿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传统发型，“大波浪”“小波浪”飘逸在大街上，生活更是多姿多彩了。

　　“革命”一到，红卫兵小将们认为烫发机给人们带来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于是决定砸掉这架烫发机，彻底根除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理发社的临时负责人（筹委会主任）刘喜，热烈欢迎小将“破四旧”。砸碎了烫发机之后，小将们列队理发社门前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兴无灭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声震荡着延寿天地，震撼着过往行人的心灵。

　　“兴无灭资”这句口号，不久就改为了“灭资兴无”。原因是据毛主席“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人们喊惯了，有些拗口。

　　刘喜急急忙忙从门里跑出来，站在高呼口号的小将们的列队前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灭无兴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嗨！他把“灭资兴无”的口号喊反了！小将们顿时揪住了情绪激昂的刘喜。

　　“刘喜要灭无兴资！”“打倒现代反反革命刘喜！”

　　刚刚还是革命先锋的刘喜一下就傻了，满是激情的脸顿时涕泗横流，他禁不住瘫坐在了地上。

　　小将们扯住了刘喜的头发，把他拽立起来。顷刻间，刘喜的头上加了一冠高帽，脖子上挂起了“现行反革命刘喜”的大牌子。

　　“破四旧”大军变成了游斗现行反革命”的队伍。

　　刘喜被游斗了三个小时候，被投进了监狱。

　　多少年后，我回到老家，见到了年逾花甲重操旧业的刘喜。和他聊起这段往事，老先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一字之灾　】

　　“大革命”，迅雷不及掩耳。

　　“大革命”，人们如履薄冰。

　　1967年的春天千呼万唤也不来。但是，料峭的春寒挡不住造反派如火如荼的“大革命”热情。各派的造反派都在为“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磨兵励马。“东北新曙光”给造反派注入了疯狂的兴奋剂。

　　街上，各派的大广播喇叭声此伏彼起，各派的油印战报琳琅满目。

　　其中一张八开纸的油印小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给刻印者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这份小报在正文之后，用大号字刻印了一句当时极为流行的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刻印者鬼使神差地竟刻丢了一个“无”字。口号就成了“战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如何了得！

　　这就成了当时的“反标”案。

　　追查起来，这份小报的刻印者是前锋战斗团的铁笔杆赵启之。

　　赵启之，根红苗正，是延寿中学高13班的尖子生。他打得一手好乒乓。曾获全县亚军，全地区中学生亚军。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深受老师的喜欢，学生的羡慕。可是，这一次的鬼使神差使他大难临头。

　　人们都明明知道这是笔误，可是没有人承认；明明是无心，可是人们却说他是有意。

　　1967年5月17日，在县政府门前的集会上，公安局宣布了对他和另外两名学生（张君、王静修）的逮捕令。

　　对此，赵启之早有预料。事前，他就和要好的同学交代了“后事”。宣布逮捕的当场，面对那亮铮铮的手铐，他泰然自若。和张、王两位学生的慌张恐惧对比十分鲜明。

　　九个月的囹圄生活，对他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他出狱后慨叹：我是真正懂得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了。

　　（注：赵启之，延寿县财政局局长，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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