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如画,生活如歌。赤、橙、黄、绿的色彩,点缀着山峦,一江清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伐,缓缓地流过。给这静谧的小山村增添了诗意般的神韵。那澎湃的心情似乎被这浓郁的达斡尔族乡情溶解了。

  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 ,我们这些小知青一夜之间,便成了达斡尔山乡的“点民”。

  我们的下乡之地叫哈布奇。在莫旗的东北部,当时隶属于纳文乡。

  哈布奇,按达斡尔语,就是狭窄或山峡之意。因刚来到这里,我倒没琢磨出山峡的神韵。而我们面临的是新生活的考验。这些初来乍到的“点民”,也演绎出一桩桩一件件有趣的故事。


  可亲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落户的是哈布奇第三生产队。我记得,哈布奇大队共有三个生产队,最西面的是第一队,插队的是北京知青。二队和三队是莫旗知青。我们的三队是在哈布奇的东南方向,离嫩江最近,也就是两里路。

  我们这个队的知青领队是翟濯。成员有那顺保、王军、殷杰、刘国增、萨新优、斯荣、阿荣扎布、金立学、加上我。女生有张淑英、薛秀芳、刘玉霞、阿荣挂、斡音哈斯、伊敏、宋宝香、宋玉文、王春霞、金雅芝等。

  这些乐天派,一个个的脸上都写满了天真,自信和理想与天真。

  翟濯,稳健、大气,很有领导风范,思想充满了憧憬与理想化的色彩。在尼尔基中学初一四班,他一直是班长,我是中队长,团支书是矫树林,翟濯和我是兄弟般的情谊。

  王军很聪明,说起话来底气十足,自信力很强,他说话总是给人以鼓励。

  那顺保是乐观向上的暖幽默,总是以幽默的语言挑逗起欢乐的气氛。在我的人生旅程中,还真得感激他。是因为,他在不经意的话语中,把“梦想”的种子,埋在了我荒芜的心田。

  他的话里话外,总是赞美作家,欣赏作家。蓸雪芹,罗贯中,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古今中外作家的大名常挂在他的嘴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我这老实的老冒,听了他的鼓动,倒也想尝尝作家梦的感觉。

  殷杰更是活泼有趣,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冰上插鱼。

  当寒风袭来,江上封冻的时候,在嫩江上,一层透明的冰层下,可以看到江里的游鱼不再畅游,而是懒洋洋、安安静静地浮在水底的鹅卵石上,这时的达斡尔打渔人。会在冰面上轻轻凿开一个冰洞,把镶有长杆的鱼杈伸进冰眼,鱼杈缓缓下落在快到江底时,瞄准鱼身,猛地刺下去,一条大鳌花鱼便被提上来了。

  好奇心极强的殷杰看出了门道,他也要尝试一下。

  这一天,他和我说:“桂春,走,咱们插鱼去。”

  我半信半疑地问:“能行吗?”

  他说:“咱们去试试。”

  我们几个知青,来到江边。

  江水刚封冻不长时间,像玻璃一样的冰层覆盖着江面,冷风嗖嗖,胆小的我,踏上冰层几步便停住了,其他几位同学都神情专注地观察着冰层下的小生灵。

  殷杰的目光很敏锐。他大喊:“你们看,是鳌花鱼。”

  还没等我反映过来,冰“咔嚓”一声,破裂了,殷杰掉进了冰冷的水里。

  我真敬佩他的灵巧。不知他采用的是什么武术动作,身子一旋,双腿灵敏地一跃,跳出了冰冷的河水。带着湿透了的棉裤,跑回知青宿舍。

  他不甘心,换了一条新棉裤,又跑了过去。最后的结果是,又带着湿透了的棉裤跑了回来。

  这家伙还真有一股犟劲,在江面封冻结实的时候,他终于实验成功,美滋滋地带着新手插到鳌花鱼,从江边跑了回来。

  刘国增是冷幽默或者是黑色幽默型。他常讲一些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他自己却一点都不笑,脸上带着严肃而又平静的表情。

  那些女生,有时让男生们难以琢磨。薛秀芳,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性格上倒有些潇洒大气。

  张淑英,很大方沉稳,很有一种女干部的风范,即使有人和她开一些过头的玩笑,她很少有激烈的反应,总是一笑了之。

  伊敏,给人一种欧洲女郎的印象。白晰的面庞,常吸引一些不安分的目光。而她一旦发现和扑捉到这种目光的时候,会以富有杀伤力的目光给以回敬,让这些哪怕是欣赏的目光马上逃之夭夭。

  阿荣挂是一个很内向沉稳的女孩,很少和同学们交流。

  斡音哈斯,一张白晰的小圆脸,一看到她,就想到那娇巧可爱的胶皮娃娃。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达斡尔女郞。

  总之,这些女神们,总是表现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要知道她们并没有防范男人的敏感神经。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这些秃小子和女生们,脑海里只有一根神经,就是:扎根农村闹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是放在今天,那五顔六色的思绪早已冲破禁锢,漫天飞舞了。

  在那个年代,我的同学们就是那样纯朴天真,活泼可爱。

  

       可爱的小青马

       知青点安置就绪。我们住的是生产队的一座长条形的大房子,男生住在最西头,有一铺拐弯大炕。男生和女生的房间只隔一道很薄的木板。为了防止窥视的眼神,在木板上糊上一层报纸,就算最好的防范了。知青们挨肩擦背,住在通铺般的大炕上,倒也其乐融融。

  参加生产劳动,队长为我们每位知青分派一名贫下中农,作为生产指导。我们也是他的劳动助手。

  那时的生产队马多,牛多,可以说是牛马成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骑上马,赶着马群(牛群由牛倌负责),去东边的嫩江给马饮水。因为离江沿有两三里路。我们都要骑上马,赶着马群向江沿进发。那时骑马,很少人有马鞍,都是产骑,也就是没有鞍具地骑在马背上。这就需要有技巧,上马时,双手扶在马背上,双脚一跳跃上去,双腿夹住那肥大身躯的马,如果不掌握好平衡,就会掉下来。

  我看到萨新优、斯荣、殷杰、那顺保、王军他们用手一扶,双腿像演杂技一样跃上马背,一颠一颠地跑了。

  而我却是很难堪。先是试图骑上一匹枣红马。可是,刚从右边爬上马背,又从左边掉了下来,我只好反复地上,又反复地掉下来,最后枣红马不耐烦了,对我这个大笨蛋忍无可忍,一尥蹶子,把我掀下来,它自己跑走了。它这一举动,把我弄得很狼狈。

  负责指导我干活的杜永福,为我解了围。他帮我选了一匹小青马,其实它的牙口已经很老了,只是长得不太高,比较瘦一些。

  杜永福说:“这马老实,以后你就用它。”

  果然,这马真的很老实。它稳稳地站在那里,让我慢慢地跨上去,然后打着响鼻,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去。就是这匹马,和我结下了情缘,让我学会了骑马。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和我发生了很多故事。

  一次是拉地,就是把地里成捆的小麦,装在大轱辘车上,拉回到生产队的院子里。

  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农田运作方式不同。其他地方是把小麦割下来,在没翻地前,就把小麦运回去。而这里是把小麦地翻过麦茬后,才往回运小麦。这样,翻过的小麦地就变得高低不平。杜永福领着我,我们每人一架大轱辘车。我那架车套的就是小青马。

  我们把小麦用铁叉一捆一捆地挑上车,再在车上码好,用绳子捆牢。杜荣福牵着马车走在前边,我的马车在后边紧跟。眼看他的马车平稳地走出麦地,奔上了乡间小路。

  没想到,我这边出了大麻烦。小青马拉车很卖力,四腿一蹬,拉着高高摇摇的一车麦子,晃晃悠悠地向前走。由于我不会让马随时拐弯,躲过坑洼,只是径直地向前走去,这车越晃越厉害,最后像喝醉酒的汉子,东倒西歪,“忽悠”一下,车翻了。大轱辘车躺在了麦地上,我使劲地喊:“杜叔、杜叔,车翻了。”

  可是我忘了,杜叔的耳朵有点背,在他面前说话时,必须大声喊,他才能听见。可是,他已经走出很远了,哪能听得见?

  无耐,我只好把麦捆全部卸下来。

  还好,杜叔看到我没跟上来,他就把车停下来,回来帮我弄好。总算把麦子运了回去。后来,我掌握了规律,在小青马的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运麦子的任务。

  还有一次,小青马来了倔脾气,把我弄得很难堪。

  生产队出车时,都是每人赶一辆大轱辘车,浩浩荡荡地行走在大路上,像长龙一般,很是壮观。

  女神们不能赶车,只能坐在秃小子们的车上。这些男生,都希望女生坐在自己的车上。这人气十足地行走,会显得更加气派。王军、翟濯他们驾驭的马车跑得飞快,而我驾驭的小青马车相对慢一些,几位女生争抢着上了我的马车,说李桂春赶的马车稳当,坐着不害怕。

  我也美滋滋地拉着这些女生,兴致勃勃地向前走去。

  走着走着,在走出村头向右拐弯的时候,本来我应该左手拉紧马缰,拐慢弯,向右拐去。可我却拉紧了右手缰绳,偏巧在右边的拐弯处有一座大粪堆,这是农村的鲜明特色。柴草垛、大粪堆,这是生活的重要能源。

  生产队的粪堆比较大,牛粪、粪糞加上猪粪堆成一个小山包。表层的已经干燥,形成灰土状。洽洽就在我的马车拐弯拐得特别陡,加上烟粪堆的阻碍作用,车翻了,把车上的女神们全都扣在了粪堆上。

  这些女神们正坐在车上有说有笑,忽悠间,一头扎在粪堆上,纷纷扬扬的粪土扑面而来,那一张张美丽的小脸,顷刻间变成了马粪蛋。我看到她们灰头土脸的狼狈相,笑得前仰后合。

  这些吃了亏的女神醒过神来,对我大声训斥:“你会不会赶车啊,怎么把车往粪堆上赶啊!”

  好在那个年代的女神们并不化妆,一个个地从粪堆上爬了起来,用头巾扑打掉脸上和身上的粪土,又坐到殷杰他们的车上,继续进发。

  从此以后,她们再也不敢坐我的车了。

  还有一次是上山打火。我骑上小青马跟随着社员们向火场行进。我们走过村后的敖包山,一直向北,说是打火,其实是清理火场。在过火的山里,把还没灭的火灭掉。

  这小青马驮着我,走着走着,前边的一条腿突然一跪,我在马身上失去了平衡,便被摔了下来。到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匹瞎了一只眼的马,走路常常拜道。

  更让我难堪的是,由于这匹马很瘦,身上的脊梁骨凸起,骑在马背上,开始时,还觉得挺美的,那道突的脊梁骨正好卡在我的屁股沟上,对把握平衡,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从火场上回来,就不美了。我发现屁股沟处被磨破了,屁股肉露了出来。多亏穿的是棉裤,看不出来,要是在夏天,我这脸可丢大了。

  是达斡尔老乡告诉我,这叫铲屁股。不会骑马,就会这样。他们又告诉我,自我理疗的方法,总算没上药就自愈了。

  我的小青马,让我爱,又让我无奈!


  可爱的达斡尔乡亲

       哈布奇北靠敖包,东邻嫩江。可以说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小村北部的几棵古松,见证了这里的沧桑岁月。

  我很敬佩达斡尔先人,独具慧眼,选中了这片藏金含银的土地。正是这里保持完好的自然生态,印证了习总书记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这里的达斡尔乡亲,在用自己辛勤的劳动,酿造着生活的甘甜。

  我认识一位姓杨的农民。他说这个村有四户汉人。但由于加入这个村已经很早很早,完全入乡随俗了。我到了他家,从家庭摆设,到全家的语言,完全是达斡尔人家了。

  我的农民老师杜荣福,待我特别好,每当劳动之余,便把我叫到家里。他家是三面炕,也就是达斡尔人风俗的幔子炕,坐在南北炕沿上,两个人可以握手,到他家里,他盘腿坐在南炕,我双腿耷拉坐在北炕沿上,他拿出一个喇叭嘴的铅壶,壶嘴上放一个牛眼珠子酒盅。他在酒壶里倒满了酒,又从酒壶往酒盅里斟满酒,自己一饮而尽。他喝完酒,又把空酒盅坐在壶嘴上,递给我,然后,低着头,抽他的老旱烟。

  我不会喝酒,不喝又显得不尊重。只好拿着酒盅假装到了一下,放到嘴边,一扬脖,似乎把一盅酒喝了下去。然后就把空酒盅坐在壶嘴上,递给他。就这样来回传递,把一壶酒喝完,然后再下地。

  他不善言语,也从不闹酒,总是保持平淡状态。在后来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和爷爷、父亲在嫩江上放过木排,并且是老把式,人们也叫他“口爷”,也就是放排掌舵喊号的。

  听村里老人讲,扎木排,放木排,是个技术活。把大树伐下来,截成段,在大头制成一个扁方,中间凿上眼,用细木杆把一根木头串连上,细的一头是用柳条子拧成劲,把木头捆绑连接在一起。往往是十几根,二十几根圆木扎成一节排。放排时要十几张排连在一起,形成一条木龙,在江上流放。这时的“口爷”起到关键性作用。不仅仅是喊号子,而且还要把握江面的宽窄,水流的缓急,如果遇上急流,一旦把握不好,木排会被撞散花,损失了木材不说,人也有生命危险。

  听到他们的介绍,可以想像,坐在木排上的放排人,站立或坐卧在木排上,观赏着两岸的绿树红花,城市村庄,倾听着悦耳的鸟鸣,看鱼翔浅底,倒有一番浪漫风采。而想到,放排人遇到惊涛骇浪,他们那披荆斩浪的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嫩江两岸的城市建设,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

  我还发现,有好多人家制作大轱辘车,我常在闲暇之时,溜过去看上几眼,制作大轱辘车的工艺很不简单,一般的木匠是不会这门手艺的。

  先要选一些粗桦木,截成一段一段,要用火熏烤,风干去性等过程,使其去性,不能开裂,然后把木段两端削得稍细些,形成中间粗,两边细的车葫芦头。中间凿成圆眼,用来穿车轴,条件好的要在圆眼两端镶上铁圈,使其耐磨。在葫芦头中间的四周,均匀地凿上长方形的眼,用来安装用桦木杆制成的辐条,车轮的瓦,是用适当精的桦木,有的是一劈两半,有的是整圆的桦木,用火熏烤,威成弯状,按辐条的距离凿出镶篏轴条的不透深的眼,这样,多根弯形桦木,巧妙地连接,一个大木轮,也就是大轱辘就做成了。

  车轴一般用桦木,富户人家要用铁梨木,这样的车轴耐磨而不易断。但为了减少轴眼和车轴的磨擦力,在马拉或牛拉行走时,必须在车轴捄上黄油,也称之为窖油,难怪每当走远路时,每辆车的前面都挂一个油葫芦,至于这黄油是牛油还是猪油,我一直没弄明白。

  车棚或者车厢,也是用桦木,有的用柳木,以车辙的宽度,做成架用柳条编棚,也就是车厢底部,在靠近车轮的里边,要安装两道框架,叫车厢。这种大轱辘车,即轻便,又结实耐用,在当时是理想的交通工具。据老乡讲,他们制作的大轱辘车名声很响,百里之外的地方都慕名前来购买,有的是用老牛来换。就在我们下乡时,看到那等待安装的一排排车轮,很是壮观,大有产业化的架式。

  这里的老乡还很会钗鱼。在嫩江没封冻时,他们架着柳叶形的小舟,漂漂悠悠地浮在冰面上,渔人手持长竿鱼钗,伸至江底,人在上面,仔细搜索,发现目标,往往是一钗命中,钗上来的往往是鳌花鱼多。

  当嫩江封冻时,他们便放弃了舟船,在冰面上凿洞钗鱼了。

  送公粮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那时,嫩江已经封冻,我们交粮的地点是嫩江对岸的联兴公社。那里是黑龙江地域,可能是归嫩江管辖,那里可能是代收吧。

  交公粮的场面很壮观。长龙般的大轱辘车装载着鼓鼓的麻袋,缓缓地走过江面,联兴粮站的附近,有大食堂,大的供销社。在那个年代,就显得很繁华了。

  而交粮期过后,江面就显得空旷寂寞了。

  达斡尔老乡对我们很好,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对待。

  记得刚下乡时,学校老师一再叮嘱,到那里要尊重少数民族习惯,要有礼貌,见面要说“您好”等等客气话。如果用达斡尔语说,会显得更加亲切。像我这满族和汉族同学,对达斡尔语是不通的,班级里虽然有达斡尔同学,但从来没在语言上用心过。于是,有达斡尔族同学告诉用达斡尔语说“你好”,就是“希本勒无谓”。我们不知有诈,就和一位达斡尔老乡说:“希本勒无谓”。

  没想到老乡听了,先是一楞,然后哈哈大笑,问:“你这话是从哪学来的?”我说:“是同学教我的。”

  他说:“你知道那是啥意思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是你两腿中间那个东西没有的意思。”我听了,也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后来才知道,你好,达斡尔语是“ai den san”。

  一个同学很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把“希本勒无谓”这句话总是对向那位恶作剧的同学,把它当作口头殚。成了大家谈笑的话柄。

  村子里的达斡尔老乡最大的嗜好,就是抽旱烟。老太太叼着长杆铜锅的烟袋,而她们最时究的是烟袋嘴,如果有一个绿盈盈的翡翠烟袋嘴,那是很金贵的了。而通常都是很精致的铜烟袋嘴。老头们都得叼着用树根做的木头烟斗。这木头疙瘩烟斗在制作上很费功夫。烟斗装烟的斗分大、小不等,大一些的,可以满手握,鸡卵状的斗被打磨得润滑光亮,加上各种木纹,有的还镶篏着闪亮的铜钉,通过无数次的磨擦,铜钉被磨得闪闪发光。再配以镶着的铜箍,嫣然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装上一袋烟,用火绳点燃,边吸边抚摸着光滑的烟斗,倒也情趣盎然。

  但栽种烟草,是农家的细活。我们下乡时,烟已经上架了。也就是晾晒程序 已经完毕,该开始蒸制了。

  这个村的老乡家房前屋后的园田地,大部分都种植烟草。据年岁大的老人家介绍,春天时,要把烟籽种在一个打理好的池子里,待烟草苗分两个叶时,再把大一些的烟苗移植到备好垅的田园里。烟草长到一定高度,为了让烟叶充分吸收营养,必须把顶部掐掉,叫掐尖。还要把主杆与叶之间长出的小茬掰掉,叫打杈。然后,就是观察烟叶的长势,待烟叶从浅绿变成深绿时,这叫上来烟了。烟草分蛤蟆头、抱杆红等多种,叶子的表现形态也不一样。

  待烟叶呈墨绿色时,就该掰烟叶了。掰下的烟叶要用麻绳穿在叶柄上,晾晒在专门搭的烟架上,待到八分干时,要用锅蒸,蒸完后,再晾晒。在没干透的情况下,把成串的烟叶折叠,然后用石头压实。这样,成套的烟就制成了。农民在出售烟草时,有时以套为计量单位。一套烟,一般是二至三斤,有的是以斤计算。

  在当时的条件下,抽旱烟,已经是很享受了。那些烟民,在没有烟袋、烟斗的情况下,把报纸裁成条,做卷烟纸。当然,很多烟民一般情况下是不用旧报纸的,那铅字的味道会对烟的味道产生影响。更何况对身体不利。

  我很敬佩他们的卷烟技术,拿起裁好的长方形纸,用手折成桶?形,左手低捏住纸,用右手捏烟,撒在纸上,两手中指拇指互相配合,把烟卷好,在大头处把烟纸拢在一起用手指一捻,随着纸的合拢,烟便被卷实了,形成大头小尾的烟卷。再把卷烟的纸边,放在嘴边,用嘴一泯,烟纸通过唾液的作用,便被粘合了,最后,把烟大头被捻成绳样的部分掐掉,便露出的烟草,用嘴叼住烟卷的小头,点燃烟卷的大头,这就是民间自制的卷烟。别看我说的复杂,而卷烟的人,卷一支烟,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也有摆阔气的,那就是到供销社买大生产烟,至于大前门、哈德门香烟是当时的名牌香烟了。

  这些可爱的烟民们,当品味乡土气味的时候,在他们那安祥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可爱的生活

       知青时代的生活,可以说是劳累愉快又充满幸福感的。

  我们知青是轮流做饭。菜品,冬天是冻白菜炖土豆,用的是大锅。主食,蒸馒头。由于当时没有干酵母,都是用自制的面肥,就是把上次用的和好的而留下一块,让其自然发酵,用它作引子发面,发好面,要用面碱或面启子,也就是小苏达。但有时掌握不好使用的比例。会使蒸出的馒头,要么又酸又硬,要么呈现黄色。我们常常烙发面饼。这样即使碱少一点,吃着也挺可口。

  当我们上山打柴时,要五点前起床,吃的是“塔拖列”,我们叫它“拖拉机”。这是一种油浇面片,就是把杆好的面饼切成条状的面片,用开水煮熟后,捞到盆里,放上白糖,然后把烧开的牛油或猪油浇在上面,吃起来香甜油腻。吃后,浑身热卡增加,即抗饿,又抗寒。

  脱谷时,便是我们的艰苦时刻,又是幸福时光。在生产队的院子里,拖谷机停放在一个开阔地带。我们知青有的负责把麦捆从麦垛运到拖谷机旁,有的站在拖谷机两边,把麦捆放在传送带上,用镰刀砍开打捆在麦捆上的腰带,有的负责用麻袋接拖下的麦粒。有时连夜作战,一场活下来,一个个的,灰头土脸,像小鬼一样,只露一口白牙。

  当吃饭时,那混合面的大馒头,那香喷喷的牛肉炖白菜,让大家胃口大开,把劳累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当时生产队牧业兴旺,据社员讲,开始种地,开始铲地,开始收割,到拖谷粮食入仓,都要宰一头牛,大家会餐一顿,以示为自己的劳动加油,为夺得丰收祝贺。

  当下乡一个阶段,知青们要轮流回家探亲。从哈布奇回家,要经过一个段崎岖不平的丘陵小路,到哈里图坐火车。到讷河然后坐汽车回尼尔基。

  当时,我回了三次家后便积累了逃票的经验。刚开始时,听说前边车厢检票了,到了一个小站,赶快下车,跑到检过票的车厢上车,算是躲过一劫。有时查票员要来个回马枪,又检回来,想下车又没到站,怎么办?只好放赖,告诉查票的,我是知青,要钱先欠着,到年终生产队分红时再一起付给。面对这种情况,列车长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后来,我发现这趟车,常常是大半个车厢都坐着穿黄棉袄的小青年,原来他们都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因为是集体的力量,检票员往往是越门而过。我看出了门道,也弄来一件小黄棉袄,穿在身上,混在他们坐的车厢,遇上检票,当然是同样待遇。后来,我才发现,自己穿的小黄棉袄和兵团知青黄棉袄根本不一样。

  到后来,我频繁地出现在列车上,我坐着火车往返于哈里图、讷河,再后来是阿里河。因为我办理转乡手续,为了让年迈的老祖母经常看到我,按照叔叔的要求,我不得不转乡于鄂伦春自治旗的诺敏。

  当我一切都办理成功时,我不得不向翟濯等这些朝夕相处的老同学道别。我是第一个背叛这个知青点的点民。即将加入鄂伦春的知青队。

  同学们欢送我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从供销点买来各种罐头和果酒。我们这些滴酒不沾的兄弟开始品享果酒,开始是一点一点地喝,然后是大口大口地喝。

  吃喝完毕,他们赶着大轱辘车,连夜把我送到哈里图车站。当火车到来时,我含着泪水和同学们道别。

  在火车上,由于酒精的作用,等我醒来时,火车已经停靠在六合车站。

  我只好下车,坐上临时车的尾车回到讷河。

  当从讷河到尼尔基时,再从尼尔基坐上解放牌大车,赶往鄂伦春自治旗诺敏的路上时,百感交集的泪水不停地流淌。

  哈布奇的父老乡亲、老同学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眼前。再见了,我的达斡尔父老乡亲!再见了,我的老同学!再见了“妞妞”!

  我将走向高高的兴安岭,与鄂伦春的“莫日根”、乌娜吉”朝夕相处,开始我新的民族兄弟般的知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