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一,是姐姐的70岁诞辰日,因为“新冠”疫情影响,没能赶回老家去给她贺寿。可是心里一直惦记着、思念着,想为她写点什么。
       从哪下笔呢?突然想到时下一个很流行的词眼儿——“一姐”。
       呵呵,当今网络不仅互动性与穿透力极强,数字化和个性化语言也是叠出不穷,其中“一姐”,就在如火如荼之列。“央视一姐”、“歌坛一姐”、“商圈一姐”、“网红一姐”……诸多“一姐”人气爆棚,粉丝成堆,让人眼花缭乱。
       我的姐姐,不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女性老大,无人刻意为她提携人气、包装力捧;也不是艺苑娱圈中的当家花旦,没有“小鲜肉、小萝莉”们狂追热粉。然而她,是我李门中默默无语、贤淑懿德的独女、八兄妹中的唯一。
       此一姐非彼“一姐”。没有名气,却也别放异彩。我独粉她。

       乳名趣事,同气连枝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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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学名玉霞,娘唤乳名“来财”。
       来财,这名儿有点生僻,甚至非常俗气。而我每每听到有人喊出这两个字时,内心都会为之一颤,因为“来财”之名背后,有着沉重的故事。
       那是1950年的二月初一,新中国刚刚立国不久,百废待兴;老百姓一穷二白,生活拮据。传统的“龙抬头”节日却不管你什么朝纲国是,踩着自己的时间节点如期而至了。市井有“二月二,炒豆豆,吃了迎接好彩头”的民谣,意思就是人们在这个日子要“吃豆填穷坑,炒锅纳富贵。”应的是一番心境,图的是一份吉利。那天早晨,娘借钱买来五斤黄豆,挺着大肚子爬在锅台边上翻炒不息。烟火熏呛、热流侵袭、加之锅台棱角摩擦碰撞,不一会儿娘的肚子便剧烈疼痛,就地生下了姐姐。
       取什么名字好呢?娘脱口而出“来财”,爹苦笑着点头同意。站在旁边的大哥和二哥尚处于童年,听着表情木然。
       依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女孩取名通常多以温文尔雅的字词为遴选对象,注重清新脱俗。若非妮雅婧婷,便是梅兰竹菊,即使日子窘迫的寒门人家,也会选择杏桃花果来托付吉庆,最不及也还有春夏秋冬雨雪香草,总之字眼里流溢的都是美丽舒秀,祈愿的都是贤良福祉。
       那么,娘为何赐给姐姐“来财”这样一个俗气到“超萌”、让很多人闻之困惑的名字呢?一个字:穷。两个字:盼钱。
        一个大俗的乳名,可能让身陷富贵者茫然不解,使佯装大雅者嗤笑戏谑。却折射出穷怕了的一代人内心深处的无限苦楚,倾诉着清贫人家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渴望。

爹娘一生有过10个孩子,九儿一女,夭折两男,存活八个,视若珍宝。冗长的“儿女链条”上,集结的是一支庞大的“雄性为主的队伍”,独女姐姐排行第三,生命来的皮实而又有几分壮烈。于是二老对她的珍宠、兄弟们对她的拥戴,那可是“小熊猫”的量级。也正因为如此,“一姐”宿命,由此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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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五个尕小弟倒是没少受她呵护。对她言听计从,却又不时拿她的性别和出生故事来逗乐,送给她一个“锅台女娃”的戏称。
       当年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爹从山西万荣背井离乡,一路逃难到宁夏中卫,40岁才与孤儿身份的娘成婚。两人相差23岁,却生了一长串的儿女开枝散叶,真是诚惶诚恐。而要拉扯他们长大,却是举步维艰。所以,家中“一姐”独秀于林是形式,责任担当才是实质,帮娘料理家务的担子一体沉重。
       我知道,爹娘早先的“育儿经”里并没有我,更没有五六七弟。三个哥哥和姐姐的出生,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给生育计划圈上了句号。怎奈儿多女少,日子稍好些时便萌生了再添个女娃的心愿,一可平衡性别,还能多个做家务的帮手。遗憾的是从我开始,连着四位“不速之客”降临,都是男性。二老虽也珍爱有加,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贫穷与艰辛,是那个年代家庭生活的代名词,也是我们儿时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中的一姐玉霞,不只是兄弟姊妹中独一的女性,更像是植根于亲情泥土中的一粒种子,根深蒂固,秉性坚贞。

娘曾多次说过,孕期有我,正是国家的“粮荒”岁月,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天,而是时时。爹远在吴忠县打工挣钱,微薄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娘带着一群儿女在中卫艰难度日,常常以泪洗面,姐姐就是身边最得力的生活助理,吃喝拉撒,缝补浆洗,样样当先。

长大后每每听娘言及此处,我的脑海里都会幻化出一幅特别的情景画:家徒四壁,墙有映像,那是人间现实版的“鸡噗图”,其中一只花衣小鸡总是格外惹眼、辛勤辗转于母鸡左右,为其他小鸡忙的不亦乐乎。那幅意念画活灵活现,花衣小鸡就是姐姐的隐喻或替身。
       娘还说,家中无米,她的身子骨青皮寡瘦,生我的情景至今都是让人听着揪心揪肺的一幕:1957年的正月十三,夜雨。许是娘腹中的我不甘于营养不良,提前一个月就来“敲门”了。夜半三更,一时无处找寻接生婆,是7岁的姐姐和大哥辅助娘把我接到了这个世界。当时没有消毒器械剪断我的脐带,是用火钳夹着一粒炭火烧断的。娘羸弱不堪、滴奶全无,我奄奄一息、恐难存活,用菜汤面糊维持了一段生命,倒也凑效。爹赶回家来赐我“金锁”乳名,愿望厚重。幸运的是,我可怜的小命,最终真的锁住了,没有丢掉。爹娘有恩,姐姐当然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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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弟的出生,比我更加悲催。1959年是国家经济困乏到了极限的年分,全民都勒紧裤带给苏联还债,粮食短缺程度史上罕有,家中餐桌上的食物,就是野菜糊糊和糠渣窝头,即使如此也经常是上顿不接下顿。老天爷送给五弟的生日礼物是俩字:饥饿。由于营养严重不良,身子骨软不拉塌,两岁半了仍不能直立行走。10岁的姐姐无疑又是娘的“帮带”,她抱着五弟,就像揣着个不成型的泥团,抓住两只小手“提起来是一条条,放下去是一堆堆”。五弟瘫软在姐姐怀里,不停地喊“我饿啊,我饿啊……”听着那凄惨惨的泪叫,娘心痛的肝肠寸断,姐姐也心急如焚。
       据姐姐回忆,我出世之前,娘还流产过两个男孩,一个在大哥之前,另一个在三哥之后。后面这个孕期已足五月,仍没保住。那是一天下午,娘干活时不慎摔了一跤,肚子疼的不能动弹,姐姐端来脸盆接在娘身子下面,鲜血和胎儿一起流了大半盆子……至今说起那一幕时,姐姐的声音仍在颤抖。她感慨:“真是不能不佩服老人家穷则愈坚、生命不屈的那股劲头。无论再苦再累、身子再有多亏,韧性始终不减。”所以,姐姐很庆幸自己,说“我这百十来斤不光是娘生理遗传的结果,更有她精神的影响和意志基因的传承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土改之后,家里曾经分得二亩三分地,孤儿寡母日夜勤耕,哥哥姐姐就是早熟的“小耕牛”。娘带着大哥二哥下地后,姐姐就是家里的“小厨娘”,既要做饭送饭,还要看管弟弟,里里外外一把手,俨然一个“小管家”。

可惜,二亩三分地也好景不长。爹在吴忠打工的商家后来纳入了“公私合营”体系,爹有基本工资了,家又住在县城边上,于是我们的土地便被收归集体,户籍改成了城镇居民。地没了,一家老小的生计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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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再苦,娘也坚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爹每月寄来的20元工资难以养家,一分一毛都是活命钱,娘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小学三年级的姐姐放学后帮着娘养猪喂兔、挖野菜做糠团、到铁匠炉边捡煤渣、买来黄豆生成豆芽菜上街叫卖,换些钱来给我和五弟补身子。还经常陪娘给人做针线活,赚些布头碎料拼做成衣服鞋子给我们穿。
       一次,娘煮了一砂锅土豆,姐姐带着我一起去街边叫卖,眼见得一个个买家剥掉土豆皮吃的津津有味,我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
       有一首民歌叫《走西口》,唱的是晋商牵着驼队出关贸易谋求生计的故事,家乡中卫正是其中一条线路上的重要驿站。县城东门外有片开阔地,三天两头总有经过这里的商埠驼队在围栏里过夜休息。清晨出发前,是骆驼大量排便的时候,姐姐和三哥经常带我赶着点儿去捡拾骆驼粪蛋,那东西晒干后是上好的引火取暖材料。一次天还没大亮,我看见一匹骆驼翘起了尾巴准备拉粪便了,立刻端起破脸盆接在尾巴下方,驼粪蛋蛋掉落在盆里的“叮叮当当”声音,让骆驼受到惊吓,蹄子向后一甩,给了我一个四脚朝天。那时的我只有七岁,不懂什么叫“丢了魂”,只记得是在哭声里被姐姐和三哥轮换着背回了家。
       生活不能重演,记忆却可以如影视一样回放。放过之后终明事理:什么是姐姐?姐姐就是替爹娘照顾弟弟的人。
       每忆童年,耳畔总能荡起《木兰诗》里的两行绝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是吗?古有花木兰年少替父从军孝烈天下,今有我的姐姐幼年便早担大任里外应手。她不似木兰轰轰烈烈,唯有自己默默负重。

       蕙质兰心,顺势浮沉不言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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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成长进步,常常摆脱不了家庭历史背景的影响,但主观努力仍是决定的因素。
        姐姐在一声声的“来财”呼叫中孑孓长大,家中“财富”并没“来”多少,苦难倒是赋予了她一身的生活技能和处世“灵气”,正所谓蕙质兰心,勤能补拙。
       因家务需要,姐姐四年级辍学,两年后复学并顺利升入初中,即将毕业时又再次辍学,因为“文革”开始了,我们全家也在“城镇人口大疏散”中集体下乡了。儿多女少、缺吃少穿的窘迫家境,将姐姐推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许是应验了那句“穷则思变”的哲语吧,跨入青年的玉霞姐姐,真的是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开始了云蒸霞蔚的缤纷人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姐”范儿。
       下乡一年,她便被村民选举为妇女主任,全权管理生产队全体妇女的相关事宜。那时的农村女性普遍没有文化,男人们很难出面摆平来自这支队伍里的叽叽喳喳。姐姐却以自己特有的适应、理性与机智,将这支队伍管理的风生水起。因为她带领的“铁姑娘队”在农田改良、兴修水利、突击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等方面颇具影响,被树为先进典型,先后出席了公社和县里的妇代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七十年代初,农村大兴合作医疗,姐姐被推荐参加了县卫生局组织的“农村医护骨干速成训练班”,半年后成为生产大队里的一名“赤脚医生”。她并非来自医学世家,短暂的集训只是让她略懂医术病理,却凭借一颗仁心与一份刻苦,奔忙于百姓人家,勤耕于杏林边缘。她甚至仍是农业户口,仍属于“半农半医”人员,却为解救家乡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段特殊经历不仅增长了知识,磨练了意志,还进一步拉近了她与农民群众的距离。风雨三载,她走村串户访病济危,送医送药无微不至,十里八村有口皆碑。


1592954937830513.jpg     “文革”后期,全国大中小学全面复课,农村教育师资出现严重缺口。姐姐又通过考试取得了任用证书,跻身于农村小学民办教师行列。初小文化、小学老师,这两者在当今社会无论如何也是划不上等号的,但它却真实地发生在我的姐姐身上。


      身份虽然是非国家教员编制,享受的依然是农村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责任田”依然需要她兼顾种植打理,可教学是国家大面积普及义务教育的形势需要,她在尊从岁月与时代呼唤,努力向着人生价值的更大化迈进。特殊年代打造特殊人生,谁能想象,初小基础的姐姐能够成为“全科老师”、同时身兼一二三年级3个班共200余学生全部的语文、数学、音乐和体育教学任务,还一肩挑着三个“班主任”的担子履职尽责。由此,她多次获得乡、县两级授予的“乡村小学优秀教师”荣誉。
       是天生奇才?还是时势拔鼎?都不是。还是了解她的农民群众说的好:“李玉霞是个朴实善良肯吃苦的人,她用善良造福了百姓。”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战略向经济建设转移,发展多种区域经济成为趋势。县里着眼当地羊毛资源优势,兴办了地毯加工厂。姐姐以农村知青身份应招,又成了一名工人。厂领导考虑到员工多是女性,姐姐曾有妇女主任的经历,便安排她当了车间班组长。从此,她的工人身份由历史定格。即使后来被调到县委机关担任“计划生育专干”,“以工代干”的命运长期没有改变。
       计生“国策”当头,她的工作对象是县上四大机关的育龄青年和当地城市全部的流动人口。每天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自嘲是“行千里路,吃百家饭,说着‘车轱辘’的话,干着‘讨人嫌’的事”。尤其是与外来的“超生游击队”巧妙周旋、用心用情、用法规把控计生数量,耗费了大量心血。令人惋惜的是,姐姐始终未能获得“转干”机会,一直行驶着国家公务员的高端职能,却仍拿着普通工人的低端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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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宁夏中卫工商局个体协会,是姐姐事业舞台上的终场节目。她致力于引导、支持下岗失业人员架构私营实体,帮助协办营业执照,扶贫济困,维权打假,极力维护经营和消费者双向利益。有人调侃她是“走遍了农庄山水,又徜徉在市场街区,一路走来脚板磨成了铁板,成绩如串串红花,体制却欠着对她的一份公允。”
       是啊,直到事业平台转换到了工商局机关,她走上了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也算得上“智慧尽显、才华尽现”了,但仍是干部队伍中的“职工一族”。工会老主席退休离岗、位置空缺后,姐姐也只能“以副代正”,人事部门给出的解释是:“人很有能力,工作需要她,但相应的工资待遇标准只能执行政策,行政副科封顶。体制规定如此,我们也很无奈。”
       我常常在想,姐姐由城镇下乡,又从乡村进城,一路与世无争、转行很多。就文化程度等主客观条件而言,仿佛不具备做大事、成大器的资质,却能够在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刻苦学习,利用所有得到的机会砥砺前行,靠的就是一份淡然与勤勉、忠诚与奉献。失意时,她甘居人下安之若素;得志时,她保持清醒奋发进取,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优秀。其间偶尔的郁闷和迷茫,都被一颗良心驱逐,留下的只有心安无悔。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失为“草根之娇”、“女中奇才”。

        亦嫁亦留,相濡以沫娘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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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生前曾经对我等七弟兄有过交待:“你们都是男子汉,玉霞是唯一的女娃,是地地道道的八分之一,要好好护着她。”
       茫茫人海,罕者为贵。其实爹不说也会如此,因为尊崇女生是男生的天性,何况她还是血脉相连的一奶同胞。反观姐姐的过往,她享受哥哥弟弟们的宠爱只是一面,为大家奉献牺牲才是她生命的主旋律。
       她不光长相如母、命运也酷似娘亲。在八兄妹特别是五个弟弟的成长过程中,她每每与娘的影子重叠再现。在我心中,她与完美、博爱同义,是懿德、女神的标杆。年少时我便心生“暗恋”,并且默默定下一个目标:找媳妇,就找姐姐这样的人。
       农家有句老话:“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意思是女儿长大一出嫁,就远离娘家成“外人”了,而姐姐却不同。也许正因为她是那个“唯一”,爹娘和哥哥弟弟们都对她高看一眼。无怪乎小时候常听爹乐呵呵地念叨:“女娃好,女娃好,女娃是贴身的小棉袄”。命运安排也好,与生俱来的责任心驱使也罢,反正姐姐一直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婚前20年与爹娘相依为命自不必多说,婚后50年仍近乎群居于娘家兄弟姊妹中间。
       1971年春天,家里建起了六间土坯房,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就在这一年的国庆节,姐姐结婚成家了。这桩婚姻是富有戏剧性的:村里有个贫协主席叫吴安甲,心地善良,与我家走得比较近。儿子吴占明在百公里外的青铜峡铝厂工作,托人上门来提亲。当时二哥和三哥都还未婚,正好吴家有个女儿也到了婚嫁年龄,爹有意搞一桩“以亲换亲”的联姻,也就是姐姐到吴家与吴占明成亲,吴家女儿来我家与二哥或三哥婚配,父亲说这叫“亲换亲,辈辈儿亲”。结果,个性较强的二哥公开拒绝、憨厚稳重的三哥也沉默抵触,换亲泡汤了,姐姐却还是进了吴家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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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门亲事上,她除了看重姐夫忠诚朴实的人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吴家就在本村,姐不想远离爹娘,爹娘也舍不得姐姐远行。嫁到本村、住在邻近,两代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内里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作用,最主要还是姐姐自己骨子里恋家、愿意常伴爹娘身边,不想离兄弟姊妹太远。
       她努力地融入婆家,同时也时刻牵念着娘家。姐夫不在身边,她视公婆如父母,精心替夫尽孝;爹娘同村而居,她亦嫁未嫁,随叫随到。婆家有了困难,姐姐一声招呼,娘家人尽力相帮;娘家遇到急事,姐姐抬脚就来,立马处理。肚子饿了,哪头方便在哪吃;天气冷了,谁家炕热睡谁家;工作堆积,姐弟合力来搞定;心有委屈,爹娘面前去诉说。
       在外面,她是老师、医生、计生专干;回到家,她是儿媳、女儿、我们的姐大。无数个夜晚,为了不使姐姐孤寂,娘经常安排我等弟兄轮换着去陪姐姐,每每一觉醒来,看到她仍在微弱摇曳的油灯下学习、备课、纳鞋补衣、或撰写着自己从事的工作计划。灯火下晃动的那幅身影,在我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姐姐成婚5年后,我入伍去了边防。虽然远隔千里,却频频鸿雁传书,依依情愫相牵。家里的大事小情,她总在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我;亲人的喜怒哀乐,常常于姐弟的文字交流中互动。
       我知道,无论落户农村的11年,还是进城上班的岁月中,姐姐同时与四个老人相依为命,把安危冷暖与两家子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多少次下班之后,她骑着自行车不是回到自己城里的小家,而是鬼使神差地驰向农村,因为两三天见不到娘亲小弟,她就会心急神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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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姐夫身染恶性肿瘤去世,姐姐的身心健康遭遇重创。那年她54岁,与同样54岁丧夫的娘的命运竟然如出一辙。蹊跷的是之后几年中,相依为命几十年的母女一度出现了矛盾,两人都变得特别爱唠叨,不顺心时态度都很生硬。想来应该是姐姐因为丈夫的去世、生活的磨难、退休的失落、儿孙的压力等因素交相撞击,心情烦躁到了“一地鸡毛”。而娘也已年逾八旬,逐渐任性较真成“老小孩”了。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时,恰遇一场“母女交锋”,我不干了。姐姐心里有苦我心疼,风烛残年的老娘更让我心疼,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批评了姐姐,措辞很重,批的很狠。姐姐哭了,我也哭了,哭的一塌糊涂。理由只有一条:谁惹娘生气,我就生谁的气……
       唉!这世上姐弟之情究竟为何物?不就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一种冷暖自知的心照不宣吗?如果爱情是一种温度,友情是一种广度,那么亲情该是一种厚度,兄弟姊妹的情意就只剩下纯度了。姐弟情缘就是白纸一张,无言自明;一娘同胞间的是非曲直,不必太明。
       人生总是经过的太快,领悟的太晚。事后反思,也许正因为母女间知根知底无话不说,所以出言才会毫无心理负担。嘴上不设岗,必生小误会,摩擦也就在所难免了。母女身处两代,却在同样的年龄痛失丈夫,如此时空不同、厄运巧合,连上帝都应该自责,我等还有什么不能释然呢?
       其实姐姐非常明白,娘一生不仅疼爱她这个唯一的女儿,也真心喜欢她朴实厚道的女婿。女婿不在了,却留下鼓励姐姐“可以再婚”的遗言,哥哥弟弟们一再劝慰助力,我亦是重要推手 。娘明确支持姐姐“再迈出一步,不要走我的老路。”于是,现在的姐夫张蓬来到了我们的家庭。他是个有文化涵养、踏实乐观的人,娘乐意接受,哥哥弟弟们也都满意。我的老娘啊,一个裹着“三寸金莲”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旧女性,自己为爹守寡34年,却能支持女儿壮年再婚,这里面蕴含了多么深重的情意与怜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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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别家乡,才知乡愁。我从军当兵的日子长达38年,于铁马秋风戍边报国之余,仍背着故乡的沉重大山,却落了满地的心事。这些心事里有爹娘,有兄弟姊妹,其中姐姐占据了很大分量。对她唯一的一次批评,也成了抹不去的内心沉重。一封封家书,传递着一份份思乡之念;一次次电话,维系着一缕缕姐弟情怀。她与张蓬再婚之时,我正履职雪域西藏,不能亲临祝福,于是在月夜写下《忆秦娥•遥贺霞姐》,以抒情怀:


 姐大喜,
        酒意诗情与谁寄?
        与谁寄,
        明月一轮,
        思念几许。
        曾经患难秋风疾,
        而今棠棣各东西。
        各东西,
        高原故土,
        心不离弃。
         ……


 姐姐的70年,是爹娘掌舵、她奋力摇桨的70年,也是与哥哥弟弟风雨同舟的70年。说不上功名炫彩,却落得一份内心踏实,按她的话讲,叫做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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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来路,我家“一姐”比之时下流行的“一姐”概念相去甚远。不只是年龄大了,头上也缺少光环,但称她为“一姐”又恰如其分。不是吗?爹娘眼里,她是得力顺手的“一姐”;兄姊当中,她是懂事伶俐的“一姐”;生产队里,她是一呼百应的“一姐”;背起药箱,她是扶危济患的“一姐”;手拿教杆,她是育人队伍的“一姐”;制毯车间,她是模范生产的“一姐”;计生战线,她是守护国策的“一姐”;工商机关,她又是个体户们普遍拥戴的“一姐”……


  如今的姐姐已至古稀,我们的情分却皓如日月。她喜欢“棠棣之花”这个象征手足之情的成语,喜欢“淡泊疏篱隔,寂寞官桥侧,绿萼青枝风尘外,别是一般姿质”的诗情晚年。


央视“一姐”董卿有云:“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眼睛里写满了故事,不模仿谁,不嫉妒谁,也不依赖谁,只是悄悄发力,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真好!“一姐”董卿之说,我的姐姐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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