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张元寿1913年出生，福建永定人，1928年3月参加邓子恢领导的著名的龙岩东肖“后田暴动”，1929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7年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抗日战争中父亲奉命任新四军总兵站站长。1938年夏天，新四军军部由岩寺搬到泾县，总兵站就设在章家渡（现在叫章渡）。因为章家渡在清弋江边，交通很方便。我大舅的房子就在码头边上，兵站看上了这一大房子，经商量后，兵站就设在他们家。
我母亲胡志年家在长江商埠之一——安徽芜湖。外婆在街上开了一家绸布店。算是富裕家庭。她生了13个孩子，我母亲是最小的。我外公也是老来得这个小丫头，所以也很惯她，她要上学，虽然几个姐姐都没有上学，但是就让她上了学。她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1937年12月日军投弹轰炸芜湖，18万人口居住的小城市，马上变成一个死城，日军占领芜湖。我外婆只好将布匹埋入地下，带领子女挑上贵重的布匹“跑反”，去泾县章家渡大儿子家，一路上遇敌机轰炸，大家把布匹都丢了，只有我母亲挑的二匹布还在。
母亲当时18岁，看到新四军有女兵非常羡慕，但是外婆坚决反对。她就参加了妇抗会。父母就是这样认识的，并有了感情。当时父亲不顾一切向党提出要与母亲结婚。那时对军队干部谈恋爱，尤其是结婚问题限制得很严，项英、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均是单身，何况母亲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婚姻没有得到党批准，反而要他们脱离关系。为此事父亲受到党的处分，留党察看4个月，调离总兵站，到教导队工作。父亲服从组织，与母亲宣布脱离，母亲由家中送去读书，以后两人也未通过信。父亲自传中写道：“因她知道我为与她结婚问题而调动工作，因此我向她提出脱离关系时，她无何阻碍。”父亲调到教导队后，正如他在自传中写的：“对革命表示不灰心，对工作采取积极态度，党分配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未满三个月就恢复了党籍。”以后父亲调到参谋处工作。后任参谋处处长。
1939年2月，周恩来到泾县视察新四军军部时，谭震林曾向周恩来汇报新四军中干部的恋爱和婚姻规定问题时，提出的典型就是我父亲和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白丁的例子。周恩来说：在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对此有个规定，就是285团（28岁，5年军龄，团级干部）可以批准结婚，新四军也可参照这个规定研究个办法。自此以后，在1939年和1940年才有一批团以上干部陆续结婚，对谈恋爱也有所松动。
皖南事变后，父亲突围出来，来到宋家桥，中途遇着我母亲和大舅。大舅对我父亲说，妹妹已经不能在家里住了，伪地保说妹妹是私通新四军，正到处抓她。母亲决定随父亲去参加新四军，为了安全，他们分开走。大哥先送爸爸到西河，过了几天，母亲赶上来了。他们一路来到芜湖。商量好由爸爸先回部队，安顿好了，母亲再过去。
我父亲先来到新四军二师，任二师五旅参谋长。他向张云逸等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婚姻情况，经师首长批准后，父亲就去信，要母亲到部队。母亲到二师时，首先遇见的是罗炳辉副师长的爱人张明秀。当时的情景，张明秀阿姨曾不止一次向我讲述过。张阿姨说，我母亲来时穿着红色的袄，下面着绿色的裤子，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张阿姨问她，你来干什么，她说来找张元寿，大家都惊奇，一个姑娘来找张元寿，大家都围过来看。后来我母亲说是来参军的，张阿姨就说，那你就要穿军装，你的这身衣服就给文工团吧。母亲就留下穿上军装参了军参加了革命。每当她们在一起回忆这事，都会听到她们欢乐的笑声。
父母俩自由恋爱，经过了风风雨雨，终于走到一起。爸爸十分疼爱母亲，由于他们级别不同，父亲吃小灶，母亲吃大灶，每当母亲去看爸爸时，爸爸总会把饭打回来给母亲吃。在同志们的眼里，他们是很恩爱的一对。经组织批准他们才算结婚。1945年他们有了儿子，我父亲很引为骄傲，特地拍了照片，拿给福建同乡张元培看，表示他有了儿子。有了儿子那时对福建当地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怀着为皖南烈士报仇雪恨的决心，开始了新四军二师五旅参谋长新工作。与旅长成均、政委赵启民三人团结合作，配合紧密，每次作战前旅部开会，都让做了周密的调查和分析工作父亲先说如何打法，一般都同意他的意见。三位首长还有个习惯，听完父亲发言后，成均司令员如没意见，就把警卫员每次都为他准备好的一杯酒喝掉，最后由赵启民政委拍板。开辟华中敌后战场，抗击日寇、反击蒋匪军进攻，五旅都做出重大贡献。1941年下半年，五旅开往皖东北，父亲协助旅首长将一部分主力充实地方部队，又建立起一个支队。
1946年面对蒋匪要发动内战，我军准备反内战进行解放战争时，军部决定调父亲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他的这次调动，受到了五旅部队干部们最热烈的拥护和赞佩。他曾长期做后勤工作，在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到陕甘宁边区一直是做后勤工作。抗战初期他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任兵站站长时，工作就搞得非常出色。在五旅任参谋长期间，更显示出他熟练的业务和组织能力。这回大战起来了，大兵团作战，后方勤务保障工作直接关系着前线作战的胜负，大家对觉得，党中央，华中局的这个将“点”得真准，实在好。
父亲调任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分管后勤工作。苏中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歼敌5万余人，取得了名扬中外的“七战七捷” 的重大胜利。战役期间，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参谋长张元寿等为保障前线作战做了大量工作，使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等能集中精力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一前一后，同心协力，紧密配合，是苏中地区获得“七战七捷”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6年冬，父亲调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国民党军进攻我淮阴城，我苏中部队奉命紧急北援。由于时间紧迫，军事物资全部丢在苏中地区。因此，淮阴战斗打响，出现了后勤供应的困难。这时父亲赶到前线，现场办公，实行直达供应，使军需品源源运上前线，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他先后参加了盐城、阜宁、涟水反击战、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他周密安排粮草和武器弹药等军需物品的供应，部署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作战，先后动员了62万民工支前，使我军粮草充足，后盾强大。有力的配合、支持了我军大兵团作战，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的胜利。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七个旅的光辉记录。在这些战役中，父亲分管的后勤工作十分出色，陈毅司令员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张元寿同志很好，见到军队吃、穿、用的事就抓。他是后勤专家。”粟裕同志更放心的说：“有元寿同志协助，打起仗来，我无后顾之忧。” 回顾父亲被刘伯承司令员、叶挺军长、陈粟司令员这三次关键时刻点将，给了他施展发挥他后勤专家的智慧才能和成功经验的极好机会。才铸就了他著有卓越成蹟的先行官、红管家的战斗一生
父亲去了山东前线。母亲原在新四军军部协理处当干事，她带着哥哥随部队由安徽来到山东青州闵家庄一带。那时母亲又怀孕了。父亲知道后，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大战爆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山东，在打大仗，形势十分危急，部队调动频繁，极不安定，部队家属多会给部队行动带来不便。我是管物资的，部队物质很紧张，多生一个孩子就给部队增加许多负担，我们不要生这个孩子了。母亲来山东路上，又骑马又趟水过河，也知道形势紧张，环境恶劣，很不方便，所以听从爸爸意见，下决心把孩子打掉。但部队没有什么避孕药，打胎药。有的就是宋庆龄为新四军送来的奎宁，是用来治疟疾的。母亲听说奎宁可以打胎，就吃了好多奎宁，但是无济于事，于是又抱起一块大石头，从高处往下跳，也许胎儿已经大了，还是没有打掉。最后，这个孩子还是生下了，这个本不该出生的女孩，就是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女同志不想多生小孩，用各种办法打胎，就是因为战争，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她们宁愿失去自己的骨肉。
莱芜战役后，1947年3月华野在大矿地召开参谋长会议，距离当时山东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周村不远。于是，抱着去周村采购一些物资，和视查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散落的武器，以收集补充装备部队。父亲和陈士榘、周骏铭乘车，前往周村途中，突遭国民党飞机扫射，中弹牺牲，时年34岁。
当日母亲接到噩耗，她化装成老百姓带着我和哥哥心急火燎地赶到周村前线。母亲看到父亲躺在军毯上，悲痛万分，哭得死去活来，那年父亲才34岁，母亲才26岁。哥哥吓得哭了，我还懵里懵懂，不知在我身边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最后一次。
父亲英年早逝，他对待同志是无比可亲和蔼，平易近人，态度潇洒，说话吐字清脆有力，工作中大公无私，坚持原则，办事果断有力、拼劲十足、能力出众。为着民族的解放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同志们都感到十分的惋惜。父亲牺牲后，部队在周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陈毅司令员致了悼词。陈毅同志在悼词中说：“张元寿同志是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他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闽西籍烈士。
父亲牺牲后，一些父亲的亲密战友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都提出收养我，但是母亲都婉言谢绝了，她要自己把这两个孩子带大，抚慰父亲的英灵。
那时母亲在山东青州闵家庄，在民运科当协理员。虽然是在后方，但是也经常随部队移动，有时日夜行军，每到一个驻地，就向老百姓借房子，然后安顿下来。母亲和同志们每到一地，给农民减租减息，成立地方政府，部队到老乡家，打扫院子，挑水，部队医生给老百姓看病，见到困难的农民家庭，部队给予特别的帮助，所以老百姓都拥护，许多农民都跟部队走，民工有的离家帮助部队挑东西。我和哥哥就是一个民工挑夫用两个箩筐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挑着走，骡子就驮行李。遇到飞机轰炸，马上就地隐蔽，也有民工牺牲的。
民运科还要做俘虏工作。很多是国民党抓的壮丁，也是穷人，在国民党部队中受到长官的欺压。母亲就组织他们诉苦，向他们宣传抗日，大敌当前，国民党把矛头指向共产党，让他们觉醒，参加我们的部队。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官兵平等是部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部队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行军在一起，大家就像兄弟姐妹。我妈妈出去时，就把孩子交给其他女同志管。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集结兵力向山东重点进攻，形势十分紧张，部队大踏步后退，已经压缩在狭小的临沂地区。华东军区为保存革命力量，把各级政府、部队、机关进行疏散。1947年7～8月，又决定把部分人员经胶东疏散去大连。当时大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军队驻防。陈毅批准转移到渤海根据地的有5家家属：邓子恢的爱人陈兰和他们的孩子，罗炳辉的爱人张明秀和他们的孩子，我母亲还有我和哥哥，周骏鸣的孩子，谢祥军的孩子。孩子有13个。由威海卫坐船去大连。一天晚上，大人都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上了一条小船。结果那天风浪很大，小船颠簸难以前进，加上孩子小而多，有的大声哭泣，为了安全，小船只好暂时返回。准备了二天，大家又一起出发，在船上不论大人小孩都晕船，吐得很厉害，几经周折才到渤海湾大连。
1947年山东战场上，我军在孟良崮将国民党的第一王牌74师包围，干净彻底将其歼灭，整个山东战场发生了战略转折。我军由撤退转为进攻，连续打胜仗，解放许多城市，山东大部分解放区连在一起了，主力部队已准备攻打济南和发起淮海战役。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打埋伏人员陆续回来，撤退去大连的人员于1948年春天返回山东。
我父亲牺牲时，因为还在打仗，就埋葬在当地。1949年6月13日，政府在山东临沂建设革命烈士陵园，要把父亲的灵柩移到临沂，母亲亲自和部队的同志去参加了移灵。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座落在山东临沂市城区金雀山脚下，沂河西岸，建于1949年，占地19.6万平方米的，规模宏大，建筑雄伟，风格独特，苍松翠柏，塔碑肃穆，是全国最大最著名的烈士陵园。这里碧水环绕，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芳草萋萋，环境幽雅。陵园内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和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位于陵园中央的主体建筑革命烈士纪念塔的正面，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7个镏金大字。塔前广场两侧，对称建有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罗炳辉、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等5位烈士的风格不同的烈士墓。陵园的东西墓区南端分别为罗炳辉将军和父亲等四位著名烈士的半身石质浮雕像。
父亲的墓呈螺旋梯形构筑，高9.2米，顺环墓阶梯可直达墓顶。旋梯共30 多级，象征父亲年轻的34岁生命，非常壮观，母亲说因父亲生前喜好爬山运动而设计的。墓顶上有碑亭，四面镌有陈毅元帅、张震上将（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飞上将（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劲夫（原国务院副总理）的题词。陈毅元帅的题词是：“努力支前常共甘苦，运筹帷幄永忆英才。”张震上将的题词是：“长眠齐鲁，英名留芳。”
父母是在战争年代结婚，没有机会回老家。解放了，父亲英灵安置好了，母亲决定去父亲老家——福建永定，去看望亡夫的父母，为夫尽孝。1950年，母亲第一次去了龙岩。这是很让人心酸的旅途。“没过门”的媳妇，从没见过婆家人，而第一次见面就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自己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龙岩到父亲老家还没有修通道路，她就一个人爬山，走山间小路，一路走一路打听。走了一天，快到时，见到一个妇女，就上前打听，那妇女正好是父亲家亲戚，就领着母亲，带回了山村。
家里人听说元寿媳妇到家了，没马上让她进家门，坚持按照风俗，先在家门口点了火盆，让她跨过去，才许进家门。母亲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民间的风俗，表明她是元寿正式的过门媳妇！前面就是丈夫的家啊，是丈夫父母祖辈生活的家啊！她就是专程来看望二老的，这是父亲生前的愿望，母亲毅然跨了火盆。进了家门，经过交谈，才知道元寿的双亲都过世了。家里就剩父亲的小弟弟张元辉一家了。母亲和大家都很悲痛。家里人说，他们已经知道元寿牺牲了。全国解放时，邓子恢和张鼎丞回到福建。因为是他们带着元寿去参加革命，他们通过当地政府找到父亲的弟弟，并接他到龙岩城里，沉痛地告诉他，张元寿已经光荣牺牲了。并询问他家里情况，知道父母大人都已经过世，他们反复问叔叔家里生活有没有困难。叔叔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直说没有什么困难。在城里住了2天后就要回家，临走时，邓子恢和张鼎承买了好些点心让叔叔带回去。
母亲看到叔叔家生活很困难，离开龙岩时，就找到民政局反映了情况。1958年，母亲出差到江西，又绕道去永定县。母亲去路上等见叔叔，而叔叔去县城找她，由于通信不便，走两岔了，竟没有见到。但是母亲知道叔叔生活仍然很困难，回来托人给叔叔捎去钱和物品。
母亲一直牵挂着父亲老家的亲戚，实际上这是对父亲的怀念，如果父亲还健在，他一定会帮助叔叔的。虽然母亲早已改嫁，可叔叔也还把这位嫂子仍当成自己家人。文化大革命中，叔叔家困难到极点，他跑到上海来找我母亲。当时母亲自身难保，也被打倒了，但母亲还是尽量给叔叔一些经济资助。
过去我没有回过故乡，不知道老家情况，直到我去了福建老家，才知道那里生活还很困难，叔叔家日子也很紧巴。老家这里原来就是很贫苦的山村，交通困难，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大部分年轻人都参加红军了，在革命战争中活下来的很少，国民党还乡团又回来残酷迫害老区人民，经济基础受到极大破坏！虽然解放几十年了，这里的人民要脱困还有很长的路。我找到当地政府，帮助叔叔办了低保和困难户补助。并给叔叔留下一笔养老的钱。父母不在了，我应该为老家做点事，替父母完成他们的心愿。
两年了，我去了父亲出生的家乡，走过父亲走过的长征路，到过延安抗大，去过抗战期间父亲工作过的总兵站旧址、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攀登了皖南事变发生地茂林的山峰，最后来到父亲牺牲的周村，和永远安息的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我一步步走近父亲，记住了他的面容，他大胆、开朗、活泼的性格，对工作极端的认真负责，对爱情的挚灼都铭刻在我心中，他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
父亲从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为了改变命运，跟着党，跟随启蒙他革命的领导和先辈走上革命道路。在农民暴动中高举过红旗，跟着毛主席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皖南事变浴血突围，从苏北抗战到山东自卫战争，华中野战军七战七捷战役，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在战斗实践中，他得到锻炼和增长了才干，成长起来。全国即将解放前夕，他已经是野战军的领导，千军万马的指挥员，解放军高级将领。
父亲是我军后勤战线上卓越指挥员，在革命实践中他明白，不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游击战时期，还是南征北战，大规模的运动战时期，军队的粮草、被服、武器装备、药品、交通工具等等，总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经费、物质供应的来源都是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取之于己、取之于友、取之于商。但是取之于民是主要的、根本的。所以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在解放战争中，父亲和战友组织了成千上万的民工，离开亲人，推上自家的小车，参加支前，为部队运送武器弹药。他深知党和军队离不开老百姓，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我和我哥哥一直都是烈士子弟，在党的关怀和母亲的照料下，我们都在最好的学校学习，都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010年，我带着从美国回来的儿子，来到了山东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在父亲的墓前献上我们的花圈，向他深深地鞠躬，我和我的后代要记住老一辈人的历史功绩。
沿着父亲的道路，读懂了父亲的人生：
我要深深地向长征路上湘江战役中，血洒疆场，尸弃江河的父老乡亲致敬！
我要深深地向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敢于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抵抗的一切抗日将士致敬！
我要深深地向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新四军将士们致敬！
我要深深地向为我军胜利默默奉献的所有平民百姓，他们可能在解放后又回到农村，没有工龄、军龄；有的牺牲在战场上而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们致敬！
我要深深地向我的亲生父亲致敬！他会永远在我的身边教导我如何做人，教育我去保卫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祖国大地和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人们。
（二师分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