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胡说八道
一个消息是，曾经挺方方的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精日人士梁艳萍被学校开除党籍，并停止授课权利；另一个消息是中央巡视组入驻中国作协，要求作家必须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中国文艺，决不能为国际反华势力服务。
对于一些公知的肆无忌惮，中国的政府部门似乎不再隐忍。
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方方的日记带出了平时隐藏得很深的一些对这个国家充满仇恨的知识分子，看他们的言论，常觉得似乎只有中国让美国来接管，才是他们的心愿，也才是中国的出路，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些人的忽悠能力，的确不可小觑，他们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很多老百姓用直接的判断都能看出是非曲直的事情，硬是在他们如簧巧舌之下变得是非莫辨，黑白颠倒。
我们曾经吃过言论不自由的亏，所以才有“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的警告。然而自古以来，一些知识分子的毛病就像孔子当年说的那样：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你看得起他，他就蹬鼻子上脸，无法无天；你瞧不起他，远离他，他又会像一个小女人一样怨气冲天，反正就是难伺候；屈原是三闾大夫，位子不可谓不高，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是一直就觉得天下皆醉我独醒，天下皆浊我独清。在他眼里，国王不行，满朝大臣都不行，都是小人，只有自己是君子，结果搞得国王不喜欢，同僚不待见，被流放之后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李白很有诗才，但恃才傲物，喝了酒以后，就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在皇帝面前也敢叫皇帝的心腹宠臣给他研墨脱靴，这不是不给那两个人面子，也是不给皇帝面子，狂倒是很狂，看起来也好想很有风骨，但结局却未必很好，尽管可以自我安慰“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也不过是自话自说，我们现在能够背诵的很多名篇佳作的作者，只要仔细的看看他们当时的处境，和生活环境，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也没有一个不是牢骚满腹的。
不能否认，这些人中间，的确有追求人类终极目标的具有宏大志向的人，他们的不满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他们的牢骚也是因为看到更多人的不幸，但很多的人，却不过是打着为别人的旗号贩卖自己的私货，发泄自己的不满，利用自己善于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文字手段，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当政者，对这样的人，都不会欢迎和容忍。而且，许多知识分子，永远不了解在政治家那里，在当权者那里，自己永远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顺手了，就多用一段时间，不顺手，是立即可以被丢掉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或者说真正改变一个社会，改变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是伟大的政治家，其余的这家那家，只有在政治家构建的巨大平台上，在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才可能发挥作用，不了解这一点，自以为自己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改变世道人心，说到底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幼稚，许多人因为幼稚，被碰得头破血流，也有许多人因为幼稚，和时代潮流作对，还以为自己有胆量，有风骨，结果怎么粉身碎骨，自己都不知道。时代潮流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一种愿望，这个时候，却非要做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小浪花，甚至期望着自己的这个小浪花可以逆转时代潮流的方向，某些人甚至说，当鸡蛋和石头碰的时候，他会选择站在鸡蛋一方，好像很英勇，也好像很同情弱者，但仔细推敲一下，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力量对于那些百分之五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那百分之五的人，可能就是鸡蛋，这个时候硬要选择站在鸡蛋一边，并不能说明自己的勇敢。却只能说明自己的不识时务。知识分子有大慈悲，大慈悲一定关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舍弃了这个，非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一面，这不是勇敢，至多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固执。
中国曾经经历过文革，教训很深，所以，这些年来，对于各种言论，特别是网上的言论，管控的比较松，一些人就无法无天，肆无忌惮，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奇葩的观点都敢发表，只要能吸引眼球，而相关部门对此因为投鼠忌器，所以听之任之，一些人似乎专门和主流意识对着来，和大多老百姓的意愿对着来，以此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展示自己的“思想深刻”，好像只有和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样，和绝大多数人的意识不一致，才能显出自己的伟大。
许多人对正能量这个词不满，认为能量无所谓正负，果真如此么？一些人一说话，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满，各种各样的牢骚，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任何好的事情，他也能从中找出让你气馁的地方来，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的心情也会变坏起来；而和有的人在一起，他总是充满阳光的心态，总是给你希望，总是让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尽管生活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你本来心情不好，但和他在一起，也会因此变得好起来，前者就是负能量，后者就是正能量。一个社会的前行，需要正能量，尽管负能量也可能有他的作用，人们都喜欢和充满阳光的人在一起，没有几个人喜欢和那些总是唉声叹气的人在一起，因为总是唉声叹气的人，会让你的天空也变得灰暗起来。
可以自由的表达，可以真实的表达，但自由的表达绝不是可以胡说八道，任何的胡说八道，都算不上自由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