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二百五十八块零五分！”我数了三遍手里的钱，包括那五个一分钱的钢镚，每一个都被我摸得汗津津的。这就是我1996年2月份的工资，虽然我去年已经专科毕业，6个月的实习期即将结束，一个号称28级大干部的月工资就这么多。我不甘心地又看了一眼裁得很标准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50元，基本补贴130元，扣除养老保险和公积金，实发258.05元。没错，会计算的很精确。
“要是再加点岗位工资就好了！”我心里祈祷着。到月底我的实习期就结束了，我的岗位即将最终确定。虽然我现在在总公司办公室，属于行政管理部门，比分公司或者其他业务科看起来要高档一些，但工资确实不多。当然，下个月即将定岗对我来说是好事，我起步就比他们高半级。比方说别人的岗位工资是从200元起步，我们总办职员最起码是从400元起步。而我对生活充满了憧憬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热恋的女友也在这里，我俩高中同学，她比我小一届，还在读大学本科。
总经理还是比较欣赏我的文笔的，这不，前几天他刚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主办一期公司的文化内刊。这是我的强项啊！我欣然领命，大笔一挥：与时俱进，锐意进取。题目轻松搞定。办公室主任，我的直接上司，背着手看完题目后，坚决要求去掉“与时俱进”四个字，换上老土的“深化改革”。他说的话毋庸我去置疑，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我只能别别扭扭改了过来。你说巧不巧，刚办好文化内刊分发下去，办公室就收到了区政府的红头文件：与时俱进，发展经济。我把文件送给办公室主任审阅的时候，忍不住地嗤了一声。于是还没到月底，也就是我数完这258.05元刚过五天的时候，就这轻飘飘的一声，轻轻松松地把我从办公室嗤到了业务室，也把我未来的岗位工资轻飘飘地嗤掉了200大元。正当我郁闷不已愤怒不已焦躁不已的时候，恰巧接到了高中死党王歌的来信和电话，他催我尽快去海南，他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并给我安排了职位，收入是现在的十倍。
王歌不仅是我高中的死党，他对我还有大恩。高考那年，我顺利考进了大学，他落榜了。他没有复读，而是来到我读大学的城市，开了一个早餐铺，并且很快结了婚。我入学不久，体育课上因为手贱，受了严重的伤，差点摔个半身不遂。王歌是第一个赶到我身边的亲人，衣不解带端屎端尿的伺候了我一个星期。当我能慢慢的活动和行走的时候，他的早餐铺子已经没法经营了，因为他的钱都给医院缴费了。当我和家人感激涕零的把钱还给他的时候，他只要了一半，说：“我的家庭条件比你们好一点，这些钱足够了，剩下的钱，给我兄弟读书用。我早就不想开早餐铺子了，根本挣不到钱，过几天我去南方打工去，等兄弟毕业了，我俩一起闯！”几天后，王歌果真潇洒地南下了，我记得那天他跟我告别的时候，刮着很大的风，他穿得很单薄，但走得很坚决。
四年后的今天，他盛意拳拳地邀请我，我还犹豫啥呢？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辞了公职，办了离职手续，跟家里要了5000块钱（王歌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带着），狠狠心辞别了女友，直奔海口而去。
火车转汽车，汽车转轮渡，轮渡转出租，当我到达王歌夫妻住的地方时，正好是3月1号早上6点。看到屋里住了超出我想象的人数以后，我的心顿时沉了一下。但看到笑语晏晏热情万分的王歌夫妻时，一路劳顿和刚刚丝毫的不快立马抛到了九霄云外。你知道有多巧吗？那天居然是周六。所以当一屋子人（王歌夫妻介绍说那是他们的同事）聚在一起用乡音闲扯淡的时候，当大家快乐地围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大礼拜，内心里各种幻想王歌的公司有多大，在这样一个大家庭般温暖的氛围里，我的前程将是如何的锦绣，所以，我毫无防备地将5000元钱交给了王歌。
周末在友好热情的气氛下度过，周一疯狂的培训开始了。当我听到他们声嘶力竭状若痴癫地喊着梦呓般的口号时，我懵了！当我看到那个能让他们一夜间变成亿万富豪的摇摆机的时候，我愤怒了！当我听到那可笑的口碑效应和倍增效应的时候，我差点晕过去！我辞去公职，抛下正在热恋的女友，义无反顾，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竟然是为了一头扎进了传销窝？！身边的王歌在狂热地呼喊，我在一边却如坠冰川。
当晚，我强压着怒火，试着用柔和的口吻和王歌交流。此时的我，不仅仅要决定自己不做，更要说服王歌一起撤出，这是做兄弟的责任，如果能说服整个屋子里的人当然更好。悲天悯人的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何等的幼稚，这群被彻底洗脑的人展现出来的不可理喻，真不是正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我的劝说招来了所有人的嗤笑，更招来了一波接一波的手拿大哥大装逼的说客。第一个装逼的人跟我先是痛说苦难家史，痛说创业的各种磨难和不易，然后把摇摆机吹嘘的天花乱坠，把传销那个永远吃不到的大饼美化得无以复加。我冷冷地问他：“咱们都是农村出来的，都知道鸡孵鸡，二十一，如果我养了一只公鸡一只母鸡，母鸡孵出了两只小母鸡，两只小母鸡又各孵出两只小母鸡，长此以往，循环到第31次的时候，仅仅第31次我就会有1亿只鸡！可是咱们农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呢？你若能回答上来，我就加入，回答不上，请你走人！”那个人张口结舌地呆在我的面前，无可奈何地走了，接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到最后，我忍无可忍，痛骂了来人，也痛骂了王歌。结果，如你所想，我被揍得遍体鳞伤缩在墙角。王歌冷冷的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一动不动。那一刻，我忽然发现，王歌竟然是那么陌生。
第二天，仍旧存有一丝幻想的我问王歌：我的钱不要了，是兄弟的话，咱俩一起再开个早餐铺行不？做什么都比做传销强！王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说：“是兄弟的话，稳稳当当做我的下线行不？咱俩还有那么多朋友，继续往这里邀请，我们肯定能成功的！”我不知道王歌在南下四年后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酷无耻，我也无意去探究，毕竟我现在已经无力改变既成的事实。我继续劝导他：“王歌，咱俩是过命的交情，我不怪你，但别人就不一定了！你还是给你即将到来的孩子积点德吧，别造孽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要么一起回家，要么一起找工作，哪怕摆个水果摊也行！挣够了路费，咱就回家！”
“堂堂大学生摆水果摊？能挣几分钱？！我都觉得丢人！为什么不做传销？犯法吗？”他的反驳让我哑口无言，那时候确实是传销刚刚开始疯狂的时候，国家还真没出台相关法律。我倒是奇了怪了，心高气傲的我都能接受摆水果摊，他为什么会接受不了呢？传销的洗脑真的如此神奇？神奇到把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哥们洗成一个异想天开好逸恶劳的废物？
海口的春天很热，很难熬。王歌他们一伙人带的钱已经花完了，而且也没人挣到钱，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可他们的发财梦想依然狂热，一天吃一碗米饭也能底气十足地喊出令他们继续自我麻醉的口号。我的伤势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我失去了自由。面对王歌夫妇，我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往日无间的亲密早已消失，他是我熟悉的陌生人，最为痛恨的陌生人。
在我被软禁到五月六号的时候，终于盼来了春雷：国家发文要求取消不合法传销公司，摇摆机首当其冲。当民政部和片警围堵整个小区，挨家挨户驱赶传销人员的时候，王歌夫妇终于改变了嘴脸，一脸委屈和谄媚地对我说：“兄弟，你千万别怪我们啊，我们也是受害者啊！我们也是被别人骗过来的……都怪我愚昧，没听懂你的劝告，你看这事闹的，对不住啊，咱们还是兄弟不是，警察来的时候，你可千万别乱说话啊，等回到老家，我借也把钱还给你……”
我冷冷地看着他，再次问了他一遍：“王歌，是兄弟的话，咱们一起再开个早餐铺行不？挣够路费，咱们就一起回家！”王歌很慌乱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转身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惊讶的发现，屋里只剩下了3个人，其他的人都不见了。剩下的三个人表情复杂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怎么，到这时候了，你们还要继续监管我？”
“不，不是，我们都没钱了，等家里给我们汇款呢！”
“王歌呢？”
“他夫妻俩昨晚深夜走了，他怕你和警察说你被打的事，和那些打过你的人连夜跑了。”
“他不是也没钱了吗？”
“其实，其实你的那5000块钱，他只交了3800，返还了800，加上剩下的1200，他一直都留着呢。这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你看屋里这些东西，能卖的你都卖了吧，过会房东会来收房子的……”
“王歌！！你大爷！”
我在洗手间里安安静静地洗了一个凉水澡，告诉自己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冷静。照着镜子，我剪掉了即将过肩的头发，从行李箱内某件衣服里，找到了仅有的25块钱。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看了一眼屋里三个半死不活的人和一堆垃圾，苦笑一下，拉着行李包下了楼——讽刺的是，我的行李包里，除了几件衣服，剩下的全是各种各样的书，那是我自考本科的书和辅导材料。来的时候，我曾幻想在海口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王歌这么铁的兄弟照拂，业余时间我再努力奋斗一把，我照样能搏出一个美好的未来。现在梦想虽然破灭了，但我不能这么狼狈的回家，我要找工作！就算回家，我也要风风光光地衣锦还乡！
1998年的海口正处于第一批改革开放后，由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到突然调整的萧条期。到处是烂尾的别墅和盖了一半而停工的小区，孤零零的一个海岛上，商业氛围很差，没有工厂招工，旅游业也没有发展起来，就业机会微乎其微。路边的茶馆、小吃店都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奄奄一息。当热辣辣的海口的太阳照在我身上的时候，当我耳边传来我根本听不懂的海南方言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太幼稚了！我找不到工作，当地的人听得懂我的普通话，我却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个字。但我的幼稚却没有丝毫停歇，尤其是我经过海南大学的校门口时，我的幼稚病再次发作。本着对校园的热爱和留恋，我混入了进进出出的大学生中间，随着他们进了校园。
多年以后，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我当时哪里来的勇气和自信，我拖着行李包，到处打听海南大学的校长室在什么地方，我要找校长谈谈，在这里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图书管理员，哪怕是是食堂的勤杂工——钱多钱少无所谓，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你可以想象，我无比自信地用纯正的普通话问行政楼的保安校长在不在办公室时的神气和淡定。那个小保安年纪也不是太大，见我言之凿凿地发问，他竟然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校长刚进去。”
当我“大义凛然”地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进入屋里的时候，校长很惊讶，而当我说明来意的时候，他更是惊讶地合不上嘴巴，当我一遍遍重复我是某大学的毕业生，被兄弟所骗沦落至此要讨口饭吃的时候，他苦笑着摇摇头，反而坐下了，静静地等我说完闭上嘴巴。
我只好识趣地沉默了下来，那一瞬间，房间里很静，两个地位悬殊，根本就不可能有交集的人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我有些无耻地趁机享受着房里的空调吹出来的冷气——真的好舒服！末了，校长问我：“你看过一个电影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
“看过。”
“海口也一样！”
“我……我是无辜的受骗者，我就想……”
“我很敬佩你的勇气，因为你能找到我这里来，但是很遗憾，我帮不了你。我每天都会遇到我们大学里的教职工或者已退休的教职工来我这里给孩子找工作的事情。要是好安排，我就不发愁了！而你……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我低头无语，我不能出卖小保安，他比我还无辜。
“你走吧，赶快回老家吧，这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期，很不适合你，虽然我很想帮你，但我真的做不了什么的。”
于是我又出现在了海口的烈阳底下，拖着行李包像一条无主的狗一样满街溜达。我依然不甘心就这么狼狈地回家，我一定要混出个模样再回！我是这样发誓的，可现实是到了5月底的时候，我已经浑身发臭地睡了好几天马路和公园。悲催的是，最近这五天我是这样过的：用剩下的钱买了5包“白象方便面”，干吃，每天实在饿极了的时候，啃一口两口，安慰自己的胃，我给你东西吃了，骗自己的肚子，已经吃饱了。到最后，等方便面都已经连渣都不剩了的时候，我把调料一包一包地撕开，倒进捡来的矿泉水瓶子里，到公厕的水龙头接一瓶凉水，晃几下，喝汤，来延缓我苟延残喘的生命。
这段时间，我一大早就耗在职业中介的门口，看他们发布的招聘信息，根本没有合适我的，招男工的很少很少。我只好坐在公园的树底下，和那些算命的半仙瞎聊。有一个半仙实在穷极无聊，免费给我卜了一卦，信誓旦旦地说，让我到天桥底下等着，会有一个有钱的老头来找我，认我做干儿子，从此我就飞黄腾达，挣很多很多钱，有很多很多女人投怀送抱。我深信不疑，真去等了，操他大爷的，除了天桥底下熏死人的尿骚气，连着两天我连根毛都没等来！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饿，真的好饿！我奢想道：如果我睡一觉就可以加速进化，进化到不用吃饭，闻闻味道就不饿的程度，那该多好。
人在极度困苦潦倒的情形下，邪恶的念头是最容易滋生的。正应了那句俗话：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我看着那些肥头大耳的老板坐在有空调的轿车内从我面前驶过，我竟然生出极大的愤恨和仇视，我看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携着小坤包穿金戴银地招摇而过还刻意留下刺鼻的香水味道，我竟然猜测她的包里有多少钱，她的项链和耳环能值多少人民币。我发誓，那个时候，我绝对没有任何的色心——因为我根本就顾不上，填饱肚子才是第一要务。然后，然后搞到钱赶紧回家，离开这个伤心的鬼地方。念头虽然有了，很明确，但我自忖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会允许我跑得太快，跑得太急，所以，我只能干看，干想，干咽唾沫。当我的目光逡巡到一个很不起眼的狭窄的有些阴暗的胡同的时候，当我看到胡同里有几家很小的木门的时候，我的眼光不再流浪，像是被吸铁石死死地吸住了一般，定住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拎着破行李包，一点一点不露痕迹地往那边移。
我特意挪到了最里面的一家，那里最隐蔽，最不显眼。尽管我的心跳已经剧烈无比，我甚至感觉我的心脏即将跳出我的胸腔，尽管我的双手早已在不由自主地颤抖，颤抖到不听我的指挥，尽管我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轻到我自认为谁也听不见的程度，但是就在我刚刚放下行李包的时候，门突然开了。
是一个女人，长得还算周正，穿得比较暴露，身材跟普通的南方女人一样，瘦且矮小，看样子估计三十多岁，最起码年龄比我大好多。可能长期不见光，亦或是擦得太多的粉吧，她的脸色呈现出病态的白，死人白。我身上的臭味早就出卖了我，我不知道而已。她捂着嘴巴和鼻子，对我说：“50元一次。”她的普通话依然带着南方口音，但我肯定，她也不是当地人。
我瞬间明白了她的职业，在那一瞬间，我尴尬到极点。
“我没钱。我也不做那个，你有吃的没？我饿！”说这话的时候，我完全是出于本能，没有任何表情的麻木。因为这些话好像是已经彩排过无数次，早已烙印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北方人？”
“嗯！”
“可我这里是……”
“有吃的没？”我的鼻子似乎嗅到了米饭的味道，肚子里已经发出了欢呼的声音。
“有吃的没？”我的声音再次迫不及待地响起。带着激动，带着急切，带着最后一丝的希冀。
女人没有回答。
“有吃的没？”我的声音大了，更加激动，甚至，可以说是吼出来的，连我自己都听出了一丝带有威胁的味道，我确信，如果这个女人现在说没有的话，我会愤怒地将她打晕甚至打死，然后我一定要吃饱饭，再然后，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饥饿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所有神经。
“有，你吃吧！”女人妥协了。她拿出一个空碗，在煤气灶上盛了一碗米饭给我——米饭是温的，显然她也刚吃过不久。我连筷子都没用，用手，用极快的速度吃完了，然后不由分说，又去盛了满满一碗米饭，用铲子压得很紧很紧。终于有饭吃了，我的手再次激动了起来，激动之余，我又一次狠狠地压了压那碗已经很结实的米饭，没成想，用力过猛，把碗压掉了。盛满米饭的碗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转了几圈，停了下来，碗居然神奇地没有碎掉。
那个女人就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吃饭，狼吞虎咽地吃，狼狈不堪地吃。等我放下空碗，她用蹩脚的普通话说：“你走吧，在门口给我把门锁上，今天有警察巡查。”
“好。”我一转身出了门。给她把门锁上，自己则一歪身坐在了她的门口，枕着我的书，看着对面的水泥墙，一声不吭——饭吃饱了，可怎么回家呢？没钱寸步难行啊！
海口的温度是可以热死人的，空气是可以潮得人发霉的，可我他妈的居然连拉肚子感冒这样的小毛病都没有——除了无休止的饿。我死恹恹地半坐在那个女人的门前，像一条看家的狗，一条还在盘算如何搞到钱就回老家的狗。我也深信，如果再这样拖下去，不出半月，我必定客死他乡，而且还是屈辱的饿死——一个被饿死的大学生？呵呵！
狗还是有作用的。半小时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轻车熟路地走了过来，看我坐在门口，很讶然，再看看门上了锁，他悻悻地走了，我在他背后很大声地吐了一口唾沫——我确定他不是算命的说的那个有钱的来认我做干儿子的老头。
天黑了下来的时候，我依然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得保持这种得来不易的体力，绝不能轻易挥霍。真的有警察来了。两个警察例行巡逻，进来转了一圈，见门上有锁，俩人有点诧异地互相看了一眼，即将转身就走的时候，一名警察停了下来，问我：“你是做什么的？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
我拿出那张皱皱巴巴的一代身份证递了过去。他看了看，又扔给了我：“暂住证呢？”
“没办！”
“你来这里做啥？”
“找亲戚。”
“屋里住的女人是你亲戚？”
“嗯！我今天刚来，她不在家。”
“要想在这里常住，记得明天去办暂住证！”
“知道了。”
警察走了。看我落魄的样子和死恹恹的表情，即便他们知道我在撒谎也懒得搭理我，就我这样的还想犯罪，简直跟直接找死没啥区别。
“警察走了！”见警察出了胡同骑上摩托车走了，我敲了敲门，低声说。
“知道了，谢谢！我从门底下把钥匙塞出去，你帮我打开门吧。”
“好。”
门开了，屋里的灯也亮了，惨淡的粉红色。女人坐在那张简陋的床上。“我要走了，回老家，再也不做这个了……”她是在跟我说话。
“我也是，我也想回老家。”我在门口应了一声，挥手赶了赶借着灯光飞来的蚊子。
“我刚刚决定的。我要走了。家里有亲人，有亲戚。”她把“亲戚”两个字说得有点重。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在说我。
“走吧，一路顺风！”
“我收拾一下东西，等会就走。这个房租还有七天，你可以暂时住，房东来收房租，你再走。这里还有一点吃的，能凑合几天。我给你五块钱，你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给你汇点钱，赶紧回家吧，有命在，不要去顾及别的了，即便混得很不好。”
“好，谢谢！”
女人走了，说是先去找她一起出来的姐妹，那个人也在附近。我进了屋子。手里攥着五块钱。
没有理由的，忽然就下雨了，很大的雨，一夜没停。
三天后，我等来了老家里的汇款，房东收走了房子的钥匙。
1998年6月1日早上六点，瘦骨嶙峋浑身恶臭的我走出了老家的火车站，依然提着一大包书。我终于回家了！等我拎着破行李包出现在我女朋友的面前的时候，她捂着嘴和鼻子，亲热地拉着另一个男生的手，含糊不清地说：“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