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陈家山
2019年7月7日，星期日，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暑。我和妻子驱车前往一百多公里外的陈家山煤矿，看望在那里的已经八十多岁的岳母。
陈家山，是我工作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个落脚地。在那里，我认识了社会，了解了煤矿，懂得了工人阶级；在那里，我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七年之后，我离开了那里，而后是铜川、咸阳。但其实无论到哪里，内心里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个山清水秀的煤矿。每每想起陈家山，总是有一种温暖升上心头，每每听到陈家山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但因为忙着工作，虽也有回去的时间，总是来去匆匆，没有一次机会再认真地回望那片留下青春印记的地方。
夜宿陈家山，是一种在城市难得的清凉和安静。清晨六点，在鸟鸣声中，我醒来并再也没有了睡意，穿衣洗漱出门，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于是擎了一把雨伞，信步开去。
绕着家属区最里边的那条水泥路，由东往西，我不急不慢地走着，寻找着曾经的印象。当年的陈家山，是铜川矿务局基础设施、井下设备最好的机械化矿井，家属区也是一片小高层。当年，我还在中学住单身宿舍的时候，岳母家就住在十号楼一单元的一楼。那个时候，家里尚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那是岳母的母亲。现在，那房子则由妻子的大妹一家居住，岳父十多年前去世之后，岳母就在几个女儿家轮流居住，想去哪里就去哪里。1987年8月，我和妻子结婚之后，我们申请到了家属区的十三号楼一单元的三楼，就是在那里，有了我们的儿子。
那个时候，楼是砖楼，外墙也没有什么装饰，现在则粉刷一新，干净而整
洁。虽是下着雨，但小区的卫生工还是在一丝不苟地打扫着。当年，那些工人依据山坡建起来的简易房依然还在，有些似乎还居住着人家，但外表看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记得我带的第一届初三学生中，有一个个子高挑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女生，有一天突然哭着对我说，她爸去世了。作为班主任，我当然要去她家看看。其实，我当时也比她大不了几岁，但是班主任这个身份，决定了当学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必须要过问和关心的。我去了她家，记得就是在山坡上的一户简易房里，屋里当时已经涌满了人，都是矿区的工人家属，还有工会的人。那个时候，矿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谁家有了事，尤其是丧事，说给工会，工会就会管到底。那个学生是家里的老大，她还有一个弟弟。父亲的突然去世，令那个还在上初三的女孩子手脚无措。所以，我能理解她对我说那个不幸的消息时，为何忍不住哭出了声，而她的哭声又让我突然感到一个班主任身上的责任与担子。那个学生父亲的丧事在大家的帮忙下，很顺利的进行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个女孩子学习很努力，她弟弟的学习也很努力。记得似乎有一次上课时，有些孩子不认真听讲，捣乱课堂纪律，那个平时看起来温顺的女孩子突然站起来训斥那些捣乱的男生，让我看到了她柔弱外表下的那种正直和勇气。后来，她和弟弟好像都考上学走了，只是不知现在到了哪里，一切可否安好？她家的那个房子，好像还在，只是不知住在里边的人，是否依然是他们的家人？
走过家属区，到了最西边。记忆中，那里是一片通往庙湾村的荒野地。那个时候，周末、下午，常会散步到那里，有时候也会步行去庙湾村。妻子的一位同学叫做师建军的，就是那个村子的人，常会拿一些自产的蔬菜、水果、核桃、鸡蛋给我们，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来往甚密，关系很好，也就对那个村子不陌生。
现在，家属区的西边，似乎有一个社区就叫做庙湾社区，我不知道是不是移民搬迁，将原来的农民集体搬移到社区，假如是，当然最好不过了。
穿矿区而过的那条河依然在，河里的水，依然清澈，只是似乎没有原来的水大。河的南修边了一条宽敞的水泥路，也架起了桥，因为里边重新修建了一座煤矿，拉煤的车，还有载重的车，要绕过现在的家属区，就只能走河南的那条路了。
而原来，那里不过是一条小土路，全是人工踩出来的。刚当老师那会，我每天早晨起来，都要沿着那条路跑步三四公里到沟里，有时候会遇到人，有时候就是自己一个。在沟里活动锻炼完了，再用清冽的河水洗一把脸，掬起河水喝上几口，然后再跑回学校，吃早饭，随学生一起开始早读。那样的日子经过了很长时间。每天早晨跑步的时候，从沟里向西望去，就会看见被人们叫做“奶头山”的两座高高的山峰，印象中，好像还和班上学生利用一个周末攀上了那个山峰，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在山上用枯枝生火，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等到看见那火蔓延得很快，许多枯枝旁翠绿的叶子也会迅速被燃着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丝后怕，让大家立即灭火。好在矿区的孩子很勇敢，大家齐心协力，很快火就被灭掉了，直到彻底没有了任何隐患，我们才离开。但后来却后怕了很久。我当上记者后，写的第一篇新闻稿，就是关于山林灭火的，后来的防火意识一直很高，大概就与那次并没有酿成大火的危险举动有关。虽说当时点火玩的是学生，但我是他们的老师，真的有事，我脱不了干系。
沿着那条小土路，我往前走。沟里边有一户人家，门口拴着一条狗，看见我，叫了两声，但显然是那种友好的叫声。我继续往前走着，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陡，两边的树木越来越高，我停下来，没有继续往前。三十多年前，这条路上走过很多的人，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年人，茶余饭后，周末休息，他们会成群结队地从这里去登山。如今，从两边茂密的草丛来看，从这里登山的人已经很少，或许只有农民种地，才会走上一走吧？
返回来，沿着那条路往回走，不久就是矿医院。一座煤矿，就是一个小社会，商店、医院、食堂、小卖部、学校、俱乐部一应俱全，天南海北的人，各种口音汇聚一处，各种文化也汇集一处。当时和我一同分到陈家山煤矿的大学毕业生，有两个最后就去了医院，一个叫做张抗战，一个叫做焦全海，一个在手术室，一个在中医科。因为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所以经常联系和走动，还有一个贺立社和李朝，他们都毕业于矿院，留在了矿上的生产科室，后来也都走上了技术和领导岗位，只是很久不见。
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和医院不打交道。矿医院主要就是为矿工服务，为矿工家属服务，矿医院的老院长张文战是我很好的朋友，这主要源于一次他对我的颈部按摩。当时他是外科主任。一次，我的颈椎疼的受不了，就去医院找到了他。其实并不熟悉，我以为他会随便把我支开，或者让别人去治疗。因为一个医院的外科主任毕竟还是有些身份的，何况是一个根本不熟悉的人来求治。但是，他态度谦和地说，你坐在椅子上，然后，他非常耐心地给我按摩了很长时间，也不知是他的手法真的管用，还是我心里的激动，反正是脖子当时就不疼了，这后来，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以至于后来我虽然离开矿区，但只要回去，都要和他见一面。
矿医院另一个叫我难忘的人是毕福利，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不时地会发作一种叫人难以启齿的病，这就是左臀部尖端部位的深度囊肿。记得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犯，一犯，屁股就肿得明光光的不敢碰，一碰就是那种针刺般的深度疼痛。大概是小学的时候，父亲曾经领我去看一个老中医，老中医说是什么“后臀疽”。那次，已经发作很久。老中医说里边已经彻底化脓，需要开刀。我那个时候还小，当然害怕，哭着不愿意。父亲将我压在他的腿上，老中医拿着那种柳叶刀，一刀刺进去，脓就奔流出来了，我虽然哭着，但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至今似乎还能感到那熟透了的脓顺着刀口流出，顺着屁股流下的那种清凉，因为此前屁股的皮肤是烧疼烧疼的。后来，老中医给刀口放了一种他自己研制的中药捻子，外面糊了一张麻纸，就让我下来走路，而我居然可以走路了，可是去的时候，是父亲背着我去的。因为疼的根本不敢走路。那之后，似乎好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高中、大学和工作之后，又是不时地发作。不过，没有那么严重，过一段时间，好像就没事了。发作的时候，屁股的尖端有红肿，按压，深度有针刺般的疼痛，常常不能坐，要坐也只能半个屁股，但因为时好时坏，没有特别在意，但总是发作，也很讨厌，而且发作常常是在夏天。那一次，就去找到了毕福利大夫，说了情况后，他说，这是“深度囊肿”，我说，手术，彻底根除。于是，毕大夫亲自手术。完了之后，大概换了一个星期的药，随后，那个令人讨厌的病，再也没有发作过。妻子的阑尾炎手术，似乎也是他主刀做的，术后恢复得非常好。
1990年5月，我儿子的出生，也是在陈家山矿医院。矿医院妇产科的陈红主任，是一个脾气不好，但心地善良的人。她对于那些娇气的孕妇，从来都不客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过去那些农妇在地里干着活，突然就把娃生下来了，还不是好好的？哪有那么娇气，放在冰天雪地里，该生产还照样生产。她这话，也许有些偏激，但对于那些喊爹叫娘的孕妇，还的确有些震慑作用。妻子生产的时候很是勇敢，虽然也疼痛，但她满头大汗，硬是不吭。儿子顺产，头很大，半天出不来，助产护士有些着急，怕时间长了对孩子不好，妻子疼成了那样，但是，还是操心孩子，怕时间长了影响孩子大脑，好在孩子最后顺利产生，妻子也一切安好。
那个医院，还是著名作家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地方。路遥在陈家山医院写作长篇小说，主要是为了安静，当然也是有他的一个亲戚的牵线。但是，他的写作习惯是昼伏夜作，白天睡觉，晚上写作，这在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说的很清楚。当时矿上的一些文学青年不知怎么知道了路遥就在矿医院写作，可能也去看望过，但大多没有见到。文学青年吴延伟曾经给我说了这个消息。我大学尚未毕业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已经全国火爆，他曾经给我们做过文学报告。所以得知消息之后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他，但是，还是没有见到，听人说，他回西安了。
妻妹能去医院财务科工作，也和当时的院长张文战有些关系。医院财务科要个会计，当时，我已经离开学校，到矿机关党办当秘书。此前，妻妹在选煤楼做三班倒的工人。选煤楼，其实就是煤被挖出来之后，石头和煤块混合在一起，所谓选煤，就是把煤中的石头选出来，以保证煤的质量。这个工作在煤矿，谈不上很累，但是也不轻松，最根本的是，女同志的三班倒比较麻烦，也比较脏。刚好，矿长办公室招收打字员，那个时候，还是那种最简单的铅印打字机。得知情况后，我就给当时的矿长办公室主任牛相林说到此事，牛相林又是咸阳旬邑人，算是老乡，就说可以。就这样，在选煤楼三班倒的妻妹到了矿机关打字室。她也很努力，很短时间就完全掌握了打字技术，加上自己的文字功底还不错，所以文件打得又快又好。不久我又听说医院财务室要会计，我就又给院长张文战说及此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真的很好，几乎没有任何的要求，也没有费任何的力气，妻妹就到了医院财务室，一直干到今天，而且屡次受到表扬。
漫步在昔日熟悉的医院，我从前面走到后面，有从后面走到前面，医院的面貌也不是从前的样子，现在已经改成陈家山医院，既承担着对矿区的医疗服务，也承担着对庙湾地区群众的服务。医院的旁边已经建起了家属楼，而此前，医院的所有人都是住在医院之外的。医院门前通往矿家属区的那条路还在，只是路的两边已经建起了大大小小的门店，酒楼和经营场所。
沿着矿区河南边的那条路，继续往矿区方向走，是商贸市场。卖菜的、卖饭的、卖水果的，虽是大早上，却已经显出了热闹。市场已成规模，庙湾镇政府周围，各种建筑已今非昔比。而很多年前，这里几乎还是一片荒地，除了镇政府一座简单的办公楼，周围就是农民散乱建成的院子，即便是那座简单的办公楼，也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因为此前的镇政府是在更加偏远的庙湾村。我离开矿上，到铜川日报工作之后，因为采访的关系，认识了庙湾镇当时的镇长张育民。张育民是一个领着大家实实在在干的镇长。因为庙湾地处偏僻，经济不发达，但当时乡镇企业发展轰轰烈烈，几乎各显其能。庙湾地处煤炭储藏区，除了国家的大型煤矿之外，一些私人、乡企小煤矿也如雨后春笋。张育民带着大家千方百计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一次，他很感慨的对我说，他是背着大山跑的人，负担重，经济落后，要赶上那些有地区优势、经济好的乡镇，必须跑步前进。随后，我曾经写了一篇《背着大山跑的人》的人物通讯，发在当时的铜川日报上，也因此和张育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后来担任耀县教育局局长，铜川市教育局副局长，1998年，我离开铜川之后，很久已经没有再联系，不知他现在情况如何，假如有机会，真的还想去看看他。
继续往前走，过人行铁桥就到了矿部，调度室、工会、灯光球场、机关办公楼、招待所、浴池……
1989年下半年，在学校待了快六年之后，我突然对教书产生了厌倦之情。
从1984年毕业后，在机关党办待了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后，我就到了学校。我之所以能在机关待那么一段时间，和我的老乡、矿党委当时的组干部长，后来的党委副书记、书记李德合有关。八十年代，能分到企业的大学生不多。所以，单位也很重视，乡党李德合大约觉得是老乡，想把我留在机关，我当时也不知道煤矿企业的秘书到底是一种什么工作，总觉得和文字打交道，而这个对于自己来说也不算太难，也就答应了。但是，一个月的时间里，参加了生产安全、奖金分配、掘进综采的各种矿长办公会，我完全一头雾水，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会议记录做得连自己都不满意。因为对煤矿生产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要听懂那些生产班长、综采队长、生产副矿长满嘴的专业术语，还真的不容易，再加上研究奖金分配问题，对于刚刚走上社会，满脑子理想、事业的我来说，总觉得老说这些是一件很俗气的事情。当时的党办主任徐志仁，是个河南人，满口的河南腔，也写得一手好材料，待人和蔼。他让我先看看往日的材料，熟悉情况，但他同时又对我说，写那些东西，也许十年之后，你写的东西摞起来比你还要高，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用处，生命力也就是那么很短暂的几天。当时的副主任牛相林也很真诚地对我说，你应该去杂志社当编辑，或者到报社当记者，当作家。那样，你的文字才会真正的有点价值。老前辈的这些提醒，加上我参加各种会议的感受，让我觉得，那里，也许并不适合我，尽管在他人看来，很风光并且求之不得。
到了当年九月，当时陈家山矿中学的赵校长找到矿领导，“听说给学校来了一个学师范的大学生，你们怎么给截留了？”就这样，我顺水推舟，来到了中学，开始带初三毕业班的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大约有三年时间吧，我个人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给学生无偿补课。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补课还需要收费，就是全部身心地投入在教学当中，总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能很快地教给学生，利用自己的所能，开阔学生视野。但是，所有的付出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也没有太大回报。当然老师的任何付出，不需要物质金钱的回报，但是，需要的是学生对老师付出的认可，以及对老师无偿付出的一种尊重。可是，矿上的学生对此似乎没有任何的感觉，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慢慢的就有一种人生付之东流的荒废感，后来也就不再那样补课，按部就班地上课，尽量把每一课都备好上好。但是，矿上老师赛教，我还曾是优秀赛手，事迹曾经在矿广播上播送了很久。上课之余，我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写作当中，除了上课，就是写作、阅读。鲁迅全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随学生一起早读时读完的。除了自己的写作，我还给矿广播站不断地供稿，于是，在矿宣传部也就有了一点名声。1989年冬的一天，我去矿机关组干部的部长蒋立先那里聊天，随口说了一句：什么时候，兄弟来你这里吃饭，他当即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就怕学校不放！他说，你真的要来，这你不用管！
此后不久，他又一次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给当时的校长郝秀元说了情况，果然，他说，你是教学骨干，不能走。我只是说，矿上要我，我也想去！
毕竟学校是矿上的一个下级部门，矿上要人，学校也不好硬不给。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就到了机关，在组干部待了一段时间后，去了党政办当秘书。
值得一提的是党办文书孙全哲，我们很能聊得来。他是旬邑人，为人亲切谦和，善于帮助人。大概是1990年的一天，我的学弟，已经在铜川矿工报当记者和编辑的王志祥给我说了一个信息，铜川报要扩版，可能招编辑记者，他给当时的铜川报总编王英推荐了我，而王英原本是要把他调去的。志祥原本在铜川矿务局二中当老师，矿务局得知他要离开去铜川报，就把他放在了矿工报。那个时候的矿工报也名操一时，他去矿工报后，我们有多次沟通，也曾经给过他文章。大约是有一次，王英和他闲聊，觉得没有把他调入铜川报有些遗憾。他就说，他有一个同学，在陈家山煤矿，比他还要厉害。于是，王英马上说，那上去看看。志祥立即火速把这个消息给了我。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走。其实，当时孩子刚刚几个月，还不满半岁，但那对我确实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我立即给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牛相林说了情况，他表示支持。他说，办公室的材料是理性思维，有一定的模式，时间长了，思维的固化，思绪也就飞扬不起来了，你最合适的就是报社、杂志社。然后，我又给当时已经当上矿党委书记的李德合说了这个情况，说，我想去，他也支持。去给分管的党委副书记高仰才说，他不反对，但却不大理解，说你离家那么远，去哪里干嘛？我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工作。
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一次工作调动考察终于来了。王英带着报社办公室主任李福生，还有我的同学王志祥，时隔两天后驱车七十公里到了矿上，和我匆匆见过一面之后，就和矿党委书记、党办主任协商调我去报社的事情。因为我此前的工作，也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心都是那么纯善，据后来王志祥给我反馈的信息：王英总编说，报社准备扩版，需要编辑记者，听说你们这里有个王永杰，文笔不错，我们想调他去报社，你们同意不同意？党委书记李德合率先表态：你们要，我们就放！
事情就这么简单而容易的确定了。中午，我在矿区的一个饭店怀了十分感激的心情招待他们。王英说，你调入报社的事情，矿务局的关系你来打通，市上的关系我来协调。当时，铜川矿务局和铜川市是平级单位，铜川市没有资格从矿务局直接调人，加上当时的大学生还比较少，矿务局对于知识分子的调离还是卡的比较严，要上局长办公会。对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但对于全局管着十多个煤矿的矿务局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事情。就那样大概有个大半年时间吧，也通过熟人，找到了矿务局的组织部长，终于，在1991年的九月份，我正式调入铜川日报，成为报社的正式一员。
在此过程中，还有几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铜川广播电台的吴旭和佛立户。由于当时在陈家山煤矿，我联系了几个文学青年，成立了香山文学社，（因为著名的大香山就在距离陈家山不远的地方，北京的香山，虽然名气很大，但其实是小香山）大约有两年时间，大家坚持每周在我家进行创作交流活动，并有成果，加上吴旭原来又在矿广播站当播音员，于是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并把稿件发在铜川报上，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站长高敬毅和王志祥是好朋友，志祥介绍我认识了敬毅，敬毅又带着我见到了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常浩智，常书记看了我发表的一些作品，说，这个事情他来过问一下，不久，我就正式到报社上班了。
在那个矿机关大楼上，我待了大概一年半时间。现在，那栋楼还在，只是内部装修和外部美化比过去好了很多。
机关办公楼的东边，就是矿招待所，还有当时被称为“凤凰楼”的一栋建筑。刚报到的时候，我们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住在招待所。每天在招待所吃饭，一边的凤凰楼上，住着比我们早来的矿院大学生李朝、贺立社、李继昌、任克农等，虽说此前不认识 ，但因为同是分去的大学生，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记得一次，我们还有过一次聚餐。此后，我们就分到了各自具体的部门，开始了矿山的工作。学煤矿的那几个后来都成为技术领导，或者成为矿领导。
很长时间，凤凰楼其实就是职工宿舍，而且主要是男职工宿舍，但我不知道为何被叫做“凤凰楼”。机关楼的右前方，是一栋建筑，那里主要是各个煤矿生产班组的办公地，综采队、综掘队、通风队、运输队就在那里，在机关工作期间，我和他们有了一些联系，也认识了一些后来关系很好的队长。
在机关工作期间，我也曾经参加过井下劳动。当时一半是好奇，就是想要知道煤矿井下是咋样的，另一半则是工作要求，当时叫做机关支援井下劳动。机关的支援，大概是井下最简单也最轻松的一种劳动，就是把小火车从地面送下去的支柱再抬到工作面，因为小火车运送不到那里。在地面，这样的劳动也许算不上多累，但是，到了井下，四周一片漆黑，脚下坎坷不平，左右都是坚硬的岩石，只有头上能照出一点光亮的矿灯，稍不注意，碰到岩石上就是一块肉。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戴上安全帽是多么重要。我的眼睛又不好，干活当然要出汗，出汗就要用手擦，但是，衣服、手全部都是煤屑，擦在脸上就变黑，擦眼镜，眼镜也会变黑，看起来会更加困难。下过几次井之后，特别是那一次因为没有经验，升井时赶小火车，上错了方向，因为那种拉人的小火车，从两边都可以上，但有经验的人，一定是从远离岩壁的那一边上，我由于没有经验，看见其他人都上了小火车，火车甚至已经启动，我就从最近的一边上了火车，但是，安全链已经挂上，我是头和脚进了车厢，屁股和腰部却被安全链当在外边，火车慢慢启动，很快就会紧挨着岩壁开启，车上的那些我不认识的工人，一看这种情况，赶快用手解掉安全链，一把将我拉了进去。事后告诉妻子，妻子吓得半死。我一想也是非常后怕，后来再有这样的劳动，那些队长就说，你不要下了，任务我们给你完成。
很多在别人看来并不难的事情，你可能真的做不了，而你能做的一些事情，别人也未必能够做好，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认识。
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和矿宣传部广播站的那些人比较熟悉。任保印、赵宗科、苗瑞芝、李建永、房桂霞、董桂芳、刘都敏等。记得一次，机关组织热爱矿山的巡回演讲，我被抽到了，于是就随着演讲团，去各个班组进行演讲。现在看来，那些演讲大概是不接地气的，但当时的工人们却都听得很认真，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很用心。
从机关楼往西不远，就是矿俱乐部，那时矿上职工家属精神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看电影、文艺演出就在俱乐部里边。俱乐部外，就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卖什么的都有。
我曾经和播音员房桂霞在俱乐部的舞台上主持过两次矿上大型的文艺晚会，也表演过节目。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在学校，但矿区的很多人已经因此知道了我。记得每一次上台主持，妻子都要精心给我收拾发型，用那种简易的烫发器给我烫发。女人总是不希望自己的男人在人面前邋遢，所以总是埋怨的多，批评的多。但是，很多男人对此都不理解，等到理解的时候，却已经是两鬓斑白。
俱乐部的不远处，就是小学。小学一边，就是中学。
在那个中学，我从1984年秋季待到了1990年。
学校的建筑呈刀把型，一边是教室，一边是老师宿舍。我在宿舍楼的三楼，所带的班也在三楼，所以，进出教室很方便。学生早读，我也早读，就在那个时候，我读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并做了大量笔记。
矿上的孩子很调皮，但也很热心。矿上的冬天很冷，对于如何盘取暖火炉，我没有经验，他们就帮我。我的那个房子窗口朝西，冬天的风顺着沟口吹下来，常常煤烟倒灌。房子里开门冷，不开门呛。常常睡到半夜，窗、门大开，让烟跑出去，但很快，就又冷的不行。有几次，干脆熄灭炉火，关上门窗睡觉，但到底还是冷得不行。有时候，偷偷用电炉子，但是，冬天是用电高峰，为了保证煤矿生产，矿上禁止使用电炉子，所以经常派人检查。有一次在检查时我把电炉子放在了窗台上，他们在房子里没有发现，但是人家在楼下用手电筒往上一照，却发现了，当时收走了，但最后，却又给了我。
学校里，那些老师都很有个性，也都叫人难忘。
高少平是一个四川人，喜欢写诗歌，在当时的《延河》杂志上发了不少诗歌。由于对文学的热爱，所以一到学校，我就和他有了联系。他也住在学校，加上四川人喜欢吃，自己经常做饭，当时几个住在学校的单身老师韩一飞、张院，还有后来的郑树江经常在他那里吃饭。我喝酒划拳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这一点上，韩一飞是我的老师，是他亲自教会我如何划拳、如何判断输赢的。
高少平有着很强的商业头脑。那个时候，他就给他所带的班级学生制作校服，加上他带领班级也有一套。嘴又能说，又写诗。有一年他说他带了几十块钱出门，转了很多地方，开学回来后身上还赚了几百元。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就是四五十块，几百元实在是一个叫人羡慕的数字。
他给我说了煤矿工人的可爱与豪爽。他曾经是煤矿工人，他说煤矿工人的语言很丰富，煤矿工人又很好打交道，不会那么小心眼。如果有工人在井下打架，哪怕打的血流满面，升井后，洗过澡吃饭，一方会买好菜拿上酒，往对方面前一放：你狗日吃！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不会小肚鸡肠很长时间。但有一些人对高少平似乎评价不高，他和一个风流的女人有染，或者说已经打算结婚，但后来又变故了，需要办理离婚手续。可打官司中间似乎并不那么顺利，所有这些，他都很坦然地说给我们。他甚至给我说，一次在法庭上，他如何怒怼法官的事，法官大概问话不怎么友好，或者说在高少平看来起码不很公平。于是，在辩护的时候就对法官说：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爱XXX，你比XXX还要痛恨我？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离了。
但他有一度在老师中间很有威信，学校后来新来了一个书记，对他看不惯，要处理他。在一次会议上，很多年轻老师起来为他呼吁，并质问那个书记，那件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他后来离开学校开起了酒店，做起了生意。
教英语的韩一飞则调到了铜川市城区检察院；郑树江调到了铜川市法院，张院调到了铜川新区土地局。
我的婚姻，我的入党，就是在当老师这个阶段完成的。
学校的马毅老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当地人，几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他当时也是语文老师，也会弹钢琴，对我很好。到学校不久，他就让我写入党申请。我说，大学时我已经写过了，但他还是动员我再写。我当时的感觉是，入党并不能以写多少次申请来衡量他的愿望、心情和迫切程度，写一次申请的，可能很真诚也很强烈，写了很多次的，未必一定很真诚，也未必一定愿望很强烈。所以，一开始不写，马毅老师多次要求我再写，他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也应该成为党员，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优秀人员普遍的看法，后来就写了。大约1986年，我就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到今天算来，党龄已经三十多年了。
颜菊梅老师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我就是从她手里借来了全套的《鲁迅全集》。她是北京人，老公是咸阳人。我第一次去北京就是随她们一起，还在她北京的老家吃过一次饭，她随后调回了北京，也是多年不联系了。
我婚姻的牵线人是学校的语文老师赵巧英。她在学校的威信很高，几乎每学期的优秀老师、先进人物都有她。
刚到学校时，我曾经还兼任着校团总支的工作，负责宣传。书记是兰胜利，一个个子高高，很帅气的男人。一度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几乎形影不离。记得1984年刚到学校时，见到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干练的女老师，长得也很漂亮，名字叫王凤云。但很快就不见了人影，听说是去了铜川师范学习，大概两年后，即1986年就回来了，给学生带地理课，同时在校团总支也担任着工作。每次团总支开会，也只是匆匆一见，甚至很少说话，至多点头打个招呼。不久，学校就有人来给我说，王凤云在矿上有对象！似乎还是一个矿领导的儿子，我当时还有些莫名其妙，为何给我说这个？她有没有对象和我有什么关系？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大概是有些人感到了危机，专门托人来给我说，是要我别打主意的意思。
而我那个时候，说老实话，还真的没有想这个事情。我当时和湖南大学的一个东北女孩书信往来特别密切，几乎一周一封，甚至做着非常美好而浪漫的爱情梦。那个女孩是我毕业的那一年，因为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毕业前的思恋》而有了联系的。我1984年离开学校，她那一年进入大学，到1986年，我们频繁通信已经接近三年，曾经有几次要见面，但又失之交臂。大概1985年暑假，我去北京。得知她在北京某地实习，就约见。但是，我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她却刚要离开北京回辽宁锦州。我在北京待了一周，给了她一封信寄给她老家，她后来很是埋怨我已经到北京了，为何不去锦州看她，而我只是觉得那样太鲁莽。还有一次，大概是此后一年的暑假，我们相约在西安见面。但是，她的家人却阻止了，就那样又没有见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全部身心都在这个事情上，虽说是幻想成分很大，也觉得没有任何希望，但是却很美好。因此，当有人给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莫名其妙，我也茫然不解。但同时，也让我开始注意到了王凤云。
一次，赵巧英老师问我：“有对象没有？”我说：“还没有！”她就说：“你看王凤云如何？”我说：“人家有啊”她说：“可能吹了！如果你觉得可以，我就去给你提说。”但她同时告诉我，你一个月内不要去找她，她要复习考教师资格证，别影响她。我说好。
那样的过了一个星期，虽然也见面，虽然也和平时一样点头打个招呼，但彼此似乎都心知肚明，眼光里也有了一种只有彼此能够感受到的温暖。仅仅一周之后，她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开门见山说了情况。她说行就行，不行也别勉强。我就感觉到她很干脆，不作做，而且比一般的同龄人要成熟老练很多，当时就答应：可以！
说好的挑明关系之后，暂时不见或者少见，但是，迅速升温的感情让我们都无法克制自己。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她对我也有了解。那一年冬天放假，她和岳母一起去到我们家，从上车的那一刻起，我就叫岳母为妈，直到现在！
1987年8月27日，我们正式在老家结婚。此后，去新疆旅游。一个月后回到学校，招呼老师们吃了一个饭，就算正式结婚了。之后很长时间，就住在我的办公室里。大约是1989年，我们在家属区有了一个单元房，面积不大，上下楼都是教师，而楼上住的就是当时曾经给我说王凤云有对象的那个老师。他有一次很感慨，每每走过你们的门前，听见你们的笑声，就会让人羡慕。
1990年5月，我的儿子诞生在陈家山矿医院，大约1991年八九月吧，我正式告别陈家山煤矿，成了《铜川日报》的一名采编人员，但因为妻子儿子还有岳母一家人还在矿上，仍然一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要回去一次；1994年，妻子辞掉了陈家山矿中学校长的职务去了海南，1998年，我告别铜川来到咸阳，从此，与陈家山渐行渐远。
但是，骨子里始终还是感觉到陈家山的人很亲切，只要听说是来自陈家山的，就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2004年11月28日，陈家山重大矿难，166人死亡，让我的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我立即写了《疼痛陈家山》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矿难发生后一周时间，我和任保印、赵宗科等在咸阳的陈家山人又一次回到了陈家山，正值矿难后的头七，166个家庭，在矿部祭奠他们死去的亲人。那种情景，叫人的心一阵阵发紧，也一阵阵悲凉。我刚毕业所带的一个学生，就在那次矿难中死去了，年龄可能也就三十来岁吧。
告别陈家山，已经28年了，期间也间或回去，但总是来去匆匆，这一次，稍有一点时间，一个人，于蒙蒙细雨中，在整个矿区走了很久，所见到的景物，所曾经的故事，所有似乎已经淡忘的记忆， 却都在那个时刻，鲜活了起来。
感谢陈家山，感谢在那里的七年时光。
写于2019年7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