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最后一次串联 
“革命大串联”，这个名词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了，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提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名词，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却是有着一段难忘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对于一个懵懵懂懂刚上初中的学生来说一切是那么陌生、不可理解。在学校，每天我们不用上课了，经常对我们这些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吆五喝六的班主任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了，对任课老师也可以直呼其名。在家里，父母都自顾不暇，被隔离审查，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多年来由于学习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不待见，父母的责骂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突然到来的“平等”，让我认识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似乎提前来到了。
我每天无所事事，幸好那时开展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于是就和同学们一起到祖国各地游山玩水。但是好景不长，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发通知不让再搞串联了，正在沮丧之时，小学同学海阳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班同学一起到南方在做最后一次串联。正好我还没有去过南方，一拍即合。也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就这一身衣服，走哪吃哪，不过需要带一点钱。
父母虽然隔离审查但是情况却大不相同，母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主要是现行问题，对文革有异议，处于拘押状态，不让见面。父亲有点历史问题待于澄清，主要还是走资派问题。由于他是单位组建领导，不少人都是他带来的，造反派们对他还算客气。他被隔离在办公室，必要时可以回家（由造反派押着），要钱也只能找“他老人家”了。
在办公室里，我见到了父亲，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诧异，因为还没有到给我伙食费的日子。为了达到目的，我直接告诉他，到外地串联，造走资派的反。我心想，他不敢不答应，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何况旁边还站着一个造反派看着他呢。果不其然，父亲没有接我的话茬掏出来钱包，拿出一张五元钱递给了我。我没有接，因为他钱包里我看到了还有几张十元大票。父亲见我没有接钱，知道我嫌少，嘟囔着“串联不是到接待站吃饭，带那么多钱干什么？”嘿，关在办公室外边什么事他都知道，我心想。见此景，他又想再拿一元钱给我加上，我趁机抽了一张十元大票跑了。有了钱，我背了一个小包就出发了。
我如约而至到了北京站见到了海阳和他的同学，一共七个人。“这是洪胖子。”海阳把我介绍给他同学，这是“老冯，冯瘸子，这是米鹤都，老米，米耗子。”海阳也把他的同学介绍给我，同样也是“外号”，大家彼此都是点头示意就算认识了，看来这里老冯是“头”。老冯这个“头”确实不是徒有虚名，火车时刻表几乎能背下。由于不让串联了，我们办不了红卫兵车票离开北京，于是老冯带着我们离开了北京站，沿着铁路想东走去。走了十分钟左右，我们翻墙进入了北京站。在一个沙堆前，老冯示意大家先休息一会，北京发往上海的车还没有停靠在站台上。我们躺在沙堆上，仰望着皎洁的明月，静静的等候着。老冯的判断时间能力极强，我们7个人都没有手表，完全看太阳、月亮判断时间，而且时间的判断误差不会超过5分钟。过了一会，老冯带我们上了一列停靠在站台的列车，车上还没有人。我们刚坐下来，许多人就蜂拥而至，刹那间车厢的过道也站满了人。一会，列车徐徐开动了，第一站上海，这次串联和我以前串联大不一样，总是觉得有点冒险的色彩。
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两夜一天，在一个秋雨霏霏清晨火车驶入了上海站。由于没有办红卫兵串联车票我们只能分散和人群混出车站，然后在出站口集合。然而情况并不顺利，我们只出来了四个人。我们七个人是一个行动整体，不可能丢下三个人不管，于是我们只好又返回站里。在站长办公室我看见另外三个同伴，屋子里还有不少人，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北京串联学生。海阳的妈妈可能是上海人，他会一点上海话，他正脸红脖子粗用不地道的上海洋泾浜话和站长吵架。“阿拉上海人，侬为啥不让我出站？”站长笑了笑，咕哝一句上海地道话，海阳无语了，只能讪笑着重复那一句话。站长笑呵呵的用普通话对大家说，“同学们，说什么也没有用，中央有文件，串联结束了，你们只能回北京，一会有一趟车去北京，我送你们上车”。见状，老冯给海阳打了一个手势，他们借故溜出了办公室。我们会合在一起进行了商议，决定跟着下一次进站的火车再次混出上海站。
上海人非常精明，把上海站把守的像铁桶一般。我们屡败屡战，被扣的人数越来越多，每次都被送到站长办公室。站长对我们每次到来毫不在意并告诫我们，“上海站你们是出不去的，对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老老实实回北京”。经过简单的磋商，我们决定不从上海站出站，在厕所一扇破碎的窗户处翻出去，顺着铁路沿线找机会出站，最终我们找到了一处低矮的围墙翻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周边都是在北京少见的高楼大厦，仿佛到了西方世界。潮湿的空气中伴随着海腥味。上海，我们来了。我们得意忘形的唱着“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下午来到了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吃了点饭。接待人员不给我们办理住宿，要求我们坐晚上火车返回北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就马上返回北京，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悄悄离开了接待站，边走边玩，傍晚时分来到了一个建筑物附近。大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所中学，门口牌子已经没有了。大铁门锁着，传达室也没有人，看来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我们决定晚上在这里住下。
我们翻墙进入校区，然后从一扇破碎的窗户进入楼里。教室里的课桌椅有一层厚厚的尘土，看来学生们早就不来上课了。黑板画的乱七八糟，讲台上还留下了不少写大字报的纸、墨汁、浆糊。我们七手八脚的把课桌椅搭在一起，把大字报纸垫在上面当褥子。这时老冯拉了一下灯绳不亮，才发现教室里一个灯泡也没有，于是对我说，“洪胖子到旁边厕所里拧一个灯泡来”。
我来到教室旁边不远处厕所，里面有一个15w灯泡，灯光昏暗，灯泡外边罩着破损的铁丝网，难怪厕所还能剩下一个灯泡，我思辰着。铁丝网被螺丝拧在天花板上，没有螺丝刀不行，干脆一使劲拽下来得了。可是当我刚触到铁丝网时，就觉得一个强大的力量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整条胳膊发麻，我马上意识到遭到了电击。正当我不知所措时，走廊传来老冯的声音，“耗子去看看洪胖子怎么了，去了那么半天了。”，老米进来看见我坐在地上调笑我，“洪胖子坐这凉不凉？”，我恨恨的想，凉不凉一会你就知道了。见我不理他，老米又问“灯泡那？”，我用手指了指上边。老米看了看铁丝网里的灯泡笑了笑，“这就没辙了？把网子揪下来不行了吗？”。自负害了老米，当他刚触到铁丝网，就坐到了我的旁边。老米是聪明人，吃亏的事不抱怨，否则只能说明你傻。他斜着眼看着我，我们俩都慧心的笑了笑。是呀，我虽然没有骗老米上当，可是也没有对他说实话，多少有点愧疚。
这时童昆走进来了，尽管是中学生可是已经发育的像一个小伙子，带着沾着橡皮膏白色塑料眼睛，下巴已经有了疏疏落落的胡须。老米冲我努嘴笑了笑，我当然知道什么意思了。老童看了看灯泡，也不和我们俩说话，可能料定我们俩无能，制服不了那个铁丝网。他上手就拽铁丝网，竟然没有电着他，我和老米都惊呆了。难道他居然有“金钟罩、铁布衫”真功夫？还是老米反应快，“棍子（他的外号），光拽不行，得拧着拽。”老童一拧不要紧，这时可能已经刚巧脱开的火线又碰到了铁丝网，童昆大叫一声，手缩了回来，但是没像我们俩那样坐在地上。我和老米开心的大笑不止。
这个玩笑开太刺激了。接着，海阳来了，他很瘦，外号叫“猴子”。名副其实，海阳真是“猴精”，看着我们三人都不回去疑云顿生，问这问那就是不摘灯泡。无奈，我和老童低头不语，但是老米善说，最终海阳也未能逃出厄运。就这样7个人都来到了厕所，被老米编出了不同的理由释疑，无一人幸免。老米的善说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日后据说成了大作家（出了不少书），这一点也不出乎预料。
这次串联让我由衷的佩服能考上师大附中的学子们，个个都是人精。小学升中学时我也报了师大附中，可惜没有被录取。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出考题的数学老师，记得一道送分的用倍数关系计算水库结冰、融化体积的应用题，结果做错了（结冰是体积是膨胀的，遇热融化后体积缩小，我做反了。）。在我当时的知识里，万物都应该服从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老师上课曾讲过类似数学题，在课堂上我指出这个概念老师讲的不对，真可笑。现在想起来，人傻并不可怕，因为人的智商毕竟有高低之分。但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才是可怕的。这必将付出代价），可是水分子在氢键的作用下就不是这样了（后来上中学学化学才知道的）。这样的小升初的数学考题考的是数学能力吗？我那点不行？现在我明白了，服气了，我智商不行。就是考上了，也是历史的误会。
接下来就是每天在上海名胜古迹游荡，然后定时到红卫兵接待站吃饭，晚上我们自己找地方混一夜。大家虽然玩的很高兴，可是也有美中不足的事情。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在上海乘坐公共汽车，由于我们不答应回北京，上海红卫兵接待站不给我们办乘车免票卡，因此乘车需要自己买票。这个时候北京早就乱哄哄了，谁乘车还买票，可是上海管理的很严，尤其是上海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十分敬业，眼里不揉沙子而且有公安素质。我们一上车就听见售票员在不停的嘚吧“刚上车的革命同志往后走，后门下车。刚上车一共14位，有4位出示了月票，好，有2位买了票。好，又有一位出示了月票，还有7位......”到了下一站，又上来不少人，他仍然是那套说词，几位出示月票，几位买票，还有几位需要买票，最后总是不忘提醒还有7位没有买票，脑子一点也不乱。老冯用眼睛示意，7个人分开一下，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他还是那套说词不过加上了“分开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你们7个人是一起的，是需要买票的”，就差指名道姓了，真让人听不下去。我们“财务预算”没有这项开支，就不买票。不过售票员的说词还是引来不少乘客不友好的目光，老冯决定尽管还没有到站也要下车，换一趟车。换一趟车还是这样，让我们很扫兴，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到杭州玩玩。不过走之前一定要到黄浦江游一下泳，一来是这几天风餐露宿身上脏的不得了，需要洗洗。二来是黄浦江是上海的代表，怎么也要留一个念想。不想，这个念想留大了，让我至今难忘。
黄浦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之一，它源于青浦县的淀山湖，至吴淞口入长江，全长100多公里。黄浦江不仅是上海灿烂文化的象征，也是上海历史的见证，这在我们小学历史课本就学过，今日到此一游，不禁欣喜若狂。我们从高高的堤坝顺着台阶下到了最底部，到了江边有些失望，江水浑浊并伴有臭气。不过来都来了不下水似乎说不过去，于是我们脱了衣服，换上游泳裤。这时几个上海人跑过来告诉我们，不能游泳，太危险而且水太脏。危险我们不怕，水太脏倒是真的，不远处的水面上还漂浮像垃圾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十分恶心。我们简单的商议了一下，决定向上游走去，心想上游应该干净一些。衣服就放在这，一会顺流而下，到这换衣服。想的是很好，可是走了好一阵子，水还是很脏，大家非常沮丧。前面没有路了，需要过一个涵洞，老冯对大家说，过了涵洞如果水还很脏就不游泳了，我们找堤坝台阶，上去往回返，不走江边了。过了涵洞又走了好长时间，不但水还是很脏也没有看见堤坝，这时起风了，江面上翻起了浪花。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黄浦江受海水潮汐影响那么厉害，时间不长，在岸边走，江水已经到了小肚子。
太阳快要落山了，凉风习习，我们只穿了游泳裤，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老冯见状立刻命令大家赶紧往回走。尽管我们马不停蹄的往回赶，无奈黄浦江边水位越长越高，岸边的水已经没过膝盖。当我们赶到涵洞时，令我们大吃一惊，来时的涵洞已经完全淹没在水中。怎么办？左边是几十米高的堤坝，右边是涨潮急流倒灌的黄浦江，只有涵洞一条出路。涵洞来时走了好一会，老米估算至少有二十多米。我崩溃了，以前曾经在陶然亭游泳池几次和朋友打赌潜泳20米（从游泳池这头到池子那头），结果全输了，连跳水加上、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就游了17-18米。老冯见大家面有难色，便说“哥几个有困难吗？（有困难又能怎么样，这时候谁能帮谁？）我先来。”说罢一头扎进水里没了踪影，一会那边传来老冯的声音，“哥几个，没事，过来吧。”于是老米、童昆等鱼贯而入水游了过去，最后只剩下我和海阳了。
我知道海阳和我一样，心里没底，早知今日，当初在游泳池多练练潜泳就好了，看来学什么都有用得着的那一天。海阳看来我一眼，咬着牙说“没事，别害怕，我先来”，话说的很仗义，说吧一头扎进水里。孤独、害怕、无助、绝望充斥着我的头脑，说什么、想什么都没有用，我不能一个人留在涵洞这边，最终憋足了一口气游进了涵洞。进了涵洞水里一片黑暗，死一般的寂静，仿佛遨游在太空。我不时的安慰自己，不要紧张，因为紧张会消耗我体内宝贵的氧气。游着游着突然眼前一亮，我竟然游出了涵洞，我创造了自己的潜泳记录。实践证明，人在绝望之际其潜力是不可预测的（这一点在我以后的经历中还会被证明的）。
黄浦江之游是我们在上海最后一次游玩，根据计划，我们要离开上海去杭州。可是来时几进几出上海站我们还记忆犹新，怎么办？大家商议了一下决定再闯一下。再次到了上海站，我们发现查票比以前更严了，7个人要想无票混进上海站似乎是天方夜谭。果不其然，我们几个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又被送进了站长办公室。站长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他风趣的调笑我们“又是你们几个，回北京办票就可以了，干嘛要混进车站？噢，去别的地方可不行。”我们假意说去接待站办票回北京。离开了上海站，离开时站长还不忘警告我们“记住我的话，回北京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上海站我们领教了，不用再试了。大家商议决定买票进站，于是每一个人花了5毛钱买了一张上海开往杭州车次在一出上海的一个小站就得下车的票。
这次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检票进站，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浑水摸鱼了，心情也好多了。我们晃悠着车票得意忘形的看着曾经几次给我们送到站长室的检票员，他们似乎也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孩子们这些小伎俩怎么能瞒过精明的上海人呢？上了车我们知道我们高兴的太早了。火车开了不一会，列车长带着列车所有的列车员都站到我们座位旁边，看到我们疑惑不解的神情，列车长说，上海站已经通知我们，你们到站必须下车，否则办票回北京。
我们到站只好下了火车，这时一个很小的车站，四周都是农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我着实的有点害怕，是不是应该回北京了？“红旗能打多久”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但是我的朋友们都不害怕，显得满不在乎。在老冯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地革委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他们，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路过此地。他们好像对我们的到来十分害怕，马上安排了食宿。晚上吃了肉丝笋丝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南方的鲜笋，无比美味。
第二天我们又返回了小车站，大多数南去的客车基本不在在里停，我们唯一离开这里的方式只能扒货车。这儿车站虽小，客车一般不停，但是旁边却停着不少南来北往的货车。我们从车头可以判断货车前进的方向，可是货车开到哪里却不得而知，我们转悠了半天也不敢扒。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对面缓缓停了一列火车，尽管我们面前挡住了一列货车，不过我们从货车与货车连接缝隙处看到对面拉木材的货车是开往杭州的，因为车皮上用粉笔画着各种符号和写着杭州的字样。我们喜出望外，无奈前面挡着一列长长的货车。老冯看了看挡在我们前面货车车头说，“不要绕了，前面已经绿灯要放行了。我们歇几分钟，等这列货车开走我们横穿过去。”大家席地而坐，焦急的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信号灯一直绿着，货车还不时地鸣笛，一切迹象表明这列货车即将开动，可是就是不动。现在再要绕过这列货车恐怕来不及扒开往杭州的那辆货车了。看样子，那列开往杭州的拉木材的货车没准随时就要启动了。大家都很烦躁不安，谁都知道钻过这列货车应该不用5秒钟，可是就在这时货车要动了呢？那还能钻出来吗？
老冯看大家都有为难情绪，自告奋勇的说：“哥们，不钻不行了，那趟去杭州的货车在这个小站不会停太长时间的，它开走了咱们可没戏了。我先钻。”说着，老冯把背包一甩很灵巧的钻了过去。根据以往的经历，遇到这种近似“生死攸关”的“大事”我的运气总是欠佳的。一段难忘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那是几个月前，我和海阳到新疆串联，火车上人满为患，站的地方都没有，厕所都挤满了人。我和海阳运气不错，有座位，我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火车出了兰州很快进入了茫茫戈壁滩，车厢以外一片黑暗。以前只是在课本、图片了解一点关于戈壁滩的知识，没想戈壁滩一望无际，寸草不生，特别是黑暗中的戈壁滩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火车向西开始吃力的爬行，走走停停，每当车停时我们靠窗户的人要负责打开窗户，置换一下室内污浊的空气。
一次临时停车，我打开窗户并把头伸向窗外想多吸几口新鲜空气，一不小心帽子掉到窗外。这是一顶将校呢的军帽，是舅舅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在文革期间，带上一顶将校呢军帽很神气，许多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车厢里传来一片惋惜声，不少人劝我，不要了，这是临时停车，马上就开车。要是火车开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荒芜人迹的大戈壁滩上必死无疑。时间也是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竟然停了1个小时没有开车。这时有的人开始鼓动我，要是刚才从窗户爬下去捡帽子早就爬回来了回来了。
我还是没敢轻举妄动，不过心里实在痒痒，捡不捡帽子呢，犹豫不决。最终愚蠢战胜了理智，我决定还是冒险把帽子捡回来。我双手扒住窗户，身子探出了车厢。一出车厢觉得不好，我双脚竟然没有着地（以前串联都是从车窗上火车的，那是因为有站台，双手一撑就可以进入车厢），我一松手，落到地面，我马上意识到车窗离地面距离够高的，再回去可能够呛。当我捡起帽子时，火车咣当一声启动了，我赶紧抓住车窗向上爬。上面的海阳和朋友们使劲往上拽，我也拼命往上爬，无奈我太重了，胳膊又没有劲，几次爬上，几次掉下。火车速度已经逐渐加快，再做这样的无用尝试我肯定会被遗弃在伸手不见五指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滩上。于是，我拼命加速跑了几步，终于抓住了上车门把手，尽管门被人群拥堵的不能打开，但是我可以抓住把手，脚蹬上车台阶与车同行了。就这样坚持了几个小时，在火车停靠在一个小车站时，我才又从车窗爬到车厢里。
现在又到了悬而不决的危险时刻了，莫非又是我不钻车不动？就剩我一个了，列车依然不动，现实情况逼得我不钻不行了。果然，在我钻到铁轨中间时火车启动了，我只能顺着火车前进的方向斜着爬行，判断车轮与我的距离，找机会爬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正要爬出时，似乎听到老冯他们在喊“洪胖子，先别出来。”这时我的重心已经向外收不回来了，何况车速似乎越来越快并且车轮已经逼近我了，我手忙脚乱的刚刚爬出这俩移动的火车，旁边十几米处一辆的客车鸣笛飞驰而来。由于惯性的作用，我要想停下来已然是不可能了，就这样我卯足了劲，右脚垫了一步，左脚一使劲奋力一蹬向站台扑了过去。就在这一霎那几乎同时火车呼啸着飞驰而过，强大的气流把我的帽子抛向半空，我重重的跌倒在站台边上。惊愕使我们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愣愣的回不过神来，看着我刚才一步跨过的距离，简直难以置信。在大家欢呼和赞扬声中我似乎成了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当时腿软的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站起来。
接下来我们扒上了去往杭州的货车。货车上码着堆成尖的木材，为了防止脱落用钢丝捆着。我们只能斜靠着木材，脚蹬着车厢挡板，双手抓住钢丝。货车走走停停，时间长了这种姿势让人疲劳至极，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我旁边是海阳，我们俩相互提醒着，一旦睡过去，手一松就有可能掉下去。海阳很聪明，他解开裤腰带，用皮带把自己捆在钢丝上。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真是万一睡着了也不至于一下子就掉下去。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旅途，我们终于到了杭州附近的一个货车站，我们下了车向杭州市里进发。到了市区我们找到了接待站，仍然和在上海一样，到处游玩。我平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桂花汤圆，那么柔软细腻、香甜可口，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桂花米花糖。当然，到了杭州就不能不去西湖。我们几个人凑钱租了一条小船，划船游西湖。是日秋风微拂，碧波荡漾很是惬意。
不知不觉游荡到三潭印月。老米在岸上时买了一大包桂花米花糖，一人分了我们一点品尝，此时，他抱着剩余的米花糖一边吃一边发表评论。他说：“三潭印月名不副实，可能根本看不到月亮。特别是白天那就更看不见月亮的。”听到此言老冯开始逗他：“耗子，你不懂别瞎说，没听说日月同辉这个词吗？你在船上肯定看不见月亮，白天要想看月亮你得上那三个小“坛子”上看”。老米听后将信将疑，忙说“洪胖子，往前靠，我看看”，我奋力向那三个小“坛子”划去。到了边上，老米站在船上，双手抱着“坛子”向里望去然后大笑着说“老冯，你这个大骗子尽是胡说八道，里边什么也看不到。”老冯继续逗他，说：“说你没知识你还不承认，你得到上边，成90度向下看，斜着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了。”老米犹豫了一下，最终好奇心害了他，他双手抱住小“坛子”，双脚离开船站到小“坛子”边上，从上向下望去。见老米中计，老冯示意我赶紧把船划开。老米发现上当以后，小船已经划出去4-5米了。“怎么样，耗子，看见了吗？”老冯调笑的发问并引起了我们一阵哄笑声。老米虽然处于窘态但是嘴还不软：“我看见了，看见你这个不是人的大骗子了”
小船围绕着老米转，开了公审大会，“你说，在上海电我们一人一次是不是你的主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重新做人，打倒老米”，文革那套斗走资派的词我们不用现学，现在都用在这儿了，一时间口号声、嬉笑怒骂声此起彼伏。老米是聪明人，他知道双手抱“坛”双脚站在“坛”的窄边上那滋味不好受并且不会坚持多长时间，于是采取了合作态度。最后，老冯“庄严”宣布“公共法庭审判到此结束，鉴于老米的认罪态度，本法庭不再追究老米以往的罪行”。老冯一努嘴，我将小船划了过去，就在快要到时，他摆手示意停下。他向老米伸出食指，往回勾了勾，老米马上会意到什么意思了，他很不情愿的一只手抱“坛”，一只手伸向书包，然后掏出还剩半包的桂花米花糖扔了过来。在大家分食的的过程中，老米还不时地提醒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我留点。”
在杭州就这样无拘无束的游玩着，不知不觉过了3-4天了，按计划我们应该离开杭州去广州了。广州可是一个好地方，听去过的同学讲，广州的蛇肉特别美味。老童眉飞色舞的讲，在广州吃馆子不用先付钱，最后数盘子结账。要是把盘子藏起来这不就白吃了吗？天下还有这等好事？一时间大家都憧憬在品尝蛇肉美味的想象之中。不过老冯皱着眉头说，现在外环境不好，外面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要求还在外地串联的学生立刻返校“复课闹革命”。是呀，几天来大家虽然玩的挺开心，可是一路上扒车旅行、风餐露宿、担惊受怕的日子也确实让人身心疲惫。广州那边是否比上海抓的还紧呢？此外，如果还是要扒车去广州，那玩起来可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一想到这些大家都无语了，最后决定“响应中央号召，结束串联”。不过在回北京的途中，在南京应该顺路看一看，那是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标志性城市。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找到了杭州红卫兵接待站办理回北京的车票。我们到的时候，接待站正准备解散、撤离，我们赶上最后一拨办票的。拿到回程车票心里踏实多了，这是这几天来，我们第一次不用再偷偷摸摸进出火车站而是昂首挺胸并且几个人一起走进了火车站。在火车上我们也可以坐着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列车员来查票，我们不再慌张而用不耐烦的神情看着他们一会，然后再不慌不忙的掏出票来，那感觉爽极了。
“手里有票，心里不慌”这是真的。我们在南京下了火车，这是此行的最后一游了，大家玩的都很开心，先后去了总统府、雨花台、夫子庙，又游了玄武湖。我们徜徉在南京的长江边，老冯开始吟诵起毛主席诗词“才饮长沙水…….万里长江横渡”，大伙不约而同的和道“极目宁(南京简称宁)天舒”。一时间得意忘形、满足、痛快、豪放等词都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极目远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平如镜的江水，宁静的苍空和对岸郁郁葱葱的林带。老米对大家说，“毛主席那么大岁数都能够横渡长江，我们是否也应该效仿一下领袖的风姿？”话还没有说完，老冯瞥了他一眼说，“耗子，不知道别瞎说，毛主席是坐船游泳，顺流而下，那叫畅游。”老米没词了，但是嘴不软，“老冯你敢妄议领袖。”老冯不和他斗嘴了，伸出手，翘起大拇指目测了一下，回头说，“耗子，游过去至少有2-3千米，行吗？”老米自豪的拍了拍胸脯说“我问题不大。”老冯看了看身材较瘦的老米，投来一丝不信任的目光，笑了笑说“我看你问题最大。”接着又说，“这样吧，要不咱们试一试。实在游不动的就往回游。游过去的咱们乘渡船回来，游回来依然是不可能的了。”
听了老冯的话，我暗想，我肯定游不过去，在北京陶然亭游泳池最多游一千多米就累的不行。不过不下水那就太让人看不起了，再说也失去了一次领略横渡长江的感受。这次我们知道了江水是涨潮的，我们把衣服脱在了高高的台阶上，以防被江水冲走。
进入江面我们就奋力向对岸游去，此时江面上波光粼粼，微风拂面。在碧波荡漾下我们一起一伏觉得十分有趣，这种感觉是在游泳池感受不到的。蛙泳游累了，我们换成仰泳休息，仰望蓝天，朵朵白云如弱柳扶风在我们眼前左右晃动，我们好像在空中飘荡，一时间我们竟然不知道在那里游荡，仿佛遇到了警幻仙子，她带我们游览太虚幻境，一切都那么美妙。正当我们陶醉在美景的时候，突然觉得天空似乎有些昏暗，仔细观瞧，不知道什么时候飘来了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水面上的风似乎也大了一些，仰泳不能游了，浪花拍在脸上容易呛水。蛙泳也要将头抬得高一点，这样体力消耗就非常大。
不一会，风浪似乎也越来越大，天也黑的怕人，豆粒大的雨点砸到了我们脸上。一时间平静的江面变成了狰狞的魔鬼，张牙舞爪、呼风唤雨的显示他的魔力。游在前面的老冯一看，不好，大叫一声“哥们往回游。”真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切为时已晚，游泳的队形已经乱了，大家调过头争先恐后的逃命去了。一会儿，我的周边已经没有同伴了，抬眼望去，离岸边直线距离不算太远，可是由于水流的作用离我们脱衣服的台阶可有点远了。
年轻、幼稚、慌乱、不理智险些让我丧命，我竟然把脱衣服的台阶作为回游的目标并奋力游去。开始由于紧张、害怕还不觉得累，随着风浪加大无论头抬多高都要时不时的喝水改为呛水了。这时有点头昏脑胀了，透支的体力使我手脚麻木，就像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银行不给透支贷款，下一步崩盘是无可置疑的。我模模糊糊看到了我们脱衣服的那个台阶，往回游了那么半天可是还是那么遥远，我肯定游不回去了。这时除了脑子还有点活力，四肢基本上麻木不仁，失去控制。这次还能遇难呈祥吗？我佛说过“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我已经连饮数瓢，肚子涨得鼓鼓，为什么还止不住呢？佛好像说，你贪欲太强，这次灌饱了你，你知道贪欲的后果。细想起来也是，几次遇难还不都是能缩手时不缩手直到想回头时难掉头。天空似乎要放晴了，我又一次看到了蓝天，可惜我没有翅膀，拥抱蓝天是下辈子的事了。一个大浪打来，我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醒了，好长一段时间懵懵懂懂不知道在哪，我为什么泡在水里呢？双脚竟然可以着地了，仔细一看，我被江水冲到了岸边，于是我浑身无力的艰难的淌着水上了岸。我顺着岸边向上游方向走去，走了一段时间我终于看到了我们脱衣服的台阶。相隔挺远就看见他们几个人横躺竖卧在台阶上，看来这趟活对谁也不轻松。快走近时，老米大叫起来“洪胖子回来了。这小子真贼，顺水往下漂，然后走回来，省不少劲。我们往回游差点没累死。”我冲大家笑了笑，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不过心里在想：我不是差点没累死，我是已经累死，命大，又缓过来了。
晚上我们上了北去的列车，又回到了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回去以后就要复课了，不会再有这样机会和好友们无忧无虑的无所事事的游荡了。短短的十几天让我学会了不少知识，为我今后走入社会得到了启迪。
首先，以后无论做什么应该融入一个好的团队，从他们之中学会自己不懂的知识，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怕你再优秀，也有无知的一面，团队会弥补你的愚昧。其次遇到困难要坚强，特别是遇到大困难时，除了自己没有人救得了你。相信自己，一定能克服困难，遇难呈祥。真要是遇到了过不去的门坎，你也尽力了，剩下的事是上帝的事，与你无关了。另外学会了吃苦，以往在家过着吃喝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次外出则不一样，为了玩，我们风餐露宿，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过去，这些安逸的生活是靠家庭给与的，这次串联将是自己以后走人社会的前奏曲，因为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再有我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些师大附中的同学都很聪明，有丰富的知识。他们学知识、掌握知识的能力强，因此社会经验也相对丰富，这样遇到困难少走弯路，这将是我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
清晨一缕阳光洒满了车厢，我们到了北京。到了北京站，我们轻车熟路，尽管我们手里有票，依然没有从检票口出站，而是抄近路从行李站出站。路过磅秤时没有忘记磅一下自己，走时135斤，回来95斤，胖子的外号已经名不副实了。到了出站口，我们相互告别，我们这次有趣的文革最后的大串联结束了。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总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这将成为我回忆那个年代时光倒流的窗口和记忆流失的沙漏。想念你们儿时的伙伴、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