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棵大杨树还在吗？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搜集松江省委在延寿的有关史料,我有机会在北京拜访了曾在延寿工作过的老领导。当我到有关单位提出要采访原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时,却得知老人正在住院。我带着遗憾心情只得作罢,可刚回到招待所却接到老书记家人的电话,说老书记一定要见我,不过一定限制时间,于是在家人陪伴下我轻轻地走进了老书记的病房。
那时,老书记已是耄耋之年,而且又在病中,但听说延寿来人却显得很兴奋。他让家人扶他坐起来,一把拉住我的手,想看亲人一样上下打量,摇着手说:几十年了,我想去看看!
家人怕他激动,说,延寿要写根据地斗争史,写《松江省委在延寿》来采访你。老人连摇头带摆手,说,根据地的创建是党领导的,松江省委在延寿不是我一个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延寿人民还记得我,我很高兴。我已经无法再提采访要求,顺便安慰几句就想告辞,可老人却没松手,突然说,那个小楼,那几颗大杨树还在吗?
我一下愣住了,我调进县城时那个小楼已经不在了,县里已把它改成平房,那几颗大杨树仅剩下两颗了。那个小楼曾是松江省委当年的办公室,也是松江省委在延寿的见证。当年,那不是平常故事,是峥嵘岁月。几十年以后,也只有当事人能讲清楚。在延寿,乃至在党史领域,有多少人在关心着这个小楼的往事,那就是因为那是当年松江省委办公处。没等我回答,老人讲起那个小楼,
他说:“小楼是日本人留下的,解放延寿时被我军炮弹打个窟窿,省委迁入时已修好,温玉成告诉我是哈东军分区修复的,但也不够省委省政府办工用,一些部门只好租用城内其他民房。我的办公室在楼梯口西边第二个,和冯仲云对面。”
这时,老人的家人眼神告诉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只好打断老人的话,告诉他:“小楼不在了,大杨树还有两颗。”老人一下坐起来:“那是历史见证,见证……”
直到我回到单位,我还在回忆当时老书记的神情,是啊,见证历史的痕迹不见了,还用什么去见证历史?
我们现在称张秀山为老书记,其实当时他只有三十出头,他在延寿指挥根据地建设,担负着落实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延寿是他的指挥部,延寿也是他抓的试点单位,延寿的剿匪、建政、土改他都亲自调查、研究、落实,一直到取得经验。在延寿档案馆,至今还存有他的大量手稿和文字材料。
那时的张秀山是省委书记,但他很少坐车,他说,当年作为延安干部团赴东北负责人一路向东部进发,没人想到坐车,现在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坐车更脱离劳苦大众。
我从北京回来,又一次找到曾经见过张书记的几个老人,结果证实了当年张秀山在土改斗争中深入延寿乡镇调查研究,几乎没人看见他坐车,他连警卫员都不带,到群众中去,深入斗争激烈的村屯,听大家的意见,纠正在运动中出现的“左”或“右”的倾向,尽管在当时还有这样那样的争论。那些老人们还记得张书记在会上讲的话,说,我们在创造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那就是新中国。我和我们所做的一切让历史去见证吧。
我似乎理解了老书记北京说的“见证”的含义,又想到了老人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后到辽宁所经历的曲曲折折,都被历史所证明了对和错。
《松江省委在延寿》有文字资料、有当时老人的回忆,更有省委书记领导创建根据地不可磨灭的业绩。那么,那个小楼呢?
张秀山书记没忘那个小楼,还有那几棵大杨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