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们驻守在中俄中蒙边界的守备部队进行精简整编,部队要撤销。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将要转业,面对着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对于我转业的事,军区财务部和军区审计局的领导特别关心。财务部刘副部长来部队检查工作时对我说:“你转业有什么困难找我,我尽力帮你解决。”刘副部长回到军区后,经研究拟把我调到军区建安总公司当总会计师,转为部队文职干部,按正处级待遇,让我考虑一下。在这个时候军区审计局万副局长也给我来电话,要把我调到军区审计局工作,担任企业审计处长,征求我的意见,并告诉我是第一人选。万副局长已和军区干部部门进行了沟通,让我考虑一周时间,我如果同意军区就下命令。

  我想,我已经决定转业,就不想在部队继续工作了,反正早晚也得转业。我没有更多去考虑,就放弃了调到沈阳军区建安总公司和军区审计局机关工作的机会。在部队的干部如果能调到军区大机关工作,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现在的我就是一门心思想转业回到自己的故乡。

  转业回家乡,是想有更多时间照顾年迈的母亲。还有亲属也在家乡,互相有一个照应。实际上我转业留在驻地更合适,我在这个地方工作七年多时间,地方不少单位也比较熟悉。部队驻地财政局、税务局和几家银行曾对我说过,如果我转业希望我留在当地。爱人王素华在市一家国企工作,工作比较稳定,不需要再调动。两个女儿也都不愿意走,二女儿关雪央求我说;“同学都挽留我不想让我走,我在同学家住,等毕业了我再回去。”我们当父母的也理解此时孩子的心情,她们毕竟在这里长大,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这地方曾经有她们快乐的童年。

  1993年初,我把部队的工作交接完后才觉得应该联系一下自己的工作。要联系两个人的工作,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在回家乡联系工作前,我分类整理了自己的资料,比如:在部队各种受表彰的荣誉证书,还有在部队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等。我联系工作的事,在家乡亲属和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能帮上忙的,就是比我早转业的战友也爱莫能助,只能靠我自己。

  我这个人可能是个性太强,从来不愿意求人,就是求人也难已开口。联系工作的事情就得求人,而且必要时还得送礼。每一个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恐怕都要有这个过程,没有办法,把我逼上了“梁山”。

  我第一次回到抚顺抱着很大希望,找比我早转业两年已安置在税务局的两位战友。这两位战友分别担任税务局人事处的处长和副处长,看到老战友回来,他们对我特别热情,我想如果安排到税务局他们应该能说上话。可是恰恰相反,他们告诉我一点也说不上话。战友都不行,一下子就给我找工作的热情泼了一身冷水。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并不是战友不帮我,人事的调入和调出都是单位一把手决定,人事部门没有这个权力。

  过了几天我到辽宁省军区找一位首长,他是从我们守备区调到省军区的。过去曾见过几次面,但不是很熟悉,只能是有病乱投医。我第一次找他时,简要介绍了我的情况,希望能安置到市政府机关,请首长在百忙中帮我这个忙。因为我们曾经都是老部队的,他欣然同意了,我心里很高兴。

  联系工作的事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首长工作忙,虽然有一定希望,但能不能保证办成我心里没有底。听说抚顺军转办主任和白城炮旅武旅长曾在一个部队工作,而且他们很熟悉。在我回抚顺前,我通过炮旅李德富政委找到武旅长,旅长很热情地给军转办主任写一个条子,希望帮忙安排好我的工作。

  我从部队回家联系工作经过沈阳时,特意到军区财务部,向财务部的领导道别。我看到刘副部长时,刘副部长对我说:“给你调到军区建安总公司你不去,你要回抚顺,我给你找人帮忙。”于是他就给抚顺雷锋团的马团长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在抚顺联系工作。

  从刘副部长办公室出来,我又到军区财务部马部长办公室,马部长主动对我说:“工作的事情不要着急,你要想进抚顺税务局,你写一份简要情况,我和省税务局的领导认识,想安排到抚顺税务局工作问题不大,”我说:“马部长,太感谢你了。”真没有想到军区财务部的领导对我转业的事情这么关心。我对联系适合自己理想的工作感到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

  说是不着急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应该到市军转办报个到,和军转办主任见个面。到抚顺军转办我就把武旅长写的信交给他,主任看完信后就把信放到抽屉里,没有说什么。我想,像这类的事他可能见得太多了。

  有一天我到雷锋团找马团长,马团长说:“我和抚顺市不少领导都认识,你想选择什么工作我帮你跑,刘副部长指示让我办的事我一定办好,你放心吧!”

  我第一次和第二次回抚顺时,我们的档案还没有转过来,回来也只能打一个招呼,和军转办以及相关部门先接触一下。等待的日子是很漫长的,我自己一个人的工作都没有头绪,爱人的工作就更不用说了,我找了这么多人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只能是耐心等待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第三次回抚顺经过沈阳,我把我的简历交给了军区财务部马部长,似乎感觉到有一线希望。

  我回抚顺后又找到了军转办,主任对我说:“你全家迁回来,地方哪个单位的人都多,不愿意接收军转干部,你的情况安排到企业比较合适,我给你安排到某某企业,能保证你的职务,你一定会满意。”我说:“我不愿意到企业工作,安排工作虽然是双向选择,但军转办如果很重视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晚上专门到军转办杨主任家拜访,并拿出点钱给他,但是被他拒绝了。

  我原先想这次回来找马团长,但又一想,多头出击未必有好的效果,所以我就不麻烦马团长了,以后再也没有和他取得联系。

  从军转办了解到我们的工作安排一点信息都没有。应战友邀请,我在联系工作的间隙,去铁岭大城市看一看。有一个战友在铁岭军分区机关工作,我在那里玩了几天,和过去转业的战友在一起聚一聚,心情稍微好一些。

  在抚顺期间,军区财务部给我传来信息,马部长让我去沈阳一躺,马部长对我说:“你的简历我已经派人交给了省税务局局长,他们和抚顺税务局联系有结果再告诉你。另外,你如果想去银行,我认识抚顺某银行的行长,我和他是同学。”我考虑一下说:“我觉得银行也行,业务对口。若市政府机关一旦进不去,也只能选择税务和银行了”。于是,马部长给抚顺某行长打去电话,行长同意让我回抚顺见他一面。我回到抚顺把在部队整理的资料给了行长,行长留下了我的资料,让我等着,行里以后要研究研究。过了几天,我又到银行没看到行长,人事处韩处长对我说:“行长把你的资料给我们都看了,我们正需要你这样工作实干、而且业务对口的军转干部,从我们人事部门一定会积极推荐的。

  我的工作有了一定目标,但还没有真正落实。我爱人的工作我想联系安排在一家国企,通过什么关系呢?抚顺的这家国企领导我们都不认识,虽然有战友在国企工作,但他们谁也说不上话。没办法,只能是人托人,通过关系找这家企业的书记。为了安置爱人的工作,爱人专程回到抚顺,把孩子留在内蒙求别人帮照顾几天。我们一起找到这家国企书记,书记说:“安排虽然有难度,但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我安排银行的把握性多大,心里还没有数,在正式报道前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一次我又找行长,行长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决定,并对我说:“如果安排银行房子问题不能马上解决,有规定爱人的工作也不能和你一起调到银行。”我拿出点钱送给行长,行长说啥也不要,并说:“老同学找我办的事不需要来这个。”实际上社会上也不完全像有人说得那么黑暗,在我联系工作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好心人。

  我的工作稍微透一点亮后,我到省军区找某首长,想问一下我的安置情况,首长说:“你不是安置什么什么地方吗?”我看首长根本没有把我的事放在心上,也可能我的事情在首长那里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也可能首长没有时间过问我的事情,还有可能……我扫兴地离开他家里。转业本想到政府机关,我在部队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在军、师、团机关工作,在机关工作应该更适合我,但是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本来想通过省军区首长的关系安置到政府机关,但愿望最终彻底破灭了。自己真没有想到军转干部安置自己满意的工作会这么难?

  等待的日子是一种痛苦的煎熬,联系工作期间,不是住旅店就是住在亲属家里。总在旅店住也住不起,转业费还未结算,转业费就几千元钱,联系工作都不够,那又有什么办法?我在财务借的钱已经花得剩不多了。工作联系不是很顺利,也没心思吃饭,我每天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应付。快到五月节了,爱人给我来信写到:“工作的事情不必着急上火,身体是最重要的,钱不够花就把家里剩的钱给你邮去,在外面别太节省了……。”刚满10岁的二女儿也来信:“爸爸:找工作不要着急,要不会伤身子的,别人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心里知道,这是亲人对我的安慰,同时也充满了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等待,我的工作有着落了,军转办告诉我:“抚顺某银行点名要你,你档案银行已拿去了。”山重水覆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春,我的工作落实了,接着还要联系我爱人工作,我和军转办说:“我爱人工作企业定下来没有?”他说:“正在联系,还没有最后落实家属的工作还需要等一等。”

  又等了半个多月后,我直接问这家企业书记,书记对我说:“我和上级联系了,你调来你爱人工作才能一起调来,你爱人单独调来有困难。并且调来人员必须经过上级审批,同时是我找的他们,还要答谢人家”,我明白了书记一番话的意思……

  这家企业的一位战友对我说:“企业每年都分房子,安排到别的单位房子一时解决不了,你如果不想当官到这家企业工作也可以。”也有的对我说:“军转干部到企业来没有背景,而且老厂人际关系复杂,恐怕不适合你,”我到不到企业思想上犹豫了。市里军转办也帮我联系,最好让我的工作不变,只爱人工作希望企业接收。我想我们全家回来,工作是一个方面,另外,房子需要很快解决,对于我当不当官没有更多去想。我如果不到企业,爱人的工作再找别的企业不知道还会遇到多少困难和麻烦?还有住房等一系列事情。我实在太累了。实在没有办法,就这样我不请愿地同意到企业,但心里上始终接受不了这一现实。

  又经过几天的努力,军转办联系我家属单独一个人进企业工作的努力没有成功,我只能和爱人一起到企业工作。企业组织部特意到银行把我的档案取回来,我最后给国企书记打电话说:“说心里话,我实在不愿意到企业工作。”

  爱人原来也是属于国企系统的,只不过随军调到部队驻地的国企,为什么随军家属随爱人转业再调回到系统内就不行呢?为什么非要把我调企业来家属才能进来呢?况且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自己始终想不明白?

  当我最终决定放弃选择银行工作后,银行的领导觉得很惋惜并且也尊重我个人的选择。

  工作虽然都确定了,但我一点也不高兴。天有不测风云,进政府机关未能如愿,最起码进税务和银行的最后底线都没有守住,我带着遗憾的心情回到了部队。为了联系工作,我先后从部队到家乡来回往返六次,联系的工作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而且我的转业费都花光了,已经是一无所有。听到不少转业的战友工作安置都比我好,自己心里有一种特别的失落感。

  我回部队后已经是1993年8月初,要办理各种迁移调转手续,比如:爱人她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孩子办转学等。部队的战友已各奔东西,爱人单位上的好心人帮我们打包装箱子,处理乱七八糟的带不走的东西,到铁路联系行李的运输,一天忙个不停。

  在我即将离开部队前,师善后办领导让我写一份申请补助的报告,李副师长说:“你大女儿有病,回地方看病要花很多钱,给你补助这一点钱也是微不足道的,仅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在部队已撤销的特殊情况下,领导还想到我的孩子,体现了部队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温暖。在临走前师首长还特意请我们全家吃一顿饭,欢送我们,这在我们部队是没有先例的。

  走的那天,部队领导为我们最后送行。女儿的同学送来她母亲买的烧鸡和在路上吃的东西,爱人班上的同事也都来送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回到家乡别忘了她们。火车汽笛一声长鸣,缓缓地驶出车站,我们全家离开了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内蒙科尔沁草原的第二故乡,带着部队的光荣踏上了回归家乡的旅程。

  虽然自己最终没有选择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可是我遇到许多好心人。在联系选择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困难之中见真情,在我无助的时候,是他们伸出了热情的手,让我在迷茫中看到了一点希望。

  在我工作安排前,要求军转干部统一到军转办集中学习。在学习期间还专门组织我们参观了“雷锋纪念馆”,雷锋精神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实际上,我也很理解地方安置军转干部的困难。当时的安置政策,鼓励我们军转干部到基层、到企业。我作为一名军人,无论到哪工作,都会发出自己的光和热。生活还要继续,自己以一名曾经的军人、以一颗平常的心去迎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