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国家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对全民族的文化知识的提高和教育采取了很多的方式。其中办学校就是最普通的一种。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所以到了七周岁就必须要上学学习的。我记得我是六四年的暑期上一年级的，我家离村里小学有二百米的距离，上学很方便。所以每天上学放学不用家里人接送，再说还有哥哥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我鼻子上有一个毛病，就是鼻子总发干，我就用手指吐点吐沫往鼻子抹。春夏秋还好些，到了冬天冷的时候鼻子和脸被冻得通红，而且还很脏的。因为脸的两侧都有，大人们就管我叫大蝴蝶，同伴们叫我大鼻涕。那时候学校的班里都是男女生混合坐一张桌，都嫌我脏没有女生爱和我一张桌，老师没有办法就单独给我一个人单桌。时间久了，我坐那里也不是很守纪律，上课的时候老摆弄东西不注意听课，也经常的被老师批评，有时候也会挨教鞭的。

上三年级的时候，就搞起了“文化大革命”，经常停课闹革命，写大字报什么的。后来又来个老贫下中农住校管理学校。有一次，我看到高年级的学生用毛笔在报纸和其它纸上写的啥内容我不是很清楚。大家把毛笔放在教室的走廊，我看四处没人就拿起了毛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了，“革命毛主席万岁”。因为纸张小就把命写在另一行上了，然后就放下去上课去了。到了下午快放学时，班主任老师回到教室很严肃的问大家；“外面走廊的桌上的革命毛主席万岁是谁写的？”问了半天也没有人知声。最后我说是我写的，老师就把其他同学放学了，把我留下领到教导处。校长拿着我写字的那张纸很严肃地问我；“这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校长接着又说；“你写的是啥内容？”我说我写的革命毛主席万岁，纸小我就写在下面了。校长说；“老贫农说你这是写的反动标语，要革毛主席的命。”我说没有哇。就这样还把我母亲也找来了，说是去大队里和支书汇报一下，结果母亲领着我和老师校长还有那个老贫农去了大队部。到了大队部公社的一位下乡的干部也在那里，听了这个事情后公社的干部和大队支书看看那张纸，哈哈哈地大笑起来说；“这是啥反标啊，快回家吧，不要大惊小怪的。”为了这件事情我差点被弄个反革命的帽子扣上。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家邻居二年级的王庆军他负责给班里开教室的门钥匙。那年冬天他在开班里门的时候可能是锁头不小心弄进钥匙空儿里水了，第二天早上就冻上了。他看看插不进去钥匙就用嘴去吹哈气，结果不小心把嘴唇粘在锁头上一下粘掉了很大的一块皮，鲜血顿时流出了很多，把王庆军当时就吓哭了。我发现后立刻把他领到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帮他清洗后带他去大队的医务室给他上了药送回家里。这件事情也给很多同学提了一个醒，冻着的东西千万不要去用嘴和舌头去碰，会受伤的。我在小学的六年里，一到三年级学习还是很好的，四到六年级，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学习上学校普遍都是学学停停，还好总算把小学读完了。

我的班主任孙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无论怎样的情况下他总是坚持给我们认真地上好每一节课，而且作业要求十分的严格，孙老师还经常的去学生的家里和家长沟通学生在学校的各方面情况。我读初中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他调到大兴安岭那边去了，一直没有联系。文革时期的学校都是处于很不稳定的教育教学之中，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小学的时候也挺有趣的，那个时候啥也不懂，朦朦胧胧的，很幼稚也很天真，也许那是最幸福的时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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