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事淡出了记忆,有些事终生难忘。 1969年我所经历的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事情是这样的:


      一,下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1969年8月份,我完成了在南开大学数学系的5年学习生活,面临毕业分配。当时正值“文革”,一切都处于非常时期,工宣队和军宣队已进驻学校并主持一切工作。我被工宣队和军宣队任命为数学系团总支委员兼学生班团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数学系学生二连连长。有一天,工宣队的齐师傅(天津铁路局职工)和军宣队的小刘(我记得叫刘明运、河北大名人,是身穿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通知我,让我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天津军粮城考察一个能接受大学生劳动锻炼的部队农场。学校为我们三个人派了一辆进口的华沙牌小轿车,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到了农场。农场领导一看来了一辆进口的华沙牌轿车,赶紧出来迎接,开始对我们很是热情(按当时部队的用车配置,只有师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坐轿车),当得知我们是南开大学的人后,他们的热情劲马上就下来了。这个农场是军委工程兵办的,地处渤海滩,又大又荒凉,那儿除几个部队的农场外,方圆几十里没有村庄。当时正是水稻收割期,农场缺人手,听说我们要来义务劳动,他们很欢迎。回到学校后,我作为连长就带着100多名男女毕业班同学,自带行李背包,徒步来到了这个农场。当时大学生属于“臭老九”,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那个工程兵农场全是军人,他们吃饭不定量,伙食和各种待遇都很好。而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农场的领导对我们要求很严,只让我们帮他们义务干活,别的一概不管,什么补贴都没有。他们让我们自己起伙做饭,吃自己很低的口量指标,没有任何生活补贴。所有学生都睡在水泥地上,水泥地上只有薄薄的一层稻草,一间房子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睡。当时正值水稻收割期,劳动量很大,学生吃不饱饭,经常饿着肚子干活,大部分都感到身体吃不消。我作为连长,心里很着急,担心学生会累病的。我去找农场领导,请求给予口粮补贴。农场说没有这笔开支,解决不了。我想,既然农场不管,那我们就自己想办法解决,总不能让同学们饿着肚子干活呀!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那个农场靠近海边,全是水田,地里螃蟹很多,特别是夜里路灯底下到处都是螃蟹在爬。早晨起床时,我们的鞋子里经常有螃蟹藏在里面。螃蟹夜里专找有亮光的地方爬,于是我就在晚上偷偷地动员男同学拿着脸盆去路灯底下抓螃蟹,或者拿个手电筒去稻田里抓螃蟹。这个办法很灵,一个小时就能抓几十只。后来我索性就把男同学分成几个小组,白天劳动,晚上分头去抓螃蟹。大家把抓来的螃蟹都送到炊事班,第二天用自来水煮熟分给大家吃。没有任何调料,就是白水加点盐煮螃蟹,大家吃着也很香(因为肚子饿)。有一天,驻校工宣队的齐师傅和军宣队的小刘又坐着学校的小轿车来看我们,我就把学生吃不饱饭挨饿的事给他们汇报了。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都很同情学生的遭遇,当场决定让我带几个人坐着他们的小轿车去塘沽海边买鱼回来改善伙食。当时海边的小鱼很多也很便宜,渔民打捞上来的鱼堆在地上,大的鱼送给商店去卖,小的鱼堆在地上没人要。一寸来长的小鱼才2分钱一斤,我买了两麻袋200斤,只花了4元钱。回来后用水洗干净,再用油炸透,能吃好几天也不会变质。工宣队员齐师傅和军宣队员小刘看到学生们饿肚子的样子,很动情地对我说:“二连长,以后我们每周来看你们一次,你们就用我们的车每周去塘沽海边拉一次鱼改善生活。”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对学生都很好,都是想着法子关心我们。就这样,我们在那个工程兵农场劳动了二个月,吃了两个月的螃蟹和小海鱼。后来由于战备紧张,我们又从那个部队农场疏散到河北太行山区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二、战备疏散大转移


        1969年国庆节后,按照上级要求,南开大学的师生要全部离开天津市疏散到太行山区,校部就设在河北省完县(顺平)的“王家大院”。王家大院被戏称为“民间故宫”,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地主庄园,位于完县(顺平)的腰山脚下,这里属于太行山区。该王家大院始建于清朝顺治初年(1647年),距今已有370多年的历史,是华北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清代大地主兼巨商的豪门巨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庄园总占地面积279亩,房屋500多间,现存65亩,房屋163间,是中国古建筑史上一处罕见的超规制清代城堡式民居建筑群


        天津到腰山,全程约500里,我们背着行李,徒步负重行进,吃住在路上,足足走了一周时间。这次长途“行军”被同学戏称为“南开学子小长征”。当时的“行军”路线是沿着王庆坨——霸县(霸州)——白沟——容城——徐水——保定——完县(顺平)这条路线走的。我是连长,这次长途拔涉行动自然又是我带队。100多人的男女混成学生连队,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又不一样,我这个连长每天都是跑前跑后的,恐怕有人掉队。为了鼓舞士气,我们组织了行军宣传队,一路上唱歌呼口号,进行宣传鼓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条毛主席语录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们每个人的决心。中途每到一个宿营点(学校提前派人去设营),我们都是向当地老乡家借宿。这家住几个、那家住几个,住得比较分散。由于人地两生,有的同学经常找不到自己住房的位置,我就找一些当地的小孩子给他们领路做向导(小孩子可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啦!)。徒步行军,脚上打泡是常事,我脚上每天都打好多泡(很多人脚上都打了泡)。每天晚上到达宿营地后,都要用一根针放在火上烧一下(消毒),然后把脚上的泡挑破、挤出泡里的积液。为了保证第二天的行军,规定宿营后必须挑泡,这是行军纪律,每个人必须如此。当时已进入初冬,农村都是生煤炉子取暖。学生住在老乡家里,怕晚上中煤气,我每天夜里都要巡查各个宿营点。男同学的宿舍就直接进去检查,女同学的宿舍就从外面喊几声或者用手电对着她们睡觉房间的窗户照几下,只要里面有人答应就说明没事,如果没人答应就可能煤气中毒了,就要冲进去救人。我每天夜里都要查铺查哨,由于学生住的比较分散,查一次铺需要很长时间,一晚上我只能睡很少一会儿。特别是行军第六天,我们途经保定住在保定师范(红二师),由于当时保定文革两派武斗还没有最后停止,夜里经常听到大街上有零星的枪声,我心里怕出事,整夜都睡不踏实。直到第七天来到腰山基地,大家都完全安顿下来了,我的心才彻底放下来。由于我们组织的好,路上徒步走了七天七夜,没有一个煤气中毒的,也没有一个掉队的,没发生一点事故,最后全部安全抵达目的地。一个刚满24岁的我,又是一个没出校门的学生,能带领100多人(有男有女)步行七天七夜出色地完成这次长途拔涉任务,实属不易。这一路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到达腰山后,我除了要安排这100多人的吃住外(集中起伙做饭,分散住在老伯姓家里),还要组织大家深入群众了解社情,访贫问苦,和当地的贫下中农站在一起,开展“抓革命,促生产”活动。快到年底的时候,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空军派人到南开大学要特招一批懂俄语的大学生入伍,我就光荣地被特招入伍了。按照当时的政策,特招入伍就是干部(军官)待遇。由于我在地方大学是学生干部,入伍后就直接被任命为大学生新兵班的班长,入伍八个月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第二年就被任命为空军某部业务小组的负责人,并被破例选进单位党支部任组织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