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浮沉不夺志的李德裕
在有唐一朝，父子相继为相的赵郡赞皇的李氏父子，即任唐宪宗元和朝宰相的父亲李吉甫和断续五朝为相的儿子李德裕。比起父亲李吉甫，儿子李德裕官声更为显著，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乎中兴。”也就是说，李德裕常以筹划治国之道为己任，武宗知人善用，对他言听计从，当时王室几乎达到了中兴的局面。由此可见，李德裕是一位有作为的宰相。
陷党争遭贬放外任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赞皇李氏大家族。其祖父李栖筠，在唐肃宗朝任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山南防御观察使；在唐代宗朝，担任给事中、工部侍郎，以政绩突出而进阶为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后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又任为御史大夫，卒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文献。其父李吉甫，唐宪宗时任宰相。
李德裕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这对他的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李德裕自幼即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成年后不久，就学识卓越而有节操。但他自负甚高，耻与其他考生一起参加科举乡试。元和初，李吉甫拜相，为了避嫌，尽管李德裕很有才能，但还是没有在台省中求得一官半职，只是在诸府中从事一些秘书工作。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河东人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李德裕被辟为掌书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府职结束后，李德裕随张弘靖入朝，拜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即位。穆宗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素闻李吉甫之名，因此特别器重李德裕，召入翰林充学士，《旧唐书·李德裕传》说，“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这就是说，朝政的号令和大典册都经他手起草。不仅如此，穆宗还多次召见李德裕，商讨国家大事，李德裕都能从容答对，受到穆宗的赞赏，对他的赏赐和奖励十分优厚而华美。他在翰林学士任上才一个多月，就改升为屯田员外郎。穆宗对李德裕的倚重，可见一斑。
这时的李德裕便以国事为重，大胆谏言。穆宗在位期间，游幸无常，好击球奏乐，沉于酒色，久不视朝，把国家政事忘在九霄云外，朝政腐败。许多与穆宗有亲戚关系的人，通过各种关系爬上高位，与朝臣相互盘结勾通，控制朝政。李德裕对这种现状深为忧虑，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正月上疏，向皇帝建议说：“从前制度规定，禁止驸马都尉和朝廷要官往来。开元年间，更加强调。现在却公开地到宰相和大臣的家宅去，这些人没有其他才能，只会泄漏宫中机密，勾通宫廷内外。请他们今后有公事到中书省见宰相，不要总是去宰相私宅。”穆宗听后，十分赞同。李德裕又晋升为中书舍人。
李德裕得到穆宗的器重，仕途顺畅，在他面前，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就在李德裕逐渐掌握朝廷权柄的时候，却卷进了党争的旋涡。事情还是由他的父亲引起的。当初，李吉甫辅佐宪宗时，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却在直言科应试对策中，进士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攻击李吉甫的削藩政策，而考官却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拔的条件，李吉甫向皇帝诉说，几乎落泪。主管官吏都因此获罪，便和他结了仇。他又奏请宪宗将竭力反对用兵于藩镇的宰相李逢吉罢相削职。因此，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等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便互相结为朋党，竭力向李吉甫进行报复。李吉甫死后，他们又将积怨转移到了李德裕身上。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李逢吉因勾结当权宦官而再次入朝担任宰相，于是他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李德裕从翰林学士贬为御史中臣。接着，牛僧孺在李逢吉的援引下入朝为相，于是李德裕又再次遭到他们的打击，贬为浙西观察使，被排挤出京。
李德裕并没有消沉，先后三度出任浙西观察使，在任上兴利除弊，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浙西地区几经兵乱，财用匮乏，民不聊生。李德裕到任后，便力行节俭，克己奉公，多方筹措经费以供给军士，并上奏抵制朝廷所下达的不合理摊派，逐渐扭转了财政枯竭的状况，稳定了军心，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当时浙西民众多信奉巫神鬼怪，纵然是父母染上瘟疫，子女也撇下他们不敢奉养。德裕力倡移风易俗，从乡民中选择年岁大可以交谈的人，告诉他们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患难相收不可相弃的道理，让他们回到乡间宣传，违反者严厉处罚。下令拆毁1000余所淫祠神庙，禁止一切迷信活动，并将以迷信坑害百姓的妖僧逮捕法办。拆除私人封地山房1400座，使寇盗无处隐匿。数年之后，浙西一带民风渐趋淳朴，教化大行，百姓亦得以安居乐业。
当时亳州僧人欺编人们说有种“圣水”能治病，人们竞相传说，以至于这一带大致每十户人家中就雇一人前去取水。既饮此水，病人不敢吃荤，危重病人和年迈者大多因为喝了这种水而死亡。而水价每斗值3000文，取水的人兑入从其他地方取来的水沿路转卖，互相欺编，来来往往取水的人每天达几十乃至上百人。李德裕严厉强制渡口巡防者拘捕、断绝，并且上奏说：“昔日吴国有圣水，宋、齐两朝有圣火，原本都是邪恶的祥瑞，为古人所禁止。请下令让观察使令狐楚加以阻止，以断绝这种荒诞之源。”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大和三年（公元830年），皇帝征召德裕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有宰相才能，而李宗闵因为有宦官的辅助，先掌管了大权，又控制了皇帝，把李德裕调出任郑滑节度使。又过了一年，改迁剑南西川节度使。
这年十二月，李德裕抵达成都。此刻，摆在李德裕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头痛的烂摊子。怎样尽快解除南诏、吐蕃的威胁，医治战争的创伤，安抚人
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亲自了解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边境形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鉴于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不重视设防，使武备废弛，边防空虚，导致蜀中丧乱的沉痛教训，李德裕下令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蜀与南诏、吐蕃交界之处，修建大批军事要塞，设重兵防守。这样就形成一道抵御南诏与吐蕃侵犯的坚固屏障，改变了以往那种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修建边楼时，按照剑南南面山河险要地势和南诏相接的地方画在楼的左面墙上，把西面道路和吐蕃相接的地方画在右面墙上。将其部落的多少、粮运路途远近等全都记录下来。征召熟习边境事务的人，和他们一起谋划商议，全面了解了南诏、吐蕃的情况。
针对边兵战斗力弱的现状及“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的旧制，决定改革兵制。精简军队，一次就减去4400百余名老弱病残者。广泛征兵，从蜀地征召了1000名年富力强、又适应瘴气环境的士兵，从北方招募了1500名志愿兵。他把北兵与蜀兵混编，使其“转相训习，日益精练”。经过精简、选拔、训练，蜀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素质却得以提高，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又从安定请来造甲的人，从河中请来造弓的人，从浙西请来造弩的人，从此蜀地的兵器都非常坚固锋利。编训民兵，每200户中抽取一人，习武练兵，宽免他们的其他事务，形势缓和时务农，急迫时就应战，总共编练十一军。（海南天涯海角李德裕塑像）
从实际出发，改变军粮运送路线和时间。过去的定制，每年年底运输内地的粮食来供应黎州、嶲州。路线是从嘉州、眉州启程，取道阳山江，过大渡河，几经辗转，才运送到各个边防驻地。常常因盛夏季节到来，瘴气毒害，运夫中很多人死去。李德裕下令改变运粮路线，转运邓州、雅州的粮食，又调整运粮时间，将水运时间由年底开始提前到十月，在夏季到来之前把粮食运到。这样，运粮的人避开了炎热的月份，得以安定。
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李德裕也很重视对当地的民政管理。蜀地的百姓中有很多卖女作妾的现象，李德裕为此制定条例，明令禁止。蜀中的佛教势力也很大，寺庙往往占有肥沃的田地，僧人们不耕而食，而广大农民却乏田耕种。鉴于此，李德裕下令拆毁管辖内和尚的私宅几千处，把土地送给农民，使蜀地民风大变，农业生产也得以发展。
经过李德裕一年多的惨淡经营，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不仅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而且边防也十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便派人去南诏交涉，使南诏放还了先前所掳掠的工匠和僧道达4000多人。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吐蕃派驻于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的守将悉怛谋主动向李德裕请降，使沦陷42年之久的维州城重新回归唐朝。维州是西川通往吐蕃的交通要道，地势险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李德裕接受悉怛谋的请降后；立即派兵据守维州，并向朝廷上奏主张乘机出兵讨伐吐蕃。但是，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心怀仇恨，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以唐朝刚与吐蕃结盟而不宜毁约失信为借口，强令李德裕将悉怛谋和维州城交还给吐蕃，结果悉怛谋及其所部将士皆被吐蕃杀害。
李德裕为此终生悔恨。正好监军使王践言入朝，向皇帝禀报了悉怛谋被处死和朝廷拒绝远方百姓归化之心，这时皇帝也有所悔悟，便召李德裕入朝，任为兵部尚书，不久又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爵为赞皇县伯。
远庙堂未敢忘忧国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胸怀天下的封建士大夫追求的精神境界。李德裕正是这样一个时刻不忘忧国忧民的人。即使被排挤出朝，远离朝堂，也时刻关心国政，关注着君王的言行举止，不时上书谏言。
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唐敬宗即位。当时唐敬宗因年幼无知，挥霍资财没有节制，下诏要求浙西制造化妆用具银盥子20件，进贡朝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德裕只制造了两件进献，并申奏说：制造这两件银盥子共花费1300两银子，而浙西府库储备的银两也不过二三百两，其他不足的银两都是千方百计通过收税才凑齐的。连年遭受旱灾，物力没有恢复。刚刚在三月壬子的赦令中规定固定的上贡以外，所有进献一律停止，这是陛下怕搜刮财货的官吏借此狡诈邪恶，使贫穷的人不能承受其苦。作为浙西观察使，我每年只有50万贯留使钱可供支配，即使处处节俭，尚有13万贯的亏空，军国费用非常紧张。现在所需上贡的化妆用具，估算要花费23000两银钱130两金子，这些东西并非本土所产，虽然尽力搜寻，恐怕还是不能达到要求。希望陛下召集宰臣商议，如何才能使地方官员上不违君命，下不缺军需，既不劳烦百姓，也不招致怨恨，使先后颁布的诏敕都可以一贯遵行。唐敬宗将李德裕的劝告当成耳旁风，是年九月又下诏浙西织造可幅盘条缭绫1000匹，李德裕又以太宗、玄宗两朝不纳地方方物进行劝谏，希望唐敬宗近效太宗、玄宗的宽容、纳谏，远思汉代文帝、元帝的谦逊、节俭，裁减节省。最终唐敬宗颁布诏令取消了进献。
自元和朝以后，全国各地禁止私度僧人。徐州人王智兴哄编敬宗，在敬宗的诞月请求筑戒坛度人，为皇帝积福，敬宗下诏同意。于是就在江淮间大张旗鼓地召募，百姓成群奔走，集聚钱财无度。为此，李德裕弹劾说：“王智兴在泗州筑戒坛，召募愿落发为僧的人纳钱二千，便不再勘验察问，统统予以剃度，自淮河以下，每户三个丁男中必有一人剃发，逃避徭役赋税，落发为僧的人无法计算。我察看每天渡江的有几百人，其中苏州、常州的平民就有十之八九，如果不加以禁止，等到诞月来临之时，江淮地区就要失去丁男六十万人，这不能看成是小的变化。”致使唐敬宗颁诏徐州禁止。
唐敬宗终日纵情游乐，荒于政事，又宠信宦官而疏远贤能，故朝政十分腐败。李德裕得知这些情况后，就献上《丹扆六箴》，予以规劝。其一为《宵衣》，指出皇帝视朝次数少、时间晚；其二为《正服》，指出皇帝衣着不合制度；其三《罢献》，规谏皇帝停止征敛搜求奇珍异宝；其四称《纳诲》，指出皇帝轻慢和舍弃忠言的作法；其五称《辨邪》，指出皇帝任用小人的错误；其六称《防徽》，讽谏皇帝不合制度的随意出游。李德裕言辞明直，委婉恳切。唐敬宗虽然不能采纳，还是让人代作诏书，对他的一番心意表示重谢。
对于唐敬宗受佛道的迷惑，祈求降福和延年，僧人、道士往来出入于宫中的举动，李德裕也毫不保留地上疏劝谏。
复为相励志图革新
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李德裕又升任宰相，进封赞皇县伯。李德裕拜相后，本想干一番大事，重振朝纲。他对皇帝建议说：“朝廷只有邪和正两种途径，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正反言辞都可以接受，希望陛下慎审取舍。否则，两者并进，即使是由圣贤来治理国家也无法成功。”当初，门下、中书两省下符给江淮大贾，让他们主掌堂厨食用的高利贷经营，因此造成他们挟资各地行走，所到州镇都把他们视为豪绅，富人们借此便自高自大起来。李德裕将这一切全部取消。无奈当时文宗昏庸，李德裕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大和八年被再次贬出朝廷，任为镇海军节度使。后来，他又辗转历任袁州（治今江西宜春）长史、滁州（治今安徽滁县）刺史、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等地方官职，仕途中充满了坎坷。
直到唐武宗即位，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征召李德裕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德裕被召回朝复任宰相，深受武宗的信重，其政治才能亦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他被武宗征召进京，入朝谢恩后，随即便劝戒皇帝用忠臣，斥小人，他说：“要分辨邪正，专一委任，而后朝廷才能太平。这些话我曾对先帝说过，但没被采用。正直人指出小人为非作歹之后，小人也指控正直人作恶，怎样辨别其真伪呢？请允许我借物来作说明。松柏之为树木，独立生长，强劲无比，无所依附。萝茑则不然，柔弱不能独立，必然要依附其他树木，所以，正直的人一心事奉君主无需相助，邪恶的人必然结为党羽，互相遮蔽欺骗。君主能根据这个道理来分辨正邪，就不会被迷惑住。”
武宗曾怀疑杨嗣复、李珏不忠，便派使臣诛杀他们。李德裕马上带着三位宰相到延英殿见皇帝，呜咽落泪，说：“过去太宗、德宗诛杀大臣后，没有不后悔的，我希望陛下保全他们的性命，摒弃前嫌。等他们二人的罪恶暴露于世后，天下人会痛恨他们的。”皇帝不答应，李德裕便伏地不起。皇帝只好说：“我为了你们，就赦免了他们吧。”李德裕于是致礼落坐。皇帝说：“如果是谏官论争，纵使有千道上疏，我也不赦。”李德裕再次拜谢行礼，追回使者，杨嗣复等人才免于一死。
这时皇帝屡次出外打猎游赏，深夜才归。李德裕上奏说：“人君的行动，应该以太阳的出没为准，所以，日出而临朝听政，日落而宴饮歇息。有文字记载说：‘君主回房有固定的制度。’希望陛下能深刻体会古人的思想，不要连续夜归。听说现在五星失度，恐怕是上天以此来奖励勤勉、警戒违禁之人。《诗经》说：‘尊重天体的改变，不敢肆意放纵。’希望陛下在狩猎上有所节例，接受天意。”不久便册封他为司空。
李德裕复任宰相后的第一件政事，首先是回鹘扰边的大事。回鹘原称回纥，唐玄宗时期兴起于漠北，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安史之乱中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开成五年（公元841年），回鹘被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黠戛斯击溃，部众分几支逃奔，其中一支由回鹘宰相腽没斯率领南下至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附近，有意归附唐朝。但天德军将领为求战功，竟想出兵消灭这支回鹘部众，而且朝中许多大臣也有同样的主张。李德裕力排众议，他认为回鹘对于唐朝是有功劳的，现在穷困来奔，又并未扰边，故不应轻意征伐，而应以粮草接济他们，进行安抚。最后，武宗听从了李德裕的主张，给回鹘送去三万斛粮食，并令天德军不得轻举妄动。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腽没斯率部正式向唐朝投诚，武宗册封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一度紧张的塞北局势遂得以缓和下来。然而，不久另一支回鹘部众在乌介可汗的率领下又南下至天德、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一带，并进而侵扰唐境，大肆劫掠，于是塞北局势又急剧紧张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李德裕立即做出了反击的决策，迅速调集九路军队开赴前线，取得了反击回鹘的彻底胜利。这次战争的胜利是“安史之乱”后唐朝边区防御战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它既有力地维护了北部边区的安全，又壮大了唐朝的声威，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这次战争的胜利与李德裕的正确决策和统一调度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整个战争前后，他废寝忘食，时刻关注着前线动静，并亲笔草拟了《赐回鹘可汗书》、《赐回鹘可汗并公主及九宰相诏书》、《讨回鹘制》、《授刘沔招抚回鹘制》等大量诏书和文告。
另一件朝政大事是削藩。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朝时，曾极力主张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李德裕完全秉承了他父亲的这一政治主张。会昌三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治今山西长治）刘从谏死，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仿效河朔三镇之例自立为留后，擅自接管昭义镇。对此，武宗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与会大臣多以当时对回鹘用兵尚未完全结束，国力不支为由，主张默认刘稹自立。但李德裕却认为昭义镇邻近首都，若任其割据，将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昭义镇不同于河朔三镇，历来忠于朝廷，若任其割据，则各地藩镇都会群起效法，局势将难以收拾。因海此，他主张对刘稹的分裂割据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同时，李德裕还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刘稹之所以胆敢反叛朝廷，主要是想依靠河朔三镇的支持，但如果河朔三镇不与他合作，单凭刘稹一方之力是无法与朝廷抗衡的。最后，武宗完全采纳了李德裕的主张，并委托他全权主持征讨刘稹之事。于是李德裕就派专使前往河朔，说服三镇与朝廷分工合作，平定刘稹叛乱。之后，李德裕调集军队，从四面向刘稹展开围攻。在具体的征讨过程中，李德裕再次表现出极强的指挥调度能力。他首先取消了宦官监军之制，以求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官的作用；同时又制定出明确的作战方案，赏罚严明，使前线指挥官进退有据。经过各路将士的奋勇作战，昭义镇所辖的邢（治今河北邢台）、铭（治今河北永年）、磁（治今河北磁县）三州被相继攻克。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刘稹被其部将郭谊、王协等人所杀，历时一年多的刘稹之乱被平定下去。这次平叛的军事胜利，是继宪宗朝平叛之后朝廷对藩镇所取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后，李德裕以功勋卓著受到武宗的褒奖，官拜太尉，进封赵国公。李德裕坚决辞让，说：“自唐兴以来，太尉只有七人，尚父郭子仪都不欺接受。近来王智兴、李载义都越级拜官太保、太傅而不任太尉，说明对此官尤其重视。裴度作了十年司徒，也不迁改太尉，我希望维持原来的品级就足够了。”武宗说：“我只恨没有官职可以酬谢你，就不要拒绝了。”李德裕又要求能封在卫，于是进封为卫国公。
唐代后期，佛教势力极度膨胀，各地寺院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来源。李德裕当政后，为了解决当时国家财政紧张的问题，极力主张拆毁寺院，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解放寺院所控制的劳动力。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武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行动，全国共拆毁寺院、招提、兰若4万余所，被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余人，释放寺院奴婢15万人，没收寺院土地10万余顷，佛教势力由此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至会昌末年（公元847年），全国的纳税户数比宪宗时期增加了两倍多，国家的财政收人也达到了“安史之乱”后的最高数额，因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李德裕当政期间，还十分重视政治改革。他曾精简机构，裁汰州县冗官达2000多人，从而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同时，他还力图改革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流弊，主张进士试议论而不试诗赋，又下令取消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禁止进士与主考官互认“门生”、“座主”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朝廷官员利用科举朋比勾结、结党营私的恶习，使当时的政治风气渐趋好转。（赵郡赞皇李氏墓群）
当时，天下安宁，李德裕多次要求辞官，皇帝都不答应。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唐武宗卒，继位的唐宣宗一反武宗之所为，又重用牛党人士，李德裕的厄运随即降临，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又被相继贬为东都留守、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司马、崖州（治今海南琼山南）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公元850年初），李德裕含恨死于崖州贬所，终年63岁。直到懿宗时期，才诏追复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尚书左仆射，距离德裕死时已经过了十年。
史书评价，李德裕一生不随流入俗，明辨而有风采，擅写文章，虽身居显位，仍手不释卷。他的谋议大多引经据典，衮衮不绝，颇为可喜。常以筹划治国之道为己任，武宗知人善用，对他言听计从，当时王室几乎达到了中兴的局面。
李德裕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是一位博学能文之士。李德裕特别擅长诏诰制册，曾享有朝廷“大手笔”的美誉。处理紧急事务时，全由李德裕起草诏书，李德裕推辞多次，皇帝说：“学士不能表达出我的意思来。”皇帝常常赞叹他的诏书能抓住本质。清代文学家王士禎曾盛赞他的文章“骈偶之中，雄奇骏伟”。在他的家宅中，有起名为“起草”的院子和称作“精思”的亭子，每当筹划大事时，便呆在里面，左右侍奉的人都不能进入。他不好饮酒，后房也无声色行乐。此外，李德裕还能吟诗作赋，并与当时的著名诗人元稹、刘禹锡等人多有唱和。李德裕一生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一生中的论著很多都传播于世间，如《次柳氏旧闻》、《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