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唐一朝,父子相继为相的赵郡赞皇的李氏父子,即任唐宪宗元和朝宰相的父亲李吉甫和断续五朝为相的儿子李德裕。比起父亲李吉甫,儿子李德裕官声更为显著,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乎中兴。”也就是说,李德裕常以筹划治国之道为己任,武宗知人善用,对他言听计从,当时王室几乎达到了中兴的局面。由此可见,李德裕是一位有作为的宰相。 

                                                

       陷党争遭贬放外任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赞皇李氏大家族。其祖父李栖筠,在唐肃宗朝任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山南防御观察使;在唐代宗朝,担任给事中、工部侍郎,以政绩突出而进阶为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后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又任为御史大夫,卒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文献。其父李吉甫,唐宪宗时任宰相。

        李德裕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这对他的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李德裕自幼即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成年后不久,就学识卓越而有节操。但他自负甚高,耻与其他考生一起参加科举乡试。元和初,李吉甫拜相,为了避嫌,尽管李德裕很有才能,但还是没有在台省中求得一官半职,只是在诸府中从事一些秘书工作。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河东人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李德裕被辟为掌书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府职结束后,李德裕随张弘靖入朝,拜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即位。穆宗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素闻李吉甫之名,因此特别器重李德裕,召入翰林充学士,《旧唐书·李德裕传》说,“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这就是说,朝政的号令和大典册都经他手起草。不仅如此,穆宗还多次召见李德裕,商讨国家大事,李德裕都能从容答对,受到穆宗的赞赏,对他的赏赐和奖励十分优厚而华美。他在翰林学士任上才一个多月,就改升为屯田员外郎。穆宗对李德裕的倚重,可见一斑。

       这时的李德裕便以国事为重,大胆谏言。穆宗在位期间,游幸无常,好击球奏乐,沉于酒色,久不视朝,把国家政事忘在九霄云外,朝政腐败。许多与穆宗有亲戚关系的人,通过各种关系爬上高位,与朝臣相互盘结勾通,控制朝政。李德裕对这种现状深为忧虑,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正月上疏,向皇帝建议说:“从前制度规定,禁止驸马都尉和朝廷要官往来。开元年间,更加强调。现在却公开地到宰相和大臣的家宅去,这些人没有其他才能,只会泄漏宫中机密,勾通宫廷内外。请他们今后有公事到中书省见宰相,不要总是去宰相私宅。”穆宗听后,十分赞同。李德裕又晋升为中书舍人。

       李德裕得到穆宗的器重,仕途顺畅,在他面前,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就在李德裕逐渐掌握朝廷权柄的时候,却卷进了党争的旋涡。事情还是由他的父亲引起的。当初,李吉甫辅佐宪宗时,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却在直言科应试对策中,进士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攻击李吉甫的削藩政策,而考官却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拔的条件,李吉甫向皇帝诉说,几乎落泪。主管官吏都因此获罪,便和他结了仇。他又奏请宪宗将竭力反对用兵于藩镇的宰相李逢吉罢相削职。因此,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等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便互相结为朋党,竭力向李吉甫进行报复。李吉甫死后,他们又将积怨转移到了李德裕身上。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李逢吉因勾结当权宦官而再次入朝担任宰相,于是他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李德裕从翰林学士贬为御史中臣。接着,牛僧孺在李逢吉的援引下入朝为相,于是李德裕又再次遭到他们的打击,贬为浙西观察使,被排挤出京。

       李德裕并没有消沉,先后三度出任浙西观察使,在任上兴利除弊,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浙西地区几经兵乱,财用匮乏,民不聊生。李德裕到任后,便力行节俭,克己奉公,多方筹措经费以供给军士,并上奏抵制朝廷所下达的不合理摊派,逐渐扭转了财政枯竭的状况,稳定了军心,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当时浙西民众多信奉巫神鬼怪,纵然是父母染上瘟疫,子女也撇下他们不敢奉养。德裕力倡移风易俗,从乡民中选择年岁大可以交谈的人,告诉他们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患难相收不可相弃的道理,让他们回到乡间宣传,违反者严厉处罚。下令拆毁1000余所淫祠神庙,禁止一切迷信活动,并将以迷信坑害百姓的妖僧逮捕法办。拆除私人封地山房1400座,使寇盗无处隐匿。数年之后,浙西一带民风渐趋淳朴,教化大行,百姓亦得以安居乐业。

       当时亳州僧人欺编人们说有种“圣水”能治病,人们竞相传说,以至于这一带大致每十户人家中就雇一人前去取水。既饮此水,病人不敢吃荤,危重病人和年迈者大多因为喝了这种水而死亡。而水价每斗值3000文,取水的人兑入从其他地方取来的水沿路转卖,互相欺编,来来往往取水的人每天达几十乃至上百人。李德裕严厉强制渡口巡防者拘捕、断绝,并且上奏说:“昔日吴国有圣水,宋、齐两朝有圣火,原本都是邪恶的祥瑞,为古人所禁止。请下令让观察使令狐楚加以阻止,以断绝这种荒诞之源。”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大和三年(公元830年),皇帝征召德裕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有宰相才能,而李宗闵因为有宦官的辅助,先掌管了大权,又控制了皇帝,把李德裕调出任郑滑节度使。又过了一年,改迁剑南西川节度使。

       这年十二月,李德裕抵达成都。此刻,摆在李德裕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头痛的烂摊子。怎样尽快解除南诏、吐蕃的威胁,医治战争的创伤,安抚人1589615227458374.jpg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亲自了解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边境形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鉴于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不重视设防,使武备废弛,边防空虚,导致蜀中丧乱的沉痛教训,李德裕下令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蜀与南诏、吐蕃交界之处,修建大批军事要塞,设重兵防守。这样就形成一道抵御南诏与吐蕃侵犯的坚固屏障,改变了以往那种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修建边楼时,按照剑南南面山河险要地势和南诏相接的地方画在楼的左面墙上,把西面道路和吐蕃相接的地方画在右面墙上。将其部落的多少、粮运路途远近等全都记录下来。征召熟习边境事务的人,和他们一起谋划商议,全面了解了南诏、吐蕃的情况。

       针对边兵战斗力弱的现状及“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的旧制,决定改革兵制。精简军队,一次就减去4400百余名老弱病残者。广泛征兵,从蜀地征召了1000名年富力强、又适应瘴气环境的士兵,从北方招募了1500名志愿兵。他把北兵与蜀兵混编,使其“转相训习,日益精练”。经过精简、选拔、训练,蜀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素质却得以提高,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又从安定请来造甲的人,从河中请来造弓的人,从浙西请来造弩的人,从此蜀地的兵器都非常坚固锋利。编训民兵,每200户中抽取一人,习武练兵,宽免他们的其他事务,形势缓和时务农,急迫时就应战,总共编练十一军。(海南天涯海角李德裕塑像)

       从实际出发,改变军粮运送路线和时间。过去的定制,每年年底运输内地的粮食来供应黎州、嶲州。路线是从嘉州、眉州启程,取道阳山江,过大渡河,几经辗转,才运送到各个边防驻地。常常因盛夏季节到来,瘴气毒害,运夫中很多人死去。李德裕下令改变运粮路线,转运邓州、雅州的粮食,又调整运粮时间,将水运时间由年底开始提前到十月,在夏季到来之前把粮食运到。这样,运粮的人避开了炎热的月份,得以安定。

       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李德裕也很重视对当地的民政管理。蜀地的百姓中有很多卖女作妾的现象,李德裕为此制定条例,明令禁止。蜀中的佛教势力也很大,寺庙往往占有肥沃的田地,僧人们不耕而食,而广大农民却乏田耕种。鉴于此,李德裕下令拆毁管辖内和尚的私宅几千处,把土地送给农民,使蜀地民风大变,农业生产也得以发展。

       经过李德裕一年多的惨淡经营,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不仅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而且边防也十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便派人去南诏交涉,使南诏放还了先前所掳掠的工匠和僧道达4000多人。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吐蕃派驻于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的守将悉怛谋主动向李德裕请降,使沦陷42年之久的维州城重新回归唐朝。维州是西川通往吐蕃的交通要道,地势险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李德裕接受悉怛谋的请降后;立即派兵据守维州,并向朝廷上奏主张乘机出兵讨伐吐蕃。但是,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心怀仇恨,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以唐朝刚与吐蕃结盟而不宜毁约失信为借口,强令李德裕将悉怛谋和维州城交还给吐蕃,结果悉怛谋及其所部将士皆被吐蕃杀害。

       李德裕为此终生悔恨。正好监军使王践言入朝,向皇帝禀报了悉怛谋被处死和朝廷拒绝远方百姓归化之心,这时皇帝也有所悔悟,便召李德裕入朝,任为兵部尚书,不久又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爵为赞皇县伯。

                                      

       远庙堂未敢忘忧国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胸怀天下的封建士大夫追求的精神境界。李德裕正是这样一个时刻不忘忧国忧民的人。即使被排挤出朝,远离朝堂,也时刻关心国政,关注着君王的言行举止,不时上书谏言。

       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唐敬宗即位。当时唐敬宗因年幼无知,挥霍资财没有节制,下诏要求浙西制造化妆用具银盥子20件,进贡朝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德裕只制造了两件进献,并申奏说:制造这两件银盥子共花费1300两银子,而浙西府库储备的银两也不过二三百两,其他不足的银两都是千方百计通过收税才凑齐的。连年遭受旱灾,物力没有恢复。刚刚在三月壬子的赦令中规定固定的上贡以外,所有进献一律停止,这是陛下怕搜刮财货的官吏借此狡诈邪恶,使贫穷的人不能承受其苦。作为浙西观察使,我每年只有50万贯留使钱可供支配,即使处处节俭,尚有13万贯的亏空,军国费用非常紧张。现在所需上贡的化妆用具,估算要花费23000两银钱130两金子,这些东西并非本土所产,虽然尽力搜寻,恐怕还是不能达到要求。希望陛下召集宰臣商议,如何才能使地方官员上不违君命,下不缺军需,既不劳烦百姓,也不招致怨恨,使先后颁布的诏敕都可以一贯遵行。唐敬宗将李德裕的劝告当成耳旁风,是年九月又下诏浙西织造可幅盘条缭绫1000匹,李德裕又以太宗、玄宗两朝不纳地方方物进行劝谏,希望唐敬宗近效太宗、玄宗的宽容、纳谏,远思汉代文帝、元帝的谦逊、节俭,裁减节省。最终唐敬宗颁布诏令取消了进献。

       自元和朝以后,全国各地禁止私度僧人。徐州人王智兴哄编敬宗,在敬宗的诞月请求筑戒坛度人,为皇帝积福,敬宗下诏同意。于是就在江淮间大张旗鼓地召募,百姓成群奔走,集聚钱财无度。为此,李德裕弹劾说:“王智兴在泗州筑戒坛,召募愿落发为僧的人纳钱二千,便不再勘验察问,统统予以剃度,自淮河以下,每户三个丁男中必有一人剃发,逃避徭役赋税,落发为僧的人无法计算。我察看每天渡江的有几百人,其中苏州、常州的平民就有十之八九,如果不加以禁止,等到诞月来临之时,江淮地区就要失去丁男六十万人,这不能看成是小的变化。”致使唐敬宗颁诏徐州禁止。

       唐敬宗终日纵情游乐,荒于政事,又宠信宦官而疏远贤能,故朝政十分腐败。李德裕得知这些情况后,就献上《丹扆六箴》,予以规劝。其一为《宵衣》,指出皇帝视朝次数少、时间晚;其二为《正服》,指出皇帝衣着不合制度;其三《罢献》,规谏皇帝停止征敛搜求奇珍异宝;其四称《纳诲》,指出皇帝轻慢和舍弃忠言的作法;其五称《辨邪》,指出皇帝任用小人的错误;其六称《防徽》,讽谏皇帝不合制度的随意出游。李德裕言辞明直,委婉恳切。唐敬宗虽然不能采纳,还是让人代作诏书,对他的一番心意表示重谢。

       对于唐敬宗受佛道的迷惑,祈求降福和延年,僧人、道士往来出入于宫中的举动,李德裕也毫不保留地上疏劝谏。

                                 

       复为相励志图革新

       

       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李德裕又升任宰相,进封赞皇县伯。李德裕拜相后,本想干一番大事,重振朝纲。他对皇帝建议说:“朝廷只有邪和正两种途径,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正反言辞都可以接受,希望陛下慎审取舍。否则,两者并进,即使是由圣贤来治理国家也无法成功。”当初,门下、中书两省下符给江淮大贾,让他们主掌堂厨食用的高利贷经营,因此造成他们挟资各地行走,所到州镇都把他们视为豪绅,富人们借此便自高自大起来。李德裕将这一切全部取消。无奈当时文宗昏庸,李德裕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大和八年被再次贬出朝廷,任为镇海军节度使。后来,他又辗转历任袁州(治今江西宜春)长史、滁州(治今安徽滁县)刺史、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等地方官职,仕途中充满了坎坷。

       直到唐武宗即位,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征召李德裕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德裕被召回朝复任宰相,深受武宗的信重,其政治才能亦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他被武宗征召进京,入朝谢恩后,随即便劝戒皇帝用忠臣,斥小人,他说:“要分辨邪正,专一委任,而后朝廷才能太平。这些话我曾对先帝说过,但没被采用。正直人指出小人为非作歹之后,小人也指控正直人作恶,怎样辨别其真伪呢?请允许我借物来作说明。松柏之为树木,独立生长,强劲无比,无所依附。萝茑则不然,柔弱不能独立,必然要依附其他树木,所以,正直的人一心事奉君主无需相助,邪恶的人必然结为党羽,互相遮蔽欺骗。君主能根据这个道理来分辨正邪,就不会被迷惑住。”

       武宗曾怀疑杨嗣复、李珏不忠,便派使臣诛杀他们。李德裕马上带着三位宰相到延英殿见皇帝,呜咽落泪,说:“过去太宗、德宗诛杀大臣后,没有不后悔的,我希望陛下保全他们的性命,摒弃前嫌。等他们二人的罪恶暴露于世后,天下人会痛恨他们的。”皇帝不答应,李德裕便伏地不起。皇帝只好说:“我为了你们,就赦免了他们吧。”李德裕于是致礼落坐。皇帝说:“如果是谏官论争,纵使有千道上疏,我也不赦。”李德裕再次拜谢行礼,追回使者,杨嗣复等人才免于一死。

       这时皇帝屡次出外打猎游赏,深夜才归。李德裕上奏说:“人君的行动,应该以太阳的出没为准,所以,日出而临朝听政,日落而宴饮歇息。有文字记载说:‘君主回房有固定的制度。’希望陛下能深刻体会古人的思想,不要连续夜归。听说现在五星失度,恐怕是上天以此来奖励勤勉、警戒违禁之人。《诗经》说:‘尊重天体的改变,不敢肆意放纵。’希望陛下在狩猎上有所节例,接受天意。”不久便册封他为司空。

       李德裕复任宰相后的第一件政事,首先是回鹘扰边的大事。回鹘原称回纥,唐玄宗时期兴起于漠北,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安史之乱中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开成五年(公元841年),回鹘被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黠戛斯击溃,部众分几支逃奔,其中一支由回鹘宰相腽没斯率领南下至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附近,有意归附唐朝。但天德军将领为求战功,竟想出兵消灭这支回鹘部众,而且朝中许多大臣也有同样的主张。李德裕力排众议,他认为回鹘对于唐朝是有功劳的,现在穷困来奔,又并未扰边,故不应轻意征伐,而应以粮草接济他们,进行安抚。最后,武宗听从了李德裕的主张,给回鹘送去三万斛粮食,并令天德军不得轻举妄动。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腽没斯率部正式向唐朝投诚,武宗册封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一度紧张的塞北局势遂得以缓和下来。然而,不久另一支回鹘部众在乌介可汗的率领下又南下至天德、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一带,并进而侵扰唐境,大肆劫掠,于是塞北局势又急剧紧张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李德裕立即做出了反击的决策,迅速调集九路军队开赴前线,取得了反击回鹘的彻底胜利。这次战争的胜利是“安史之乱”后唐朝边区防御战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它既有力地维护了北部边区的安全,又壮大了唐朝的声威,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这次战争的胜利与李德裕的正确决策和统一调度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整个战争前后,他废寝忘食,时刻关注着前线动静,并亲笔草拟了《赐回鹘可汗书》、《赐回鹘可汗并公主及九宰相诏书》、《讨回鹘制》、《授刘沔招抚回鹘制》等大量诏书和文告

       另一件朝政大事是削藩。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朝时,曾极力主张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李德裕完全秉承了他父亲的这一政治主张。会昌三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治今山西长治)刘从谏死,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仿效河朔三镇之例自立为留后,擅自接管昭义镇。对此,武宗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与会大臣多以当时对回鹘用兵尚未完全结束,国力不支为由,主张默认刘稹自立。但李德裕却认为昭义镇邻近首都,若任其割据,将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昭义镇不同于河朔三镇,历来忠于朝廷,若任其割据,则各地藩镇都会群起效法,局势将难以收拾。因海此,他主张对刘稹的分裂割据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同时,李德裕还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刘稹之所以胆敢反叛朝廷,主要是想依靠河朔三镇的支持,但如果河朔三镇不与他合作,单凭刘稹一方之力是无法与朝廷抗衡的。最后,武宗完全采纳了李德裕的主张,并委托他全权主持征讨刘稹之事。于是李德裕就派专使前往河朔,说服三镇与朝廷分工合作,平定刘稹叛乱。之后,李德裕调集军队,从四面向刘稹展开围攻。在具体的征讨过程中,李德裕再次表现出极强的指挥调度能力。他首先取消了宦官监军之制,以求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官的作用;同时又制定出明确的作战方案,赏罚严明,使前线指挥官进退有据。经过各路将士的奋勇作战,昭义镇所辖的邢(治今河北邢台)、铭(治今河北永年)、磁(治今河北磁县)三州被相继攻克。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刘稹被其部将郭谊、王协等人所杀,历时一年多的刘稹之乱被平定下去。这次平叛的军事胜利,是继宪宗朝平叛之后朝廷对藩镇所取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后,李德裕以功勋卓著受到武宗的褒奖,官拜太尉,进封赵国公。李德裕坚决辞让,说:“自唐兴以来,太尉只有七人,尚父郭子仪都不欺接受。近来王智兴、李载义都越级拜官太保、太傅而不任太尉,说明对此官尤其重视。裴度作了十年司徒,也不迁改太尉,我希望维持原来的品级就足够了。”武宗说:“我只恨没有官职可以酬谢你,就不要拒绝了。”李德裕又要求能封在卫,于是进封为卫国公。

       1589614697801940.jpg唐代后期,佛教势力极度膨胀,各地寺院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来源。李德裕当政后,为了解决当时国家财政紧张的问题,极力主张拆毁寺院,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解放寺院所控制的劳动力。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在武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行动,全国共拆毁寺院、招提、兰若4万余所,被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余人,释放寺院奴婢15万人,没收寺院土地10万余顷,佛教势力由此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至会昌末年(公元847年),全国的纳税户数比宪宗时期增加了两倍多,国家的财政收人也达到了“安史之乱”后的最高数额,因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李德裕当政期间,还十分重视政治改革。他曾精简机构,裁汰州县冗官达2000多人,从而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同时,他还力图改革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流弊,主张进士试议论而不试诗赋,又下令取消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禁止进士与主考官互认“门生”、“座主”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朝廷官员利用科举朋比勾结、结党营私的恶习,使当时的政治风气渐趋好转。(赵郡赞皇李氏墓群)

 

      当时,天下安宁,李德裕多次要求辞官,皇帝都不答应。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唐武宗卒,继位的唐宣宗一反武宗之所为,又重用牛党人士,李德裕的厄运随即降临,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又被相继贬为东都留守、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司马、崖州(治今海南琼山南)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公元850年初),李德裕含恨死于崖州贬所,终年63岁。直到懿宗时期,才诏追复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尚书左仆射,距离德裕死时已经过了十年。

       史书评价,李德裕一生不随流入俗,明辨而有风采,擅写文章,虽身居显位,仍手不释卷。他的谋议大多引经据典,衮衮不绝,颇为可喜。常以筹划治国之道为己任,武宗知人善用,对他言听计从,当时王室几乎达到了中兴的局面。

       李德裕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是一位博学能文之士。李德裕特别擅长诏诰制册,曾享有朝廷“大手笔”的美誉。处理紧急事务时,全由李德裕起草诏书,李德裕推辞多次,皇帝说:“学士不能表达出我的意思来。”皇帝常常赞叹他的诏书能抓住本质。清代文学家王士禎曾盛赞他的文章“骈偶之中,雄奇骏伟”。在他的家宅中,有起名为“起草”的院子和称作“精思”的亭子,每当筹划大事时,便呆在里面,左右侍奉的人都不能进入。他不好饮酒,后房也无声色行乐。此外,李德裕还能吟诗作赋,并与当时的著名诗人元稹、刘禹锡等人多有唱和。李德裕一生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一生中的论著很多都传播于世间,如《次柳氏旧闻》、《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