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父亲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母亲则毕业于解放军91医院护校,二人同一年分配到解放军91医院。

  父亲是军医,母亲是护士,在91医院,他们相识相知相守相爱了,1958年元旦结为夫妻,1960年,父亲和母亲调入了山东莱阳。

  父亲在汽车团任军医,母亲在医院任护士长。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勤学无私、业务能力强的人,晚上上夜班,白天用休息时间,步行到中医药学校去听课,课后还请教老师,询问一些西医讲不清楚的问题。他一直有个愿望: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品治疗好病人。

  有天晚上,我正在卫生队写作业,一位农民找父亲看病。

  这位农民始终说不清楚什么病、哪里难受,只是感到全身无力,头晕等。

  父亲给他听了听肺、心脏,看了看舌苔、试了试脉后,说:“别担心,没什么大问题,你是心率过缓,回家后多喝点温开水,不要熬夜,注意休息。我给你几片阿托品吃吃就好了。”

  农民不好意思的说:“董军医,我没钱啊。”

  父亲微笑着对他说:“不要紧,我有钱,给你垫上。”

  父亲经常这样做,特别是病人钱不够时,总去帮助他们。

  曾有位妇女来就诊,她腰部疼痛后小腹又疼。我父亲详细了解病情后,知道她没有多喝水的习惯,再加上临床表现,便有了诊断结论:输尿管结石。

  “买点金钱草回家煮水喝就好了,记住,一定要多喝水,平时多做一点跳跳高的运动。”

  几天后,父亲回访得知,她已经痊愈。

  不久,优秀的父亲被派到中医大学脱产学习了两年中医。

  毕业后父亲如虎添翼。业余时间,他不休息,而是上山挖草药;用一根银针,一把一把的草药,义务给周围的群众看病。

  我父亲是个身材魁伟、长相俊朗的男人,而且母亲也很漂亮,有人说,她非常像大名星王丹凤。俩人是出了名的金童玉女当年,父母的结合也因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再说说我的母亲。

  母亲是200多个同学中的侨侨者,在学业上曾连拿过五个第一,成绩、技术比武一直是第一名,入党、立功、提干都排在第一,当护士长的业绩也第一名。

  我母亲脾气温和,和蔼可亲。我记得1967年,正是活动高潮时,那场运动牵连到许多人。为保护无辜的同事和领导,她冒着极大风险把优秀的院长安排到护士长值班室,避免了一场人为的伤害。那时,已经有好多人不能正常上班了,我母亲一个人在病房里接连上了三天三夜的班,连饿带累的晕了过去。

  我姥姥听说此事以后,踮着小脚带着我和我妹妹到了医院。看到母亲鼻子插着氧气,手上打着吊瓶,她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那时我也在场,我的心就更像被揪去似地难过。

  走过了忙忙碌碌的青春岁月, 1990年,母亲离休了,父亲也于1994年离休。

  退下来的父母依然很忙——常义务给大家看病,父亲还为老年大学义务讲课,并且始终尽心伺奉我年迈的姥姥。他们还带大我的两个孩子。1996年8月,父亲因右基底动脉出血和丘脑出血而昏迷了。

  虽然我们姊妹轮流照顾他,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在照顾着父亲。

  也许是父亲一生的善举感动了上苍,被判了“死刑”的父亲坚强地活了过来,但却再也站不起来了,成为瘫痪病人,后来又患上老年痴呆。面对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的父亲,母亲很耐心的照顾他,将父亲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给父亲洗脸、刷牙、翻身,按摩,擦洗身体,喂水,喂饭,喂药,她自己却经常连饭都吃不上。

  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父亲的生命打破了医生的预言——瘫痪了二十三年的他,身上竟然从没长过褥疮。

  一年又一年,庭间花开花落,父亲虽然不认识人,不会用语言表达,但是见到了母亲总是脸上挂着孩子般的微笑,对于这样一位危重病人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如今,我的母亲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虽然岁月已侵蚀了她靓丽的青春,但却憾动不了她对丈夫的真爱——数年如一日的守护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