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家庄盛产宰相,仅赵郡李氏便出了十三相。继初唐魏征、苏味道、李峤,唐代中后期,赵郡李氏十三相中,有一对父子宰相,在唐史中很有名气,这就是任唐宪宗元和朝宰相的父亲李吉甫和断续两次为相的儿子李德裕。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其父李栖筠,喜欢读书,在当时名望显重。在唐肃宗朝任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山南防御观察使。在唐代宗朝,担任给事中、工部侍郎,以政绩突出而进阶为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后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又任为御史大夫,卒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文献。
    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子李吉甫、孙李德裕的影响不言而喻。
    在历史上,人们对为相的李氏父子有不同定论。也许是因为李吉甫深陷晚唐党争的漩涡,绊住了他施展政治才能的手脚,人们更看重的是他的治史功绩,当代有的史书将他归入史学家行列。对于李德裕,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乎中兴。”也就是说,李德裕常以筹划治国之道为己任,武宗知人善用,对他言听计从,当时王室几乎达到了中兴的局面。可见,李德裕是一位有作为的宰相。

两主朝政

李吉甫(公元758——814年),字弘宪,赞皇人。27岁担任太常博士起,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其父李栖筠,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御史大夫,在当时名望显重。李吉甫从小就在父亲的教育和培养下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因而长大后博洽多闻,富于文词。唐德宗建中年间,他以门荫入仕担任太常博士。在职期间,他知识广博又多见闻,尤其精通本朝历史,对历史事件的评判中正无偏,时论大多称赞他。因而时任宰相李泌、窦参推重李吉甫的才能,非常器重他,不久又先后兼任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郎等职。

在封建王朝,官员的仕途命运,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陆贽拜相执政,疑忌李吉甫与前任宰相结党,遂把他贬为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员外长史。

陆贽绝对不会想到,他清除异己,打击、排斥李吉甫,三年后,同样的遭遇会落到他的头上。陆贽因遭到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的构陷排挤,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忠州(治今四川忠县)别驾。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神使鬼差,他会落到他排挤、打击的对象李吉甫的手下。裴延龄为了继续打击和暗害陆贽,便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给李吉甫报复陆贽、出口恶气的机会。多少人等着看好戏。

李吉甫到任了,人们的的确确看到了一出好戏。李吉甫反其道而用之,并没有计较陆贽贬黜的旧怨,反而仍把陆贽当作宰相来尊重,且与他推心置腹地交往共处。陆贽领教了李吉甫以德报怨、严己宽人的雅量。人们对李吉甫交口称赞。

后来,李吉甫又先后历任郴州(治今湖南郴县)、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刺史,都很有治绩。有一件事,特别受人称道。那是李吉甫受命到饶州上任时,由于此前该州相继死了四位刺史,当地人们都说州城里面有物怪精变作祟,再没有人敢在城中居住,以致一座州城被废置,城门严闭,蒿莱满地。李吉甫到任后,派人打开城门锁头,清除荆棘杂草,整修房宇屋舍,安心住下。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们纷纷搬进城中安居。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李吉甫二次入朝。这一年是唐宪宗即位,看重李吉甫的才名,遂召拜他为考功郎中、知制浩,旋即又升任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赐予紫袍。李吉甫一直深受宪宗的信重,由此,他的从政之路迈入了新阶段,政治才能也就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时的唐王朝,经由“安史之乱”后,已由盛转衰,中央集权的力量大为削弱,各地方藩镇皆在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形成了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局面。李吉甫在江淮一带辗转历任地方官,对藩镇势力的危害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二次入朝担任朝廷要职后,便力主削弱藩镇势力,坚决讨平藩镇叛乱,以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元和元年正月,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为了扩张地盘,发动了攻占剑南东川的叛乱战争。对此,宪宗有意派兵征讨,但又担心出师无功,加之朝中大臣也多以蜀地险固难取而反对用兵,宪宗一时犹豫不决。李吉甫与宰相杜黄裳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出兵征讨刘辟,并陈述了平叛的基本方略。宪宗这才终于下定平叛的决心,诏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军,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一起南下征讨刘辟。平叛部队入蜀后,遭到刘辟的顽强抵抗,平叛进展缓慢。这时,李吉甫又建议征调江淮一带的精锐之师西进增援,分散刘辟的兵力,形成夹攻之势,很快扭转了战局。至八月,高崇文攻陷成都,擒获刘辟,平叛彻底胜利。

李吉甫在积极策划平定刘辟叛乱的同时,还建议朝廷采取措施以限制和削弱其他藩镇势力。他奏请宪宗下诏规定:各州刺史不得擅自谒见本道节度使,各道节度使也不得任意干涉管内州县的政务,禁止节度使以岁末巡检为名向管内州县苛敛赋役;州郡长官须由朝廷选派干练的官吏充任,并须独自为政,直接对朝廷负责。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度使对管内州县的残暴统治,削弱了各地方藩镇的权势。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李吉甫接替杜黄裳,首次拜相,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衔)。拜相当政以后,李吉甫更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当时,镇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使者去召调了三次,李锜都抗命不从,并于该年十月发兵攻掠州县,杀戮刺史、县令,公然叛乱。李吉甫主张坚决平定叛乱,并征调素为江南藩镇所畏惧的徐州兵和汴州兵参与平叛战争,借以震慑李锜叛军。果然,李锜部下兵众得知徐州、汴州皆兴师南下,军心大乱,牙将裴行立等人擒拿李锜而向朝廷投降,叛乱遂平。李锜叛乱的平定,首功当归于李吉甫的正确谋划。所以,叛乱平定后,李吉甫因功进爵为赵国公。

在策划平定李锜叛乱的同时,李吉甫还针对唐德宗朝以来因为姑息藩镇而导致某些藩镇节帅终身不易其地的弊病,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改革。他利用拜相后的一年多时间,共调换了36个藩镇的节帅。这样,通过频繁地调动藩镇节帅,就使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其势力自然大为削弱,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李吉甫为政中正。宪宗刚即位,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相勾结,盗用朝廷权力的情况严重,李吉甫就请求罢免他们。李吉甫又按顺序举进众人材,颇得好名声。但也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唐代后期,朝廷官员多结为朋党,而各朋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斗诉讼事件。李吉甫拜相以后,也被卷人了这种朋党之争,而且深受其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秋,尚书右仆射、判度支裴均企图取代李吉甫为相,便纠集一批党羽,与宦官势力相勾结,诬陷李吉甫。以前,皇帝诏令策试直言极谏科,应试中有讥评朝政,触犯权臣宠臣的人,因此裴均的党羽就扬言这些人都是李吉甫教唆指使的,希望以此来激怒宪宗而达到罢免李吉甫的目的。幸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等人上书陈述原委,竭力为李吉甫辩白,才化解了唐宪宗的恼怒。

一劫刚过,另一劫接踪而至。不久,曾遭李吉甫斥责过的御史中丞窦群、侍御史羊士谔、知杂事吕温等人又相互结为朋党,为了报复李吉甫,便抓捕了一个曾为李吉甫治病而夜宿其府的郎中,诬陷李吉甫交结江湖术士谋乱。宪宗大惊,亲自审理此案,终于查知此案纯属诬告,遂贬逐了窦群等人。

李吉甫连续遭到两次诬陷,虽未致罪,但深知自己树敌太多,身处险恶之中,为了免遭不测,他不得不主动辞去宰相职位,并推荐斐垍接替自己为相。元和三年九月,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出任淮南节度使(治今江苏扬州),唐宪宗亲自在通化门为他饯行。

李吉甫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共有三年时间。在这三年中,他仍一直关心国事,每当朝中有重大决策时,他都向宪宗秘密上书,或指陈朝政得失,或论列军国利害,皆深得宪宗的赞许。此外,由于当时江淮地区发生了大旱,他便带领民众在管内修筑了富人、固本二塘和平津堰等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近万顷。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还奏请免除了当地百姓往年欠下的租赋共数百万石,并开仓赈济贫民,由此深受淮南人民的拥戴。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裴垍因病罢相,宪宗便再次征拜李吉甫为宰相,并兼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李吉甫再度拜相后,首先针对当时官吏队伍庞杂冗滥的弊端,上奏主张裁汰冗官,并省州县,减低百官俸禄,以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宪宗采纳了这一改革主张,最后裁减了内外冗官800多人、冗吏1700多人。

李吉甫抓的另一件朝政大事是整饬边防。唐代后期边备弛坏。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回纥引兵南下进攻吐蕃,边城守将传言回纥将侵扰唐境,朝廷闻报大惊。李吉甫却镇定地说:“回纥并没有断绝与朝廷的和好关系,其南下的目的不大可能是侵扰唐境,而是要进攻吐蕃,故我们只要加强戒备,则不足为虑。”于是他奏请恢复了从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至天德军(位于今内蒙古乌梁素海湖畔)之间的十一所驿站,以便及时传递边境军情;又征调夏州的精锐骑兵五百人驻屯于经略故城(位于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北部),以接应驿使。不久,果然证实了回纥侵扰的消息确属边将误传,于是朝廷才终于放下心来。但是,李吉甫却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边备,反而又奏请在经略故城复置宥州,又征调9000神策兵前往驻守,以防备回纥侵扰。此外,他还征调了江淮地区的30万件兵器和千余匹战马,补充给负责中原北部边防任务的太原、泽潞两军(皆在今山西境内)。这样,就使弛坏已久的整个唐朝北部边备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当时,京城的众僧有因庄田水磨而免税的,李吉甫就上奏说:“征收钱米,向来有定规,众僧有余力而宽免,却摊配给贫穷而无处求助的百姓,一定不能允许。”宪宗才下令停止僧众免税。

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奏说:“永昌公主按照礼令建造祠堂,请定其法规。”还是在贞元年间,义阳、义章二公主都在墓所建造了祠堂,耗费钱币数万。到此时,永昌公主也建祠堂,宪宗命令义方按旧定规减半。李吉甫却上奏,说:墓所设置祠堂,礼典中无记载,按义阳公主旧例建祠堂,不如按数设墓户充任守护奉祀职责。第二天,宪宗对李吉甫说:“爱卿昨天所奏有关罢祠堂事,深合朕意。朕开始担心起祠堂花费多,因为不知道过去规定,所以量情减少。看了爱卿所陈述的内容,才知道这样做没有根据。然而朕不想析出二十户百姓,应当挑官户托付他们为墓户。”李吉甫拜贺。宪宗说:“爱卿,这难道是难做到的事吗?有关朕身的不利于时政的事,假如听到就改,这难道是足以能够受到赞扬的吗?爱卿只勤于匡正时政,不要担心朕不能施行。”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季,李吉甫发病身亡,终年57岁。宪宗悲痛不已,长时间伤心地哀悼,从宫廷派使者前往凭吊,除通常的赠与之外,宫廷出绢五百疋用以抚恤其家属,又赠司空。

纵观李吉甫一生的政治经历,可以看出他虽然生活在唐后期的衰落之世,但却一直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并力图拯救危局。特别是在两度拜相期间,他大力革除了不少社会时弊,积极策划平定了几起藩镇叛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从而维护了中央集权,为当时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世的史学家曾因元和年间连续取得几次讨平藩镇叛乱的胜利,而把这段历史誉为“元和中兴”。因此,他称得上是一位有胆有识的著名政治家。

李吉甫开始作宰相,颇能协调时势民情,到从淮南再度征为宰相,朝廷内外殷切地希望他再展风采。他执政之后,视听经常有所闭塞,人心怀疑忌惮他。当时以公众愿望为己任的人顾虑被李吉甫猜忌,大多数人躲避、畏惧他。宪宗暗地里知道这事,不到一年,就提升任用李绛。李吉甫和李绛不和,李绛性情刚直,揭发人的过失不徇情,在宪宗面前李绛与李吉甫互有争论,人们多以为李绛正直。然而,李吉甫性情谨小慎微,虽然是他不喜欢的人,也无所伤害。李吉甫穿衣吃饭,都很讲究,一定要珍美,然而不增置财产,除京城有一处宅第外,没有其他的宅第、别墅,公众舆论以此敬重他。有关部门拟给李吉甫谥号“敬宪”,到会集议论时,度支郎中张仲方反对,认为过于优奖。宪宗发怒,贬斤张仲方,赐李吉甫谥号为“忠懿”。

图志专家

李吉甫学识渊博,曾监修国史,而且撰著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特别是一部《元和郡县图志》,流传至今,奠定了他在历史上地理学界的地位,被后世称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学者名声,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他的政治声望。

据唐书记载,李吉甫研讨《易象》异议,并以记述东汉、魏、晋、周、隋各朝损益大事为内容,撰写了历史著作《六代略》,共30卷;又和史官等纪录当时的户口、赋税及兵籍,成《元和国计薄》一书,10卷;纂唐《六典》诸官职《百司举要》1卷;还有《删水经》、《元和十道图》、《元和郡县图志》等著作。这些著作,都上奏朝廷,在当时广为流行。现在,前几种书皆已亡佚,唯有《元和郡县图志》仍流传。

1588839055109171.jpg《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全国性地理总志。书中详细记载了唐宪宗元和年间全国的疆域政区、建置沿革、山川物产、户口变迁等情况,因而保存着大量有关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宝贵资料。该书是在李吉甫第二次拜相期间撰写的,成书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据李吉甫的自序所言,该书叙述的内容起自京兆府,尽于陇右道,共四十七镇,而每镇皆绘有地图,列于各卷叙事文字之前,故称《元和郡县图志》。但该书流传至南宋时,地图皆已亡佚,仅存志文,故南宋以后又称该书为《元和郡县志》。

李吉甫之所以执意撰写《元和郡县图志》这样一部地理学著作,是与他当时的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吉甫生活在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战乱年代,一直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拜相以后更有感于当时国力衰弱而藩镇跋扈的危局,急切希望讨平藩镇,以维护中央集权和统一大业。于是,他从当年萧何收得秦朝图书,使汉高祖得以知山川厄塞、户口虚实,进而建立汉王朝的历史经验中受到启示,认为掌握山川形势、户口物产、交通要塞等全国地理状况,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大事。由此可见,他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使地理学为当时的政治、军事服务。也正因为如此,他研究地理学的思想方法和学术成就,便大大地超越了此前的众多地理学家,因而是值得称道的。

《元和郡县图志》原有志文40卷,目录2卷,共42卷。但南宋以后又有所亡佚,今传本仅存34卷,而缺6卷。全书是以唐太宗贞观年间所划分的“十道”来进行分卷的,道以下为府州,书中分别叙述了各府州的治所、等级、户额、领乡、垦田、沿革、境界、八到、贡赋、管县等内容,而重点叙述的则是各地的山川河流、形势险要、农田水利、物产矿藏和户口分布等状况。之所以如此安排,其主要意图是要力图反映出各地区的等级规模、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交通状况,以便使该书更为实用,达到充分为当时政治、军事服务的目的。

《元和郡县图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部讲述全国范围的地理总志,首先对政区沿革地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叙述。《元和郡县图志》中在每一县下都简叙沿革及县治迁徙、著名古迹等,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区变化,考证一些名胜古迹遗址,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某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书中也并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而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自然地理方面,资料也极其丰富。在每县下记载着附近山脉的走向、水道的经流、湖泊的分布等等。在这方面自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大部分都有记述,但内容过于简略。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比较详备,可是自北魏至隋唐数百年中没有记载这方面的书籍保存下来。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中保存下来的这部分资料也非常可贵。全书记载到的水道有550余条,湖泽陂池130多处。不仅记载了人所共知的大川大泽,也记载了一些小的河流和陂泽。另外还有对各种地形特征的描述。所有这些,都对研究历史上水道、湖泊的变迁,各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经济地理方面,每个府、州之后有“贡赋”一项,可以说是《元和郡县图志》一书所首创。贡品多数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包括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及矿产、药材等;赋为绵、绢等物。在县下又有对于当地水利设施、工矿业及其他经济资料的记载。《元和郡县图志》对各地户口记载的一大特色是兼记不同时代的户口数。地理志对户口的记载始于《汉书·地理志》,但《汉志》对西汉一代的户口,只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元和郡县图志》既记载开元年间的户数,也记载元和时的户数,为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各地户口的变动提供了重要佐证。

《元和郡县图志》在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该书大量地征引了汉魏以来的地理志、图志、图经等,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因而叙事有方,内容丰富,翔实可信。而更值得重视的是,该书还总结和发展了前人地理学著作之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多有创新,使其体例更加完善充实。特别是该书在府州之下所列的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诸项,则是过去的地理志或地理总志中所没有的。因此,《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理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一直被誉为是“体例最善”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因此,后世的各种志书,如北宋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元、明、清三代所修的一统志等,大多仿效和遵循了该书的体例,由此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理志的先河,也并非过誉。所以,《元和郡县图志》也称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学名著,而该书的作者李吉甫,亦由此得以在我国地理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