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云下的爱情故事
2019年9月29日上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向荣获“共和国勋章”、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华英才”颁奖。他们是：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福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其中的孙家栋是核物理专家，曾和王淦昌一起获“两弹一星”功勋奖。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王淦昌“缺席”了，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大西北茫茫戈壁上空，一道强光闪过，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个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迅速托起滚滚翻动的蘑菇状烟云奔腾着、翻卷着冲向蓝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
1966年12月28日，中国西部天空骤然升起一轮美丽的“太阳”，“太阳”一大一小，同时高悬在碧空中，刹那间，“大太阳”迸发出极强的白光，顷刻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着向湛蓝的高空升腾，蘑菇云下那白色的烟柱，卷起万丈尘沙……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中国政府在向世界宣布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再次向全世界做出承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两声巨响，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曾以“四大发明”让西方人仰慕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巨人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非凡的创造力。 1999年9月18日，在纪念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党和国家隆重表彰为建设强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两弹一星”功臣们，当23名“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共和国金质奖章时，人们悄然发现，他们中少了几位，其中一位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之为“两弹先驱”的中科院院士王淦昌。1998年12月10日，这颗升起在二十世纪科学星空光芒四射的彗星陨落了，时年91岁。当人们循着这颗“彗星”的运行轨迹去探寻他的成功之路时，却意外也发现了一个爱的光环，一个非物理学的圆周运动：丈夫围着事业转，妻子围着丈夫转，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圆心，各自有自己运行的轨道，时而近，时而远，时而连，时而切，为了同一个目标追求着、奉献着。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必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王淦昌无疑是个成功者，他的成就辉煌，他的名声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辅佐他成功的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
爱你没商量，结婚时他们不懂爱情
1907年阴历4月17日，在江苏常熟县一个偏僻幽静、清溪环绕的小村庄里，传来一个新生男儿的哭声，这哭声带着喜庆迅速传遍这个不大的村落。“王医生，给您道喜了！”人们奔走相告，闻讯前来祝贺。这个新生儿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王淦昌。
王淦昌的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以农为本，辛勤劳作，积攒下一份厚实的家业，置良田百亩，日子过得殷实而富足。其父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成为远近闻名的郎中。王家人以勤劳为本，慈善为怀，在乡下过着幸福而宁静的日子 。王以仁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前妻为他生下三个女儿后因病去世，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教影响下，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他又娶了继室。天遂人愿，不久，他们便有了儿子。老来得子，王以仁喜不自禁，视独生儿子为掌上明珠，备加关爱。
童年，并没有给王淦昌留下美好的记忆。他4岁那年，父亲辞世，充满温馨的家从此失去欢乐，年轻的母亲终日泪水洗面。13岁那年，郁郁寡欢的母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父母双双去世后，外婆早早地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姑娘叫吴月琴，年长淦昌3岁，上过私塾，知书达理，门当户对。王淦昌不敢有违，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
当年，一台花轿热热闹闹把媳妇抬进家门。洞房花烛夜，看到自己身边多了一个形影不离的陌生女子，不谙世事的王淦昌感到浑身不自在，那时他还不懂得什么叫成家，更不懂什么叫爱情，起初，他们爱得躲躲闪闪，若即若离。吴月琴称不上大家闺秀，也算得上小家碧玉，从小接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嫁到王家后，一切从“礼”，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的温暖融化了丈夫那颗冰凉的心，他们慢慢地融合了。在王淦昌心目中，妻子是一个关心他爱护他的大姐姐，在吴月琴的心目中，丈夫是一个聪明伶俐值得疼爱的小弟弟。王淦昌在家乡念完小学，到上海念中学，吴月琴没有儿女情长地阻拦，她将一腔幽怨藏在心里，为丈夫打点行囊。她心里明白，男人要成就大事，就要有学问。从偏僻农村走进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展现在王淦昌面前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他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第一次看到无轨电车，第一次看到机帆船，第一次……无数第一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深深地烙印。在家乡念私塾时，他学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走进上海浦东中学的洋学堂，一扇扇神秘的知识大门向他打开，有英语，有数学，有物理，有化学……他心无旁骛，如饥似渴地学习，像海绵一样贪婪地汲取知识。远在家乡的妻子经常寄来包裹，寄来无言的思念，他心领神会，只是功课忙，只有到了寒暑假，才能回家看看那个被他视为大姐姐的疼他爱他的妻子。
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浪潮翻卷而来，“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喊得震天介响。作为时代新青年，王淦昌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娶了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起向他袭来。
四年苦读，王淦昌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如梦如幻，接到入学通知书那天，王淦昌高兴得不知所措，他为自己苦修数载而终成正果而自慰，为不负家人和亲友的期望而欣然。家人们知情后奔走相告，亲友们闻讯后前来祝贺，唯有妻子对此表示淡然和冷漠，常见她独自一个人躲在暗处叹息。结婚四年了，她守着一个空荡荡的家，只有那短促的寒暑假才能和丈夫见上一面，既要尽“孝道”，又要守“妇道”，丈夫还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谁能知道她心中的酸楚？如今自己已有了身孕，多么渴望丈夫能守在自己身边，过那种“男耕女织”和和美美的日子，如今丈夫又要走了，而且越走越远，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身边？有牵念也有担心。可她毕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她不愿意用眼泪动摇丈夫求学的决心，不愿意因为家庭的拖累而误了丈夫的前程，那心中的一千个不满意始终没有出口，默默地为丈夫收拾行装，送他上路。
大学放寒假了，王淦昌带着飞扬的青春梦回家过年，刚进家门，妻子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喃喃自语。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荷，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在深深地自责，又在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开学了，妻子照样给他收拾行装，行装里装的是那句质朴的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学然后知不足。当年沿着家乡的小路走进上海滩，王淦昌认识了一个大世界，从上海浦东中学到清华园，他认识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大学毕业了，他发现自己面前依然有一个充满着诱惑的未知世界，老师说，打开这个未知世界的大门需要科学这把金钥匙。这把金钥匙在哪里？为了那个艰难地寻找，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考取了赴德国官费留学的研究生。当他带着出国留学的喜讯向家人告别时，家里的亲人们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道理很简单，家里人省吃俭用供他上大学，现如今他学业有成，不但不为家里人做贡献，又要远走高飞，对得起家人吗？上大学四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三个儿女，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谁来抚养？他对得起妻儿吗？他自己也在自省：家是由男人支撑的，自己丢家舍妻，算得上一个男人吗？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孩子和愁肠百结的妻子，他犹豫了，动摇了。
知夫莫如妻，吴月琴看得出丈夫陷入了一个无奈的两难选择，他既不愿意离开妻儿，又不愿意舍弃学业，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淦昌，出国留学机会难得，是去是留你自己选择，我和孩子不拖你的后腿，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以后千万不要忘了孩子……”“不，还包括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王淦昌留给妻子的承诺。他一诺千金，时间老人最终作出证明，从他们结婚的那年算起，夫妻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携手走过人生的坎坎坷坷，共同度过了78个春秋。
风雨同舟，爱着就不再说后悔
1930年秋天，王淦昌带着科学强国的梦想，告别了祖国和亲人，远涉重洋，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这里云集着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王淦昌的导师迈特内是一位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站在世界科技前沿，有名师指教，王淦昌便一头扎进那个神秘莫测的物理王国，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诺贝尔奖。机会终于来了，最终和他擦肩而过。一次，王淦昌在研究射线时，对这种射线极大的贯穿能力提出质疑，并向导师提出建议，改用云室作探测器继续实验，他隐隐地感到，这个实验的成功，必将是一个惊世的伟大发现。迈特内导师对此不感兴趣，不予支持。事隔不到一年，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按照王淦昌提出的设想研究这个奇异的射线，并发表了实验报告。一个月后，剑桥大学的查德威克继续进行探索性实验，发现中子，他认为这个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此，查德威克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子被发现后，迈特内对她的学生王淦昌说“这是运气问题”，王淦昌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一个科学家是靠运气成功的。这件憾事使他更加成熟，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站立的位置，距离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四年，这四年，他心无旁骛，刻苦钻研，跻身于世界科学的前沿。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那个令人仰慕的头衔回到了灾难沉重的祖国。从1934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其间爆发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从国内读到国外，其间很少关心过妻子和孩子，转瞬间十多年过去了，自己已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何为人夫？何为人父？面对妻子儿女，他深深地感到内疚。如今当了教授，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他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白天，他到学校上课，晚上，他和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1937年，伴着战争的阵痛，他的第四个孩子问世，回忆那段往事，他感慨说：“前三个孩子出生我都不在家，连孩子的名字都不是我起的，这次我一直守在妻子身边，看着她分娩，才知道生孩子是那么艰难和痛苦。”孩子出世后，他给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颂扬妻子的伟大——“德如磐基”。
战火中的浙大，没有一天的安宁，十多年中先后六次迁址，可它像一株生命力极强的仙人掌，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着、发展着。1940年，浙大迁址贵州遵义、小女儿王遵明在这里诞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望着身体虚弱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袭上王淦昌心头，他第一次从粒子的微观世界中走到现实中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困境。
当时 ，学校住在一个山凹里。山上有草，草可以养羊，羊可以下奶，羊奶可以养孩子，像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一样他发现了一个可以解困的生活方程式。于是，他买来一只小羊，每天牵着那只小羊到校上课，放学后再到山上牧羊。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而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在向恩师祝寿时满怀激情地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王淦昌教授是在1934年，那时我是浙大一年级的学生，他是我的物理教师，那时就知道他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他的教学和他对我的赏识激起了我对物理学的热爱。他对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和他对世界物理学的巨大贡献，永远载入史册。”在中国物理学院士中，有近十分之一的是他的学生，后来这些弟子们大都参加了“两弹”的研制工作，为中国的“两弹”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当时，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的自然是其中的中坚。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欣然接受邀请。他知道，中科院是国家的研究机构，那里聚集着国内一流的人才，那里更适合他施展自己的才华，那里可以实现他“科学报国”的梦想。他告别妻子儿女，只身来到北平。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作了伟大的奠基。
1956年，王淦昌受国家委派赴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这里云集着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科研精英，这里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世界两大阵营的激烈竞争，他是研究所副所长。如何尽快地利用先进设备创造出成果，为国争光，为社会主义阵营争光，如何利用这优越的条件和时机从速培养出我国新一代的物理学家，这是王淦昌一直思考的问题。他深感机会难得，责任重大。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闪银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迷人的，加速器回旋是诱人的，紧张的工作之余，王淦昌也时常生出淡淡的惆怅，远方的妻子儿女他们还好吗？人到中年，渐渐地多了一分对家的思念。结婚几十年了，刚结婚时不懂得爱，一心只读圣贤书，常让妻子一个人垂泪到天明。回国后赶上战乱连年，处处无家处处家，团聚的日子里多是居无定所的动荡。全国解放了，本来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先是为了事业的追求只身来到京城，后是为了祖国的重托来到这伏尔加河畔的异国他乡……几十年来，妻子养儿育女，无怨无悔地奉献，为这个家，她付出的太多太多，得到的却太少太少，她付出的爱何日能得到回报？
王淦昌出国不久，妻子和儿女的突然到来给他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
“月琴，你怎么来了？”
“没想到吧？”妻子以问作答。
王淦昌的确没想到，这是周总理的安排。
“到苏联工作的中国专家，是我们强国的骨干和精英，一定要让他们集中精力搞好科研，生活上要给他们安排好，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这是总理的指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没有忘记关心几个在国外工作的专家的生活问题，为此，王淦昌深受感动。正是这份特殊的关爱激发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不久，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人一起完成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以身许国，隐姓埋名17年
正当杜布纳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成果时，王淦昌却悄然离开杜布纳回到祖国。
“王先生，这次让你回国，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做，让你参加并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刘部长开门见山。
“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部长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他感谢部长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毛主席给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它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绝对保密，从现在起你必须长期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来往和关系，这些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能做到！”王淦昌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
“你是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为了工作需要，你必须有个化名，叫什么名合适呢，你自己想想看？”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好，王京同志，就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吧！”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王淦昌从中感受到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伏尔加河畔的杜布纳，她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
就从那天起，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个几欲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怎么就神秘地“蒸发”了呢？王淦昌的神秘“消失”，不止外国人感到奇怪，就连家人也感到奇怪。妻子从苏联回来后，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变得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连家里人也感到陌生起来，经常到外地出差，回家后很少说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
“你为什么要改名？”妻子问过。
“工作需要。”王淦昌回答。
“什么工作这么保密？”
“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就连家里人也不许知道。”妻子知道丈夫做的是大事，以后从不再问及。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一人去了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所在，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妻子知道丈夫的“秘密”，可孩子们不知道。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一次，却像木头人似的很少说话。孩子们的工作没时间考虑，孩子在想什么他无暇过问，3个女儿相继结婚他没参加一个婚礼，孩子们对他有怨气。好在孩子们争气，5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暮年回首，王淦昌才渐渐地明白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爱就爱到底，无怨无悔走人生
“雨唰唰地下着，路上行人匆匆走着，那五颜六色的雨伞就像这茫茫世界中的一朵朵小花，犹如那记忆长河中的点点小帆。那也是一个雨天，在四川的一条乡间小路上，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背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那就是外公和我……”这是外孙女李末言写给回忆外公王淦昌的文章中的一段。李末言比她妈妈幸运，妈妈曾遗憾地对她说，她很少得到过父爱，李末言却不以为然，她说，外公是一个很懂感情的人，从外公那里得到的爱比在爸爸妈妈那里得到的还要多。在李末言的眼里，外公不像是一个大科学家，倒像是一个小学生，他虚心向女儿学习细胞生物学，向女婿学习动物学，外孙女婿从美国来国内讲学，他专心致志地在台下听课。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外地青年给他写信，请教一个浅显的物理学问题，他亲笔写了回信，还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给那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买了参考书一并寄去。
王淦昌90寿辰，他的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李政道博士问他，你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回答说，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他的研究成果核聚变。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自己也不会有今天的科研成果。他深深地感谢妻子，是她用那双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了地球的旋转。
1997年8月，一个日落黄昏的傍晚，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路边散步，嘴里轻轻地哼着“月落乌啼霜满天”的京调，身后一个莽撞青年骑车飞驰而来，将他重重地撞倒在地。不负责任的骑车人跑了，他被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股骨骨折。住院了，他丝毫没有抱怨那个莽撞青年，最令他痛心的是耽误了工作。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手头正在研究的“小太阳”还没有升起，他要和时间赛跑，了却这最后的一个心愿。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妻子吴月琴又住了医院，王淦昌拖着未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半年后，老伴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又是一个半年后的1998年10月12日，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和他相伴了78年的妻子而去，为世人留下一部伟大的世纪爱情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