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仲二兄
听母亲讲，大哥和二哥在小时候就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石城岛的老家。每逢有船进到小小的渔港，一群群渔娃们总是呼啦啦冲向码头，以求有些意外的收获。因为他们的父兄都是渔民，总要把在海上捕的鱼虾就近运到庄河、城子疃、貔子窝（现称皮口）等地卖给鱼贩子。然后，再到街铺排挡去买些居家过日子的用品。但每个人都免不了沽一匏酒，余下的零头钱就给自家的娃娃们买上点零食，以满足孩子们期盼数日的愿望。每逢渔船进港，二哥总是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瞪着眼睛搜寻着爷爷的那条小渔船。而大哥却躲在三层人后，静静地瞅着那些呜哇乱叫的伙伴们。
当时，父亲只身一人在安东（现称丹东）做木匠活。一般情况下，只在年终岁尾才能回家，过完春节出了正月方又返回安东。那时候旱路没有客运，平日人们出岛要乘船自不必说，即使出门远行，也都是走水路直达目的地。如若到内地某个地方，也需先到庄河、安东、旅大、营口、锦州等沿海城市，然后转程再行。父亲总在过了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以后收拾行头，以备择日登船。临行的前几天，母亲就张罗着做各种饭菜和路上备用的干粮。这时的场景让哥哥姐姐们更是乐颠颠的，因为他们也可以借机跟着享点口福。父亲每次离岛，总是乘坐祖父使的那艘船。因为祖父是岛上遐迩闻名的船把式，自然不可能让儿子坐别人家的船。
往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好天，祖母和母亲带领着哥哥和姐姐们，簇拥着父亲来到码头，看着父亲和一帮渔友们相继上船。
祖父在甲板上跑来跑去，不时的高声问：“人都上齐了吗？”
“上齐啦！”有人大声回答。
于是祖父手握舵杆，亮起嗓子高喊：“起锚喽，掌蓬喽，八面来风船行喽！”
只见几丈长的帆船，乘着长风驶向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码头上送行的人们挥舞着拿在手里的帽子、头巾、围裙向渐渐远去的船挥舞着。直到行船消失在水天相连的远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船坞。在回家的路上，邻里们免不了互相唠几句家常，话题无非是居家琐事之类。
“早起吃的嘛饭？”张家大婶问。
“当家的爱吃煎饼，我跟婆婆起早摊的。”李家大妈答道。
“你家呢？”李家大妈回问。
“稗米干饭，俺那口子最爱吃的，好家伙，我给他整了一大钵鸡蛋炒蚬子，吞噜的就剩下一点汤汤。孩子们大眼瞪小眼，星点没捞着沾唇，我这回去还得给孩子们弄点。”张家大婶说，口气中明显带有自豪感。因为在那个时代，妇女们都认同丈夫能吃是体格强魄的象征。
王家大娘笑嘻嘻的挑逗大哥：“嗳，能福（这是长辈们为了儿女好养活，在庙上为大哥求的法名），今儿个你爹出门去挣钱，你妈给做啥好吃的啦？大娘想去你家吃一碗呐。”
“苞米面糊。”大哥腼腆的怯怯地回答。
“不对吧，你娘告诉我吃的是饸饹（我家乡的方言称面条为饸饹）呀，你在骗我吧？”
“不信你问弟弟”
“能果（这同样是庙上赐给二哥的法名），你家到底吃的什么？”
“馉饳（我家乡的方言称饺子为馉饳）。”二哥眼珠一转，回答的很肯定。
女人们听完哄堂大笑。
本来早饭的确是面条，大哥告诉人家是苞米面糊，二哥却抢着说吃的是饺子。由此可见二人性格上的迥异。
大哥十五岁那年跟随父亲来到安东，在一个专卖洋货的铺子当伙计。由于平日少言寡语、任劳任怨、诚实可靠、待人和善，深得老板的赏识和器重，升迁的也很快。从一个打水扫地的小伙计到驾着二马车专门送货的外差，直至帮助老板管理店铺的小掌柜，可谓平步青云。在当时的那条商业街上，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历史的车轮由人民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后一个春秋，古老的中国终于挣脱了延续几千年的桎梏；革命者带领广大劳苦大众，奋起摧毁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紫禁城外隆隆的礼炮声奏响了划时代的新篇章；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呐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标示着中国人民从此挺直了腰板成为国家的主人了。一个百业待兴的新社会，给四亿五千万华夏儿女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新国家的建设之中。我的大哥在一九四八年二次解放安东时，就已经为党工作了，他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一个重型机械厂。后来，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工厂搬迁到省城沈阳，改制为军工企业，隶属当时的沈阳军区总后勤部工厂局。
大哥出色的工作成绩，既给国家创造了财富，也给自己带来了荣誉。一九五七年以前，他曾两次进京参加全军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同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彼时在京的元帅、将军等中央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合影留念。一九六八年，家母在沈阳大哥家过春节；二哥在凤城县（现凤城市）大山沟里的岳母家过春节；而我一个光荣的知青，在放春节假时，只好从东沟县（现东港市）乘车去沈阳过年——因为老娘在沈阳。一天，侄儿趁爸妈不在家时，偷偷把放在老式对箱底下的两张照片拿给我看。当我看见两张约一尺半长七八寸宽的照片时，从心底里敬仰大哥。那时候，亲朋们都为之赞叹骄傲，大哥却总是淡淡一笑了之。从未表现出夸耀和得意，充其量补上一句“该做的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做好”之类的话。想必这就是他的个性，抑或是对自己人生观的最朴素的诠释吧。
能力和成绩把他推到领导岗位，但他本人始终不骄不傲地勤奋工作着。
然而，命运是最捉弄人的。一九五七年，上面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大鸣大放的浪潮中，父亲被打成了右派。致使我们兄弟姊妹一夜之间由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城市贫民变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以后，大哥再也没有进过北京去开先进大会，但仍然在兵工厂担任生产处长兼任生产总调度。是时，厂长和政委从个人感情出发，私下里偷偷跟大哥说，沈后工厂局发函对你掌握使用，没事的，该咋干咋干，我们支持你。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央拨乱反正，父亲得以平反昭雪，大哥这才又进了一步，当上了兵工厂的厂长，一直干到离休。
二哥年轻时曾有将来成为作家的理想。
多年以后二哥对我说，在中学时期，学校提倡同学们成立各种文创小组，练习习作；提倡学生们多多阅读“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书籍文章。而他们却不知天高地厚，会聚几个所谓志同道和的同学，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在业余时间写各种体裁和题材的文章。并“发表”在他们自己“创刊”的名为《白露》的杂志上。所谓杂志，无非就是把你我他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写在作文稿纸上，用锥子扎上眼儿，装订成厚厚的一本，封面粘上一张16开纸，把自己刻的“白露”沾上印泥盖在封面。那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尚且是不谙时世的懵童。玩耍中出于好奇，把二哥雕刻的有几平方厘米大的硬木“白露”印章弄坏了。结果惹出弥天大祸，被二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甚至把手臂高高地举过头顶，但终于没有落到我的身上。好多年以后，通过自身的体验渐渐地理解了二哥当时的心情。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是我在当时，恐怕远不及二哥那样冷静。其实，当时的那些热血青年们在文学创作上却不见得冷静，只是一时的冲动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很简单：一是社会的变革即能造就一大批人才，同时也能约束（现在有人敢用“扼杀”一词，笔者以为言过其实，故不敢苟同）一大群有自我志向人的奋斗。但无论如何，当时的青年们确确忽略了麻姑“岁五百沧海，岁五百桑田，周而复始”的进化说。当然了，这些发烧友按着那时的知识涵盖面，不见得知道这许多；姑且就算是他们知道，由于其阅历之不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忘记了历史的车论在不停地滚动；他们过于单纯地理解了“社会”一词；他们浅释了“时过境迁、物非人非”的成语；他们只看到“五·四”青年的成就，却没有看到“五·四”时期的社会背景。由此可见，他们太过幼稚太不现实了。其二，有人说一个人可以不上大学，但不可以不学知识，这观点笔者确实赞赏认同。但是，这需要长时间对理性知识的苦读，没有头悬梁、锥刺骨的毅力；没有凿壁盗光的精神，肯定是不行的。更要有对感性知识的求索和阅历，创作毕竟源于生活嘛。然而，几个初中学生，没有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没有经历过沧桑变革的锤炼；没有长期社会经验的丰富积累，何来厚重的人文底蕴？区区后生，弱冠者而已，何能在旦夕之间成为名家作者呢？由此可见，他们的理想太不量力太不切实际了。后来，自然由于种种原因，同志俱散、《白露》亦殇。
历史与现实往往把玩笑开得过大，有时令人胆战心惊，有时让人啼笑皆非。然而，最终的结果十之八九总是平民百姓吃苦受罪。镇反、三反、五反是为巩固政权而为之，无可厚非。但继“百家争鸣”之后而来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甚至乱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确有煮豆燃豆萁之嫌。无论上层建筑或者经济基础，上上下下无不为之哭笑难择。上苍降予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外加趁火打劫者釜底抽薪，致使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为了混饱肚皮，二哥跟随几个鲜族朋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凫过鸭绿江，登上了异国的土地。被谴返回国是勿庸置疑的，且被公安局唤去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但毕竟出了一把国，何况享受了十余天过年般的好日子。记得有一次，那该是我在“农村大有作为”（其实作为了二年不到，转而又变成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那个时期，在一次跟二哥闲聊的时候，无意间触及了到异国朝鲜去的那段经历，二哥津津乐道的仍然是那鸡蛋般大的小豆包。由此可想而知，人们对肚皮的需要是多么的重要；由此更让人联想到，亘古至今，那些英明的执政者们，超思维的洞悉或者叫做发现的伟大理论，对稳定和巩固政权，是多么的更加重要 ——诸如郦食其的“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到毛主席的“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直至现时的“先解决温饱，再奔向小康”等等，都是以民生为第一要务的。但不管怎样说，二哥的那次出国，最终使他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他原本是有正式工作的，为了多挣几个钱，他从国企制药厂不辞而别，干了十个月的临时工，被工厂除名。结果后悔不迭，用他自己的话说，肠子都悔青了。为了填饱肚子偷越国境，政府总归还是给与了谅解和宽大，又把二哥重新安排到焊条线材厂，第二次成为了正式职工。现在看来，这或许就是利与弊的辨证关系吧。
一九六八年，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下放风，工厂职工全家下乡落户称为“下放户”。身为“黑五类”的狗崽子的二哥，为了避免挨批挨斗受皮肉之苦，首当其冲第一个报名下乡。说来让人哭笑不得，“黑五类”的狗崽子一夜之间又成为了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先进典型。于是，二哥二嫂和刚满周岁的侄女，连同我的母亲坐上车头挂着洗脸盆般大的大红花的解放牌卡车，雄赳赳气昂昂的到了宽甸县最北边的大川头。后又因故迁到凤城县汤山城的石安大队。由于是城里工人阶级的一员，当地干部们选中他当上了大队电工，并兼任电影放映员。这一时段他身居远山之中，虽无隐士的惬意，但在田园诗般的环境里，却也生活的平静无虞。直到文革结束，中央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才又回到城里重新进入工厂，一直干到退休。但终于没有实现年轻时的抱负——当文学家而且最少要写一本书的梦想。
回忆至此，不禁使我想起多年前听过的一句话，说：“一个人不能自主的选择所爱好的工作，不能为自己向往的理想而奋斗，是一生的悲剧。”不管其理正确与否，对于很多人而言，也只有落花流水、随川入海罢了。好在二哥每月享受不足一千元（在当时）的养老保险，老两口的吃饭问题倒还混得过去。故其每常自慰曰：“无论如何不能忘了党的恩情，政府的关怀，我是知足长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