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父亲是村里的干部。人民公社以上的干部时常会下乡驻村,我们统一称呼那些干部为工作同志,或前面加个姓,比如李同志、王同志等。那些同志,免不了会在村干部家中吃、住。

那年秋天,我家来了一位同志,也不知道姓什么,国字脸,上身着一件非常整齐的旧军装,口袋里插一支黑色的钢笔,像三十五六岁年龄的样子。

 每天早晨,那位同志也比较早就起床了,帮我家干活,扫地,劈柴,还跟我父亲一同到小山溪里挑水。装满两木桶的水,重量起码70公斤以上,他挑着,摇摇晃晃地,看得出来挑得很吃力。父亲说:“歇下,快歇下来吧,还是让我挑吧!”他气喘吁吁地说:“不用,我也是农民出身的哩,就是长久没有锻炼肩头有些疼。”最终,还是坚强地把两桶水挑到家里,倒进水缸。

晚上,他组织村干部开会研究工作。白天到田头,与社员一起劳动,打成一片。

那时,生活艰苦。同志在我家吃饭,父母要特意准备一些好菜,其实也就是邻村屠夫隔三差五挑来卖肉担时割几斤猪肉回来罢了;以农家蔬菜为主,添一碗猪肉,煎一个鸡蛋,自家养的土鸡下的,给同志吃。他知道后阻止父母对他不要搞特殊,说:“你们平时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好啦!没事的。”即使一碗猪肉、一个煎鸡蛋上桌了,他也不会向这些菜动筷子。

当空闲时,那同志就会给我讲故事。他摸摸我的头说:“小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好吗?”我跳着说:“好的好的!要打仗的!”他笑嘻嘻,说:“好哩,打仗的故事我有的是啰!”

以后,我常常缠着那同志给我讲故事。

很快一个礼拜的驻村时间到了,那天,同志是吃了中饭走的。临别时,那同志要给父母一些人民币和一叠粮票,说是付吃住的费用,父母却死活不肯收,塞来塞去的。对他的离走,我们都依依不舍。

那同志走后,母亲在收拾碗筷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碗底部朝天,翻开后竟然是一些人民币和一叠粮票。

后来,我长大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龙溪乡乡政府工作,担任宣传干事。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就问父亲,那个穿旧军装、插钢笔的同志现在到哪里去了?父亲说,那年月同志经常性驻村,来来去去的,又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

我是怀着崇敬之情想找到那个穿旧军装、插钢笔的同志,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吧。我准备想通过乡政府的那些老同志去了解寻找他,但转念一想,即使我找到了他也没有很大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那同志已升为大官,已经变成一位脱离群众、满脑子官僚主义思想的人呢?或许已讨厌喊他同志,忘了同志的含义,或许已忘记了驻村时在吃住过的那家老百姓呢?我想到这里,觉得还是让寻找止步,让那个穿旧军装、插钢笔同志的美好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有时,我也会跟随书记、乡长工作下乡,可是村干部们都叫我领导,宁干事等,没有叫过我同志。我想希望他们叫我一次同志,不仅仅是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