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魂归中华 
他只活了61岁就匆匆离去。这对一位生活坎坷、经验丰富的老共产党员来说，他的人生太短暂了！短暂得使人感到莫大的痛惜。
（左图为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康根成）
更加使人痛惜的是，短暂的61个春秋竟有30年在异国他乡度过，而这30年恰是人生最壮丽的时期。在他自己看来，作为祖国的儿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是他终身最大的幸福！即使生命结束时，他也流露出一种魂归中华，无怨无侮的深情来。
这位经历坎坷、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就是土默川的好儿子、内蒙古早期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康根成。
一
1905年康根成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土默特旗北倚巍巍大青山，南临莽莽土默川，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几百年来蒙汉人民世代聚居，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艰辛地创造着生活。
康根成一家兄妹六人，父亲康海明是位有见识有志气的蒙古族农民，母亲武云云虽然不识字，但懂得很多道理，父母亲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们上学读书。这在当时封建家长制一统天下的年代，康海明和武云云不愧是有见识有理想的父母。
康根成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也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在他的影响下，二弟贾力更（原名康富成）很早就投身革命队伍，忠贞不渝地为革命工作，最后牺牲在抗日的战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妹康军（原名康桂花）年仅15岁就徒步奔赴延安，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为民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以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康根成出生之时，正是我国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清王朝腐败，列强横行，官吏暴虐，军阀争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康海明时常用亲身经历和残酷现实启发教育孩子们。
康根成是个灵秀内向的孩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幼小的心灵强烈地震撼着，因而，推翻黑暗、铲除不平的反抗意识和追求光明探求解放的进取精神深深地在他的幼小心灵里扎下了根。
八九岁时，父亲送他到村里的一家私塾读书。小根成是个聪明颖悟的孩子，他学习刻苦认真，很受先生和同窗的喜欢。私塾学习虽然辛苦，但小根成无论严冬还是酷夏，总是家里那只大红公鸡第一次啼叫时，他就悄悄起床了，从来没有让父母叫过一次。起床后，他又总是悄悄地来到院子里，在月光的映照下静静地背诵着先生给他圈定的功课，温习完功课他才轻手轻脚地回家洗漱，整理东西，然后背上书包上学。
小根成又是一个热爱劳动、体谅父母艰辛的孩子。康海明勤劳精明，妻子贤慧节俭，因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家里养着两头耕牛，小根成一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牵着牛领着弟弟到山岰里放牛。牛吃草时他也从不闲着，总要到水渠边找最好的草，到太阳落山时小根成已割下两大捆草了，他让一头牛驮着草，然后搂着弟弟骑着另一头牛回家去。村里的孩子们见他这样喜欢牛，干脆就叫他“小牛郎”。小根成满不在乎地说：“牛有什么不好，一辈子勤勤恳恳地为人们干活，性格又直爽。我就是要做‘小牛郎’！”
比他小两岁的弟弟贾力更很喜欢哥哥，一到下午，总是盼望哥哥早点放学回家带他玩。小根成呢，也很乐意带着弟弟干活，还时常教他识宇，教他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中的句子。哥俩在一起从不闹别扭，到过年时，母亲要给他们缝制新衣服，根成总要妈妈先给弟弟裁，而弟弟却要让给哥哥裁，他只是让妈妈把哥哥穿过的衣服改改就行了。
1918年秋，康根成和堂叔康建民告别家乡，来到归绥，进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
二
这是一个秋阳初照的早晨，14岁的康根成和18岁的堂叔康济民早早起来收拾好行装，来到村口，他们要搭一辆去归绥办货的车进城去。
阿爸和额吉（母亲）一次次地叮咛他们，进了城要留心，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不要随便上街乱跑。二弟贾力更帮哥哥提着大书包，临别时，兄弟俩真有些恋恋不舍呢！
上世纪20年代的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是由归化城（今旧城）和绥远城（今新城）组成。归化城有近400年的历史，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当时简称“南高”）位于归化城南。这座规模不大的塞外古城格外热闹，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说书的、唱戏的、卖小吃的、卖散膏丸药的遍及全城。初来乍到的康根成被小贩的吆喝声叫卖声搞得有些眼花缭乱。
进了城，叔侄俩背着行李问清了学校的地址。踏着坎坷不平的土马路，从北门一直向南走去。不久，他们就来到坐落在文庙街的土默特高等小学校。
学校虽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美好，却也比私垫强多了。老师和蔼可亲，课本生动有趣，学校还管伙食，这对康根成来说是最满意不过的了。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这里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好友。不几天，他就同大家成了亲密朋友。
此时，在这里读书的有比他高两届的李裕智、吉雅泰、孟纯，还有和他同班的多松年、佛鼎、奎壁。后来，又来了两位高个子同学——乌兰夫及其堂兄云润。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风雷激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迫使清帝逊位，但政权很快被军阀卖国贼窃取。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各霸一方，外国列强肆意横行，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土默川广大蒙古族农民饱受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境遇更加凄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时常困扰这些热血青年，课余时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进行探讨。
1923年3月，日本租借我旅大期满，却拒不归还我国。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一场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反日浪潮很快波及到归绥。南高、归绥中学等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全市组织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运动。已考入归绥中学的李裕智、吉雅泰等都是学联的领导成员。
康根成和同学们沿街向市民们宣传，讲解抵制日货、关税自主、收复失地的意义。城里满街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一场轰轰烈烈的学运狂潮在归绥掀起。
康根成激动不已，他以极大的热情、全部的精力投入运动。他除了和乌兰夫、多松年等同学一起写标语、贴小旗、组织游行队伍外，还负责联系老师安排调课和联系炊事员安排学生的就餐问题。学校大多数老师非常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不少青年教师直接参加到游行队伍之中。康根成每当看到这些平日课堂上严肃认真的教师现在和同学们战斗在一起，内心非常敬佩他们。
学生上街游行有时很晚才返回学校，康根成耐心地说服伙食管理人员。师傅们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表示学生什么时候回校，就什么时候开饭。
当游行快要结束时，康根成就迅速跑回学校，告诉师傅们作好开饭准备，同学们一回学校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
学运以砸毁“盛记洋行”达到高潮。盛记洋行是大南街繁华地段实力雄厚的商铺。当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这里时，学生代表向店老板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代表们词诚语切，慷慨激昂，痛诉日货对我国人民的毒害，而这家老板却态度蛮横，腆着大肚子，皮笑肉不笑地嘲讽学生说：“青年人，你们懂得个啥呀，做买卖嘛，哪国的贷能赚钱就卖哪国的贷，这是谁也管不着的！”
开始，康根成等同学们还在耐心地说服他，可现在一听这话，立即气愤地责问：
“全城的字号都销毁了日货，惟有你这里还在兜售，你还有没有爱国心！”
老板“嘿嘿”地奸笑了两声说：
“爱国心？爱国心值几个钱呀！”
老板随手把学生们递给他的传单撕了个粉碎，回头对身边的雇员说：“你还不干活去，谁给你们白吃饭呀！”说罢，“噔噔噔”地上楼了，嘴里还说着“真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
学生代表听着他刺耳的话语，看着被老板撕碎洒落了一地的传单，心早已被激怒了，但他们还是竭力克制着怒火，返回了学校。
同学们当晚就向学联汇报了这个情况。学联立即决定，对这个顽固的洋奴，我们决不手软；如果他再不听从劝告，我们就要针锋相对采取断然措施。
第二天，游行队伍又来到盛记洋行，康根成、乌兰夫、多松年、吉雅秦等人登上楼来到老板办公室。大腹便便的老板正坐着喝茶，神气十足，见又是学生来了，旁若无人地喝着茶。康根成、吉雅秦抑住恕火走上前说：“全市市民都在抵制日货，你真的要顽固到底？”
老板端起茶杯香丝丝地呷了一口，然后使劲地把茶梗泼在地上，这分明是向他们示威。
康根成抡起的拳头停在了半空，然后慢慢地放在桌子上，严正地说：
“这是最后期限，你还不悬崖勒马，依旧我行我素，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
老板将臃肿的身子靠在椅背上，两脚傲慢地放走桌上，发出“哈哈哈”挑战性的狂笑。
站在楼下的同学们早已等不及，贾力更等几个性急的跑上了楼。代表们退出了老板办公室，吉雅泰向楼下的队伍一挥手说：“砸！”
早已失去了耐心的同学们猛虎般地冲进店铺，噼里啪啦，几下子就把柜台上所有的洋货扔到大街上砸了个稀巴烂。他们几个又来到后院，砸开仓库门，从里面搬出了整箱整箱的洋货，多松年又拎来一桶油泼在货堆上，只听“腾”的一声，燃起了熊熊火焰。
烈焰映红了大南街上空，映红了康根成、乌兰夫等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脸庞。
三
1923年深秋的一个早晨，一列火车驶出归绥车站，向东方呼啸而去。青山横亘，黑水泛波，习习秋风中，农民们辛勤地收拾着田野里的庄稼。
车厢里，围坐着30多名土默川蒙古族农家子弟，他们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要远行赴京求学了。
北京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大家还在“南高”读书时，他们是那样地盼望着从北京传来的任何一个消息或捎回的任何一本进步书刊。一本《新青年》、《向导》，他们竟是如饥似渴地一遍遍传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都是他们熟悉的人物。今天，就要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了，大家怎能抑制住激动的心情呢！
列车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秋风卷起山中黄叶上下翻飞。大家的心也如同纷飞的秋叶，他们除对北京充满向往、神秘之外，还有一份对家乡对亲人的牵肠挂肚和恋恋难舍之情，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啊！
这年暑期，康根成、乌兰夫所在班级就要毕业了，大家正在为毕业后的出路犯愁时，“南高”校友荣耀先从国立北京蒙藏学校回家度假，同时他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北京蒙藏学校要在土默特旗招生。
荣耀先是“南高”甲班的学生，1918年康根成考入“南高”时，他正好离开“南高”考入北京蒙藏学校。荣耀先是位品学皆优的学生，“南高”的教师们经常拿他作楷模教育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荣耀先作为蒙藏学校学生代表同北京12所院校代表组成北京市学联，共同领导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期，他又带领北京学生深入内地边塞，传播新文化。他带领的宣传队在归绥、包头等地演出《孔雀东南飞》、《一元钱》等反封建话剧。那时，剧团就住在“南高”，因此大家与他相识。1922年，荣耀先又在家乡察素齐镇办平民教育，康根成、乌兰夫等同学们还帮助他收拾教室，贴广告招收学员呢。
此时，荣耀先已是北京蒙藏学校专科部的学生，也是中共北方区委的一位共产党员了，他受北京蒙藏学校委托回家乡招生，同时也受中共北方区委秘密指派，为党物色新生力量。
大家围坐在荣耀先身旁，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北京的斗争形势。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毫无倦意。
第二天上午列车驶入北京车站，大家跟着荣耀先走街穿巷，走了很长时间才来到学校所在地——西单石虎胡同。
国立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军阀政府开办的一所民族学校，那时还没有招到藏族学生。学校设备虽然简陋，但大家很珍惜这个机会，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
可是，这里并不是平静的世外桃源，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这些热血青年时刻关注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一天晚饭后，康根成同乌兰夫、奎壁等同学刚坐在教室里温习功课，李裕智、多松年便匆匆走进教室叫出他们，告诉说：“家乡来了请愿团，向农业部、财政部请愿，要求当局停止清丈土地，归还蒙古族农民被占土地。请愿团代表人地两生，请求家乡学生声援他们的行动。”
大家当下表示赞同。康根成每天和同学们集队到北洋政府门前声援，恳切地为家乡父老陈述失去土地后的艰辛，可农业部、财政部互相推诿，说这事由蒙藏院管。声援队伍又浩浩荡荡开往蒙藏院。蒙藏院接待人员好言相劝，让请愿团先回家乡去，他们很快就会派人前去调停解决。后来的事实是蒙藏院根本没有派人解决，大家被欺骗了。气愤之余，同学们得出了对反动派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奢望的教训。
北洋政府设立国立蒙藏学校的本意是为他们培养忠实奴才，因而给予了一些优惠条件。声援请愿团的事儿发生后，当局发现，这里的学生并非是他们所期望的，他们恼羞成怒，断然取消了学生们的官费待遇。
北洋政府的做法非常毒辣，这对大多数家境贫寒平日捉襟见肘的穷苦学生来说不啻于釜底抽薪。校长章武博士颇有民主爱国思想，非常同情爱护这些穷苦学生。章校长除积极想办法筹集资金外，还极力向蒙藏院上书收回成命。
蒙藏院见章校长站在学生一边，立即撤掉他的职务，调换了个反动政客担任校长。
康根成和同学们奋起反抗，拒不接受当局派来的校长。在新校长的就职大会上，同学们冲上主席台，狠狠地斥责了他的劣迹，这家伙最后竟灰溜溜地逃出了学校。
当局两度委派爪牙校长，康根成和同学们两次奋起反抗，政府不得不向同学们屈服，第三次派来同情学生的校长，并恢复了学生的官费。
四
此时，中共北方区委非常关心这些蒙古族热血青年的成长，理解他们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要求，及时地和他们进行广泛接触，通过荣耀先介绍，赵世炎、邓中夏、李渤海、刘伯坚等早期共产党员与他们相识，利用谈学习、谈家庭的机会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渴望，及时向他们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帮助他们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康根成和同学们向这些领路人诉说了自己的苦闷、追求和未来的打算。在党的教育启发下，这些蒙古族青年很快摆脱苦闷，增强了勇气，他们眼前仿佛看到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他们毕竟是有过苦难经历和深沉思考的青年，他们热望美好的社会，但他们深知，实现这一理想的惟一途径是唤起民众、打倒反动派，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做主人；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一理想的艰巨性。因而，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艰辛的斗争之中。
由于康根成在工作中表现积极，1923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秋冬之际，党发起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善后会议”的运动，康根成和乌兰夫、多松年被组织选派到北京地区党组织东城区办事处工作，他们白天搞花名册登记，晚上冒着危险到大街小巷去张贴宣传标语，唤起北京市民的觉醒。
一天夜里，康根成和乌兰夫同往常一样又去执行任务了。他们提着刚从宿舍小火炉上做好的浆糊，怀里揣着写好的标语，踏着苍茫的夜色，一路匆匆，很快来到东单一带，他们站在一个繁华的胡同观察着。晚上瑟瑟的秋风吹得电线“呜呜”发响，还没有换冬装的他俩感到秋寒刺骨，挥身发抖，但他俩知道，惟有这种坏天气才最安全。他们仿佛看到第二天一早，人们围看标语的热闹气氛了。斗争的熟情使他们战胜了寒冷和恐怖。
康根成站在胡同的电线杆下装作等人的样子走来走去，警惕地盯着马路两边的行人，嘴里不停地哼着土默川的小调。
乌兰夫刚在一家粮行的墙上贴上标语，正要离开，忽地从小巷里窜出个便衣特务，揪住乌兰夫大叫：“抓共产党！”康根成三步并作两步奔过去，特务以为来的是同伙，刚一松手，乌兰夫便挣脱就跑，特务正要追，康根成一把拽住，问：“共产党在哪里?”
特务随手一指：“朝那个胡同跑了！”特务刚迈出一步要追，又被康根成拽回，故意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
特务指着墙上刚贴的标语，说：“这是他刚才贴的。”
“你没有看错吧，别冤枉好人。标语上写着什么?”康根成边说边把特务拉到标语下磨蹭了半天，煞有介事地说：“那好，我帮你追。”
康根成跟着特务追，一过跑一边大声吼叫：“快抓共产党呀。”
此时，乌兰夫早已跑得无形无踪了。
康根成跟着特务跑出了胡同口，连半个人影也不见，特务也闹晕了，埋怨康根成误了他的事，康根成反而抱怨说：“我又不是警察，帮你追，你不感谢反而怪罪我，哪有这事儿？”说罢，转身便消失在茫茫夜幕中。
过了一会儿，康根成和乌兰夫来到了早已约好的碰头点，高兴地嘲讽狗特务的愚蠢，同时，把剩下的几张传单干脆贴到大马路边醒目的电线杆上……
他们踏着深秋的薄霜返回学校，夜，也已经很深了。
五
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看到这些日益成长的蒙古族青年，内心充满喜悦。他指示蒙藏学校党支部要大胆使用这些新生的力量，让他们到斗争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进行艰苦锻炼。
3月，康根成、乌兰夫等同学送走李裕智和吉雅泰。他俩回家乡将分别主持开展包头和绥远工委的工作。大家站在车站，望着呼啸而去的列车和车头升腾的浓烟，仿佛看到席卷内蒙古大地的燎原烈火，心里默默地为战友的工作和安危祝福着。
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这一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消息传到北京，各大院校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蒙藏学校党、团支部立即发动学生进行罢课游行。
李裕智、吉雅泰离开学校后，组织动员的任务就落在了康根成、乌兰夫这些团干部的身上了。
6月初的一个夜晚，北京市学联来人通知蒙藏学校，第二天北京各大中院校同时上街游行，还告诉他俩说北洋政府很可能要出动大批军警阻挠，嘱咐大家要作好准备。这些党团干部们听了，都感到事态较为严峻，但他们毫无惧怕。学生中一些年龄较小的同学听到军警要出动的消息，有些顾虑，康根成奔走在同学们中间进行说服鼓动。在他的感染和鼓励下，那些同学纷纷表示一定要勇敢地走上街头，声援“五卅”运动。
第二天一早，蒙藏学校游行队伍举着大旗浩浩荡荡地开出校门，汇集到北京各大院校游行的队伍中。走在队伍前面的康根成和乌兰夫，一边领着同学们高呼口号，一边回头照看后面的同学，担心他们走失。
游行队伍继续前行，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宅邸前窜出一队巡警，他们挥舞警棍，吼叫着阻挠队伍的前进。两军对垒，学生怒目而视，毫无怯惧之色，双方对峙在那里。
康根成、乌兰夫同北大的几名同学作为代表上前与巡警交涉，乌兰夫动情地说：
“帝国主义杀我同胞，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声讨列强暴行，学生游行示威完全是爱国行为，你们为甚阻拦？！”
一个满面横肉、腰里别着手枪，看似长官模样的人站出来阴阳怪气地说：
“爱国行动？你们阻碍交通，扰乱治安，宣传赤化，大总统怪罪下来，谁能担当得起？”
听着这家伙满口狂言，康根成愤怒的血往头上涌，跨前一步大声说：
“中国工人是随便被杀的吗？他们的血不能白流！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哈哈哈，外国人杀几个中国人算啥，何况他要捣乱，该杀！”这家伙一边狂笑一边放肆地说。
康根成握着拳头要教训这家伙，乌兰夫一把拉住了他，强压怒火，高声质问道：
“按你的话，我们今天也是捣乱了，你要怎么办？”
“好办，警棍是不认人的。”
康根成挣脱乌兰夫的手，一拳砸在胖警察头子的脸上，只听他“哎哟”一声重重地倒在地上，两手捂着脸在地上乱滚乱蹬。
巡警一看他们的头子被打倒了，顿时慌乱无序，游行队伍乘机冲了过去，百十名巡警怎能抵得住几千名学生的冲击，大街上一时乱了营。
坐在地上的巡警头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污血，指着已冲破阻挡指挥大家前进的康根成，吼着：“抓住他，抓住这个共产赤化分子！”
康根成被几个巡警死死架着向巡所走去。
乌兰夫组织学生冲破巡警的阻挡，正要继续前进，忽然不见了康根成。朱实富回头一看，发现巡警堆里被架着的康根成，队伍又哗地一下子调转了头，把巡警包围在中间。20多人冲过去，乌兰夫一边掩护康根成，一边对巡警大声说：你们凭什么要抓人，你们抓人我们是不答应的！
巡警们看了看里三层外三层被告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扶着他们满脸是血的头子，灰灰溜溜地逃走了。
游行队伍继续奋勇前行。
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席卷全国，塞外绥远的斗争运动也如燎原之势。为了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中共北方区委指派乌兰夫回绥运协助吉雅秦一道开展工作。
6月的北京，夜风轻吹，月朗星稀，浩空如水。蒙藏学校院内枣花正盛，芬香脉脉袭人，人们陶醉在温馨的仲夏之夜。
康根成、多松年、奎壁等同学围坐在枣树下，认真地听着从家乡来京向组织汇报工作的吉雅泰的介绍。吉雅泰详细地介绍了家乡的斗争形势。借着月光，康根成不停地在本上记着，还不时地向吉雅泰提些问题。
听了吉雅致泰的介绍，结合全国形势，大家分析讨论了斗争对策，一致认为，数百年来家乡人民一直遭受蒙汉牧主、地主以及上层王公贵族的剥削压迫，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在发动市民运动的同时，一定要开展农民运动，首先要唤起他们的觉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十分热烈。
夜已经很深了，他们仍坐在那里谈论着，皎洁的月光星辉映衬着这些充满生机的年轻人，枣花无声地飘落在他们的身上。
六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根据情况，先后派出佛鼎、奎壁等到蒙古国党务学校学习；派荣耀先、高布泽博、勇夫、朱实富等到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派贾力更、荣继珍等到广州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康根成、乌兰夫、多松年等五位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临行前的一个晚上，康根成和即将去广州的二弟贾力更来到学校的一个角落坐下。贾力更是年初考入蒙藏学校的，进校不久，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半年后又传为共产党员。哥俩虽同在一个党小组，又住在一个宿舍，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但他俩除谈工作和学习上的事外，很少谈及家里的私事，学校里的很多同学、教师至今还不知他们俩是亲兄弟哩。
在工作、学习以至生话上，康根成对弟弟要求很严。作为党小组负责人的康根成，在分配工作时总是把最艰巨任务交给弟弟；在学习上，时常敦促贾力更要刻苦钻研各门功课；在生活上，俩人的标准很低，从不到外面的小饭馆里吃喝。贾力更呢，也非常尊重兄长，心理有想不通的时常要找哥哥诉说，在接受党组织交办的任务时，贾力更总是自告奋勇地承担重任。因而，革命者志同道合的友情和手足的亲情完善地结合在一起。
（右图： 康根成［中］与弟弟贾力更［右一］）
待贾力更坐定后，康根成坐在弟弟的对面，慢声细语地说：
“富成，这几年我俩在外求学可苦了家里，爸爸妈妈年岁不小了，为了我们上学，二老辛辛苦苦，节衣缩食，弟妹们几年了也没有添置新衣服。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家有亲人有感情的人啊！”
“是啊，今年暑假我回去，看着家里人起早贪黑地干活，爸爸妈妈和嫂子都累出了病，要不是为了革命工作，我真有些不忍心来北京了！”贾力更动情地哽咽着说。
“我知道你心里比我更难过。不过，富成，你也知道，村里比咱们生活差的人很多。土默川上哪家哪户没有一本血泪账！全国各地受苦受罪的人太多了，什么原因？这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哥俩回家务农了，你想，家境能有多大改变呢？一家一户都改变不了，全国的穷苦人能改变吗？”康根成激动了，他一句比一句快，一句比一句有力地说。
“这也是我们来北京的最大收获吧，我刚来，看你们每天东跑西奔，起五更睡半夜，简直像个职业革命家，还真有点不理解你们呢，现在我总算懂了。再看看李大钊先生，还有邓中夏、赵世炎等朋友，他们要过安定富裕的生活还不是很容易的吗?可他们却宁愿受苦受累。这是我们党的伟大所在。”贾力更发自内心地说。
“你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的最终愿望就是让天下的穷人都过上好生活。我北上苏联，你南下广州，我们就是为了完成重任增长才干而去的。家里人可能一时想不通，慢慢就会清楚的，将来，他们会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儿子感到骄傲的！”康根成充满自豪地说。
“山高水远，这一去，我们不知道哪天才能相会？”贾力更喃喃地说。
“我们各自对未来的困难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饥饿、寒冷、甚至流血牺牲都是有可能的！但愿我们能够在庆祝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相会！”康根成站立起来，紧紧握着弟弟的手说。
“保重，弟弟。”
“保重，哥哥。”
一缕秋风吹来，几片硕大成熟的树叶飘飘而下，鸟栖高树，月桂中天，皎洁的辉光映照着挂在两人眼角的泪珠。
七
进入深秋的上海港码头。
汽笛长鸣，江风浩荡。一艘满载货物的苏联轮船缓缓起锚了。康根成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越来越模糊的码头，心潮澎湃。
货轮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上航行，海浪涌起，水鸟低翔，祖国越来越远了，可祖国在他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了。想到苦难的昨天，觉悟的今天和光辉灿烂的明天，康根成浑身充满了力量。
货轮经过20多天的颠簸，到了海参崴。之后，他们又改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终于来到了位于莫斯科市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中山大学。
学校规模很大，四层教学楼共有百余个房间，餐厅、教室、图书馆都楼内，楼前是宽阔的操场和成荫的树木。康根成、乌兰夫等是学校的首批学员。
身在异国他乡的康根成把一腔思乡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在众多的课程中，俄语花费的时间最长。康根成除在课堂上跟老师认真学习外，节假日一有时间便到人多的商店、车站去，开始大家对他有些误解，以为他迷恋异乡的多彩生活。殊不知，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口语练习听力，因而，他的俄语掌握得特别快。不到一学期，他就能用俄语与老师简单地交谈了。
康根成所在班级，除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外，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和无党派学生，当时，处于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大家又在异国他乡学习，因而，同学间的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
（左图：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地）
1927年9月，一眨眼，来苏联快两年了，同时来苏联的同学中一部分已回国工作，继续留苏的同学也分别到各个学校系统学习专业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康根成进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军事。康根成了解到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武装斗争异常艰辛，因而非常乐意去炮兵学校学习军事。
1929年，经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实际训练，康根成从炮兵学校毕业，共产国际东方部派他和另一位同志从炮校迁居到红场附近的国际旅馆居住，为他们买了服装，进行了化装，还送来了由德国大使馆办理的让他们取道西欧回国的护照。正要动身，突然发生了中东铁路冲突事件，他又留了下来。
1929年1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又改派康根成到苏联伯力城的红河地区，加入一支中国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由刘伯承、黄平两位同志领导，下属三个骑兵纵队，康根成担任重机枪队队长。骑兵队训练了一个多月，战士们的战斗积极性很高，他们整装待发，准备到奉军后方开展游击战。
这时，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和平条约，因而，游击队就被解散，队员另行安排，黄平介绍康根成到远东特别红旗军侦察科工作。
1930年春至1932年秋，特别红旗军侦察科派康根成到中国齐齐哈尔市中东铁路沿线从事军事秘密工作，担任上尉翻译。
这是他自1925年赴苏联后的第一次回国，踏上祖国的土地，康根成激动万分，他是多么地希望能回阔别五载的土默特川家乡看看啊！战友乌兰夫已于1929年回国，在家乡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斗争；二弟贾力更从广州农民讲习所毕业后也在家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运工作。每想起这些战友、同窗、亲人，他像一只囚于笼中的雄狮感到身不由己。此前不久，又得到多松年、李裕智被敌人残酷杀害的噩耗，每想到这些，他眼前总要浮现二位战友和蔼的面容，一股酸楚顿时涌上他的心头。
自然，他又想到了年迈的父母亲和年幼的弟妹们。爸爸妈妈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大，眼巴巴地盼望他能给家里添些力，可他们哥俩又投身革命，不仅不能给家里带来丝毫的帮助，反而还时常连累家里，敌人三天两头到家里盘问要人，弟妹们出门遭人白眼。一丝愧疚感油然涌上心头，他提笔写了一封安慰二老的家信。
不久，康根成又被调回了伯力城。这次短暂的回国，使他再也按不住游子思乡之情，特别是他回国后听到祖国人民在强盗蹂躏下痛苦的呻吟，看到敌人猖狂凶狠的暴行，他是多么地希望回国参加那烽火硝烟，铁马金戈的厮杀，多么希望投入那神出鬼没，潜入敌后地下工作的生活。他想立即回国，请求侦察科领导把自己转送到远东边疆党部，进而送回共产国际东方部去，以便返回祖国，投身革命斗争。
然而，边疆党部又把康根成送到伯力域，参加伯力城《工人之路》编辑工作。报社工作不到一年，红旗军侦察科又调他回部队担任军事翻译。
此时，一场从天而降、莫名其妙的灾难将要降落到康根成身上，使他陷入长达20年的灾难深渊。
八
从1933年8月起，苏共党内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康根成无缘无故地被卷入这场劫难中，经历了长达23年的逼供、流放、监禁的屈辱生活。
23年来，康根成忍受了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在茫茫的西伯利亚，孤独、屈辱、寒冷、饥饿一齐向他袭来，若不是想到神圣的祖国和祖国已在进行的推翻黑暗的革命，想到那些为这场革命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他真想一死以表自己的清白。
康根成不是懦夫。一年冬天，西伯利亚出奇地寒冷，被关押在“劳动营”中的囚犯，大多是支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其中部分还是中国留学生，很多人感到冤枉，却又无处诉说。他们有的因不堪凶狠警察的侮辱和摧残而消沉，有的甚至想自杀，康根成总是用祖国和祖国那即将胜利的美好前景来唤醒难友们的生活信念。
康根成给大家讲很多革命故事，还用苏武19年终不辱汉节的故事激励大家。一位音乐学院的留学生还教会了大家《苏武牧羊》歌。一天晚上，朔风凛冽，牢房里的难友们冻得浑身发抖，不知谁起来了个头，大家同声唱道：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
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歌声悲凉凄惨，难友们个个泪流满面。康根成觉得此时唱这支歌气氛太悲沉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抗战期间，祖国前方流传一首名叫《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儿，我们今天唱这首歌好不好？我来教大家。”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
激越雄壮的歌声在异国深夜寒冷的监狱里回荡起来。
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康根成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充军”了，他被管制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在这之前，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翻砂工，实际上过的是半监禁生活，但偶尔还能看到报纸。从报上得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他一时高兴得欢呼雀跃，内心克制着胜利的喜悦，默默地承受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他万万没想到，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他第二次被捕判刑。
流放地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偏僻乡村，他不知祖国已胜利解放的消息。在荒凉的小山村，他企盼释放的一丝希望现在看来是很渺茫了。一年冬天，他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病魔常使他虚汗满身，喘息不止，他几乎感觉到自己过不了冬天。求生的本能使他强迫自己每天出来晒晒太阳。
村里住着一位养蜂的俄罗斯老太太，慈祥的老人看到康根成病成这个样子，每天来他的住所看看，顺便给他带点蜂蜜，帮他收拾脏乱的屋子，烧几壶开水。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康根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每次他睁开惺忪的双眼看到这位慈母般的老人，就禁不住想起了母亲和妻子，想起了祖国，想起了内蒙古土默特家乡。
他哪里知道，此时，母亲和妻子都已相继离开了人世。
1954年6月，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最高检查委员会决定取消对康根成的审判，康根成结束了“充军”的生活，并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当康根成听到这一消息时，嘴角流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
得到消息后，康根成立即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信请求办理回国手续，得到批复后，又经过苏联红十字会和苏联外交部办理手续，均得到许可。他再也不愿在异国逗留片刻了，立即提着仅装几件破衣服的铁皮箱和一个伴随他度过20多年“充军”生活的小铁筒（当饭盒用）动身了。
九
1956年3月25日，莫斯科火车站人群熙攘，一位衣着褴褛、面目黧黑的中国人穿过人群，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他神采飞扬，如同挣脱囚笼的飞鸟那样快乐自在。
他就是在列宁故乡度过30年的春秋的康根成。
汽笛一声长鸣，康根成忽地回想起当年离开上海港码头时轮船的汽笛声。30年，整整30年，当年一位英俊青年如今变成两鬓苍苍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自己才50岁呀！两颗浑浊的泪滚出了他的眼眶。
必定自由了，他企盼了20多年的愿望就要变成现实了！这怎能不让人万分激动呢！
列车风驰电掣地前进着，康根成不停地和身边的人随意地说着话。遇到苏联人，他说一口流利的俄语；遇到蒙古国的旅客，他还能讲些蹩脚的蒙语；遇到中国人，更是滔滔不绝，向人家介绍土默特家乡的可爱。能讲三国语言的他主动承担起列车上的翻译，一时，康根成所在地的车厢热闹非凡。
列车驰入莽莽蒙古高原，身边的旅客都已进入了沉沉梦乡，康根成却毫无睡意。高原粗犷料峭的寒风扬起的砂石砸在车厢上，发出噼噼叭叭的声音，偶尔，风沙稍息，圆月临窗，他又一次想起了家乡，想起了亲人，想起了战友，想起了青山黑水间嬉戏的童年，他心里默诵着幼年时学过的一首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4月3日，汽笛一声长鸣，这列长途颠簸了8天的国际列车终于缓缓驶进北京火车站。
北京，多么熟悉而陌生的地方！这里曾留有他孜孜求学的身影和为革命奔波的足迹。一别30年，多少次梦里回北京，今天，真真切切地回到了你的怀抱，30年难圆的梦真的圆了！这位经历了炼狱般苦难而从未掉过眼泪的铮铮硬汉，此时却是泪流满面。
康根成提着铁皮箱和小铁筒，毫无倦意，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宽广、平整、干净的柏油马路上，他真有些眼花缭乱看不过来，眼前的北京同他梦中的光景是那样的难以吻合。铁皮箱和铁筒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路上的行人不时奇怪地回头看着他，他也看着一张张充满热情朝气的脸，回以微微一笑。
祖国，与你分别30年的儿子回来了！
（右图：康根成［前排右］与姐姐康爱鱼［前排左］、 二弟康福成［后排右］和妹妹康军合影）
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征求康根成的意见，想留他在中央工作，而康根成恳求组织同意他回内蒙古工作的要求。中组部经过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
暮秋10月，康根成回到了家乡内蒙古，中共内蒙古党委和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这位在国外奔波了30年的革命者，此时他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力工作感到无比兴奋。
康根成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秉公执法，任劳任怨，努力学习，夜以继日，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66年8月15日病逝，终年61岁。
临终前他万分欣慰的是魂已归我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