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子】


  广为人知的三八线,当然是指北纬三十八度上那条将半岛分割为南北两部分的军事分界线。那条饱经战火熏染的三八线,可不是谁都可以近前的,两边荷枪实弹的大兵们,不会允许你越雷池半步,倘若擦枪走火,没准会要了你的小命。何况,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研究那条线两边的政治军事形势,那不是我等草民该操的心该干的活儿。

  所以,我说的不是那条线。

  我这里想说的,是人们都曾经历过的三八线。它不是刻划在地球仪上,而是刻划在许多学校许多教室的课桌上。这一条条”三八线“,静静地躺在日渐残旧的书桌上,陪伴了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见证了许许多多或索然无味或令人难忘的故事。

  当然,我也曾久伏“三八线”一端,卧薪尝胆般地度过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寒窗岁月。小学6年,初中3年,”三八线“那边不断更换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女生,至于他们姓甚名谁,何等模样,早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毕竟,岁月的溪流冲刷了半个世纪之久,加之我本来就没有很好的记性。

  然而,对高中时代课桌上的那条“三八线”上发生的故事,我却记忆犹新,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尽管那张课桌连同那座教学大楼早已荡然无存,尽管三八线那边的几个曾经的同桌早已不知所踪。

  我本生性木讷,不识风月,所以,当年三八线上断然没有你借我铅笔我给你橡皮之类的浪漫故事。本文记叙的,都是我与同桌间那些鸡毛蒜皮的旧事。


  1964:“竿子”


  1964年8月20日,一个秋雨霏霏的日子,我迈进了北方小城第一高中的大门。

  那会儿,坐井观天的我很荣幸。

  那会儿,自命不凡的我很自豪。

  荣幸,是因为这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以每年百分之八九十的高升学率名扬全省,曾有数不清的学子从这里跨入了全国名牌大学的校门。我这15岁的贫民之后能进到这里读书,可谓是幸运至极了。倘若悬梁刺股,没准能龙门跳鲤,耀祖光宗。

  自豪,是因为当年小城上千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中,能被一高中录取的只有区区80名新生,用现今的话说,个个可谓学霸。谁家的闺女小子,若戴上一中的校徽,爹妈都跟着牛气,跟人说话都背个小手仰着小脖儿。难怪那个曾经留学日本的老校长开学典礼上慷慨激昂地说:欢迎同学们来到清华北大哈军工的摇篮。我想,我在这摇篮里摇上三年,弄好了,说不定就摇进京城去了呢。

  我被分到高一.一班,一个35男5女计40人组成的班级。

  我的面前是一张老旧的课桌,一条被往届师兄们刀刻钉划的三八线醒目地躺在中间。万幸,我的课桌三八线那边,不是令人拘谨脸红的女生,而是生性好动的瘦高个男生“竿子”。屈指可数的几个女生,都已经被分配到师兄们的三八线旁边了。他们会不会暗自庆幸窃笑于隅,当时蒙昧的我忘了观察。

  同桌“竿子”长我几个月,其实也不满16岁,可个子却比我高出半头。人家老爹是粮库会计,估计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没饿着。两个男生同桌,课桌上的那条三八线便也毫无意义了。没几天,我和“竿子”便打得一团火热,三八线早被踩平了。

  那时我年纪尚小,还不太懂事,在学校有点蔫淘;“竿子”更淘。两人坐到一张桌上,没多久便淘出事儿来了。“竿子”没事好瞎划拉,画猫画狗画小人儿。

  有天晚自习,“竿子”竟然一气画了班里好几个男女同学的漫画头像,头像下面还给起了各自的雅号,画完了捅给我,让我看看画得像不像。

  我的天!这小子也太有才了!一个个的画得真像!周扒皮(肯定是那个刀条脸八字眉男生);家雀儿蛋(是那个脸上有雀斑的胖女生);还有那个下眼皮底下有三块疤瘌没事穷嘚瑟的男生,“竿子”看他就烦,便狠狠地给他安了个“三疤瘌眼儿”的丑陋外号。

  我看完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连说:像,太像了。我一咋呼,前后左右的男生扔下作业立马围了过来,争相抢着传看,教室里嘻嘻哈哈乱作一团。结果,那位刚刚荣获“三疤瘌眼儿”雅号的男生恼羞成怒差点和“竿子”动手打起来,第二天他便打了小报告。那天放学,我俩留校了,被班主任张老师拎到办公室呜嗷呜嗷好顿抠,差点让家长来校领人。

  刚入学,就整出这等事儿来,丢人。 其实,真的没我啥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几,我俩又惹出一桩事端来。

  “竿子”嘻嘻哈哈好扯闲蛋,一扯蛋,便会惹事儿。

  那时,时兴搞忆苦思甜。某日晚自习,由班团支书主持,全班搞了个忆苦思甜会。有个家住农村的同学,登台忆苦,说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他家仅有水田15亩,虽不富裕,日子倒也安宁。怎奈后来兵荒马乱,匪盗蜂起,其父被流窜于当地深山老林的马喜山匪帮抓了丁,一去三年,吃尽千般苦,受尽万般罪,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该同学忆得声泪俱下,同桌“竿子”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你爹是马匪啊?我小声附和:15亩地还来忆苦啊?我爹还是雇农呢,分田没有。旁边不知是谁接了一句:小炉匠也是马匪。俺几个这么一嘀咕,身边的男生都大笑了起来。团支书火了,起身怒道:你们几个怎么回事?严肃点好不好?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太不像话了!忆苦思甜会开不下去了,草草收场。自此,我和“竿子”被团支书暗中打入另册,休想入团了。(其实,入不入团,那会儿还真没太当回事,上清华北大拿分说话)。

  转眼到期末了,可谁也没成想,期末考试,我和“竿子”竟出人意料地拿到相当不错的成绩,我居然还挺进了前三。在张贴于黑板旁的成绩榜上,那周扒皮三疤瘌眼儿和马匪们,都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殊不知,“竿子”虽淘,可脑瓜子却绝顶聪明,这下子,同桌的我俩也算露了一小脸儿,冒了个小泡泡。

  然,高兴早了,寒假前,班主任在俺俩的期末鉴定上却都比别人多了一句话:玩世不恭,纪律性较差......

  玩世不恭是啥玩意啊?那时,还真不太懂,文化不行啊。


  1965:“汤姆大叔”


  1965年春节过后,学校开学,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了。

  班主任张老师棒打鸳鸯,把我和“竿子”活生生地给拆散了。“竿子”被安排跟班里挺厉害的女生“小辣椒”同桌,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想淘气没了伴儿,这小子一下子瘪茄子了。而我则被安排和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汤姆大叔”同桌了。

  新同桌“汤姆大叔”的雅号是从他念初中那所学校带来的。据说他喜欢穿一件咖啡色的粗呢子半截风衣,有点像三十年代美国电影里落魄的流浪艺人。现在读了高中,他依然经常风衣在身,所以大家一如既往地称之为“汤姆大叔”。

  “汤姆大叔”是个挺秀气文质彬彬的男生,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尤其那个铜喇叭让他吹得咕嘎咕嘎挺好听的。后来别人说我少见多怪告诉我那不是铜喇叭,那叫萨克斯,是个洋玩意。这同桌连洋喇叭都会吹,我就更觉得这“汤姆大叔”了不起。真别说,这个“汤姆大叔”还真挺能耐的,上学期“十一”正好赶上国庆15周年大庆,全城中小学校整大合唱比赛,“汤姆大叔”是我们学校合唱团的指挥,捏个小铁棍儿比比划划的挺带劲,我校的大合唱硬是干堆了实力雄厚的朝一中,拿下个第一名,所以”汤姆大叔“一下子火了起来,从班里女生那异样的目光里都看得出来。

  所以,和汤姆同桌,我也挺高兴的。离开“竿子”虽说少了些许乐子事儿,可时不时听汤姆吹吹小喇叭,也算是在学生时代接受过艺术熏陶。

  然而,新学期也有令人窝心的事儿。

  新学期这次重新排座,我竟然与那个“三疤瘌眼儿”成了临桌。我们班的教室呈长方形,纵向摆六排,横向摆4张课桌,中间的两张课桌是并靠在一起的。偏巧我和“三疤瘌眼儿”都是第二排中间并排两张课桌的里座,这样我与他鬼使神差地也成了实际上的“同桌”。

  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稀里糊涂地整了个前三名,这事儿我记得在上文里好像吹嘘过,就为这,班里不少同学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了。新同桌“汤姆大叔”亦如此。他看我平素喜欢看点文学书籍好划拉个小诗什么的,便将我推荐到学校板报长廊去做编辑工作,所以我每个周五下午要到学校的音乐大教室和高年级的几个学哥学姐一起编辑书写板报,而汤姆和学校的文艺骨干们则在隔壁房间吱嘎吱嘎咕嘎咕嘎地练乐器。我想,有这么好的舞台,自己也得鼓捣点小诗文整到板报长廊上去,时不时地也能露把小脸儿。于是,我也附庸风雅地给自己整了个笔名叫“海波”,隔三差五发表的小诗小文章反响还不错。记得有一回照葫芦画瓢写了个《沁园春.杏开时节》,发表在板报上面,还真有不少师生围着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班上教语文的W老师有回上课,说在板报长廊上看到有个学生写的一首诗词,除了个别字句对仗平仄妥外,立意不错,总体还是挺好的,难能可贵,难能可贵。不过,班里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什么波就是我。

  有道是“福祸相依”,我嘚瑟没几天,便嘚瑟出了点小麻烦。起因是我在板报长廊上发表的那篇叙事诗《雷锋的童年》;而这麻烦,竟然来自“三疤瘌眼儿”

  1965年“五一”节快到了,学校要组织庆五一文艺汇演,各班级都要出节目。“汤姆大叔”和班主任班长们一合计,决定以我的那首叙事诗《雷锋的童年》为底本,搞个小型诗歌剧,说是肯定新颖出彩儿。大概剧情是童年的雷锋在风雪中衣衫褴褛上山砍柴归来,母亲被万恶的地主老财凌辱,母子抱头痛哭,母亲自尽,撇下年幼的雷锋孤苦无依的悲惨故事。参演人员安排是:由我负责朗诵诗歌,“雷锋”和“母亲”根据剧情在场上做表演;“汤姆大叔”和另一个男同学用二胡拉背景音乐“江河水”。演雷锋的演员安排我前桌小个子男生来演。可让谁来演母亲,一时还真的拿不出合适人选来。你已知道俺们班是阳盛阴衰,女生少得可怜,就跟学校食堂的白菜汤似的,浮面上没几片葱花。所以,这事儿一拖好几天定不下来。

  眼瞅着“五一”临近,时间紧迫,大伙有点着急了。这功夫,班主任张老师出了个招儿,开班会让全班同学推选演母亲的演员人选。全班就那5个女生,其中有三个人高马大,肯定不成。同学们呛呛来呛呛去,只能从剩下的俩小女生中选一个。这时,“三疤瘌眼儿”站起来嚷嚷,让他的同桌“家雀蛋儿”出演。我心想,纯粹扯淡,雷锋的母亲过的是忍饥挨饿的苦日子,必然是骨瘦如柴,可“家雀蛋儿”同学胖胖乎乎的不像穷苦人,确实不合适。唯一的人选,就是那个个子不高扎俩小辫子的G姓女同学了。班主任挺滑,说大家别呛呛了,让我和“汤姆大叔”会后商定吧。下来后,汤姆说,你是编剧(又扯淡,一个在学校出演的小节目,还整个什么编剧!),你看谁演吧。我岁数小,没心眼儿,张口就说“家雀蛋儿”肯定不行,太胖,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家家的,哪有这么胖的?我看只好定G同学了。“汤姆大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cao!那你怎么不早说!)于是,从当天晚自习开始,我们几个便开始在学校的大食堂开始排练了。

  “五一”汇演如期举行。我们的小诗歌剧反响不错,居然弄了个奖。大家都很高兴。事后我跟“家雀蛋儿”解释,说有点对不起,未料她嘴一撇:我稀罕吗?真是没事找事,我顿时讪了一脸大紫泡儿。至于那个“三疤瘌眼儿”,脸色则越来越难看。因为我们是邻桌(也算是同桌),原来上自习讨论习题时还说几句话,现在,一句话没有了。一天啷当个原本就很难看的脸,像谁欠他八百吊似的。

  “五一”过后不久,班主任张老师调走了,被委以重任,调到高三去带毕业班了。新班主任Z老师是外校调来的,据说是师大地理系毕业的,原本在外校初中教地理,似乎有点大材小用,可我们高中又不开地理课,他调来后改教政治,兼着我们班主任。Z老师是黄土高坡那一带人,说话瓮声瓮气的,一听他的课我就犯困。

  新班主任到任不久,听说他和某小学的女老师正热火朝天谈恋爱,所以班上的事儿他基本不怎么管,班里下午和晚上的自习课便有些放羊了,说笑的有之,趴桌睡觉的有之,有的女生竟然偷偷地钩起了围巾。结果,有天被学校那个满脸阶级斗争的教导处Y主任给抓住了,班主任Z被拎到校长办公室好顿挨抠。于是班主任Z开始整顿课业纪律,还挑了喜欢管事儿的学生成立个什么三人学习监督小组,专司监督自习课的学习纪律。可恶的是,我旁边这个“三疤瘌眼”居然成了三者之一的监督员。我暗自叫苦,身边是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会轰然爆炸。我提醒自己得提防着点,以防不测。

  也是合该倒霉。那时,我刚好正在读一部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是跟外班同学借来看的,几个晚上我在家里已经看完了一大半,没想到这天人家催我要。于是,我斗胆在自习课上把书藏在作业本下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忽然,有人冷不丁伸手一把把我的小说抢了过去,吓我一激灵,一抬头,是班主任Z,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噼里啪啦把我好顿熊,末了,还把书给没收了。在我再三检讨发誓痛改前非保证努力学习不再重犯类似严重错误之后,末了,还是“汤姆大叔”出面,从班主任那里把书给我要了回来。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是我身边那颗定时炸弹告的密,那会儿,我怒发冲冠,真想把巴掌狠狠呼到他那张疤瘌脸上去。

  老人家曾经谆谆教导过,坏事有时能变好事。自此,我开始收心苦读。七月中旬高一年级期末考试,我以七科平均成绩95分、全年级第一的成绩,牛哄哄地进入了高二学年。


  1965:王晴


  1965年8月下旬,新学年开始了。我们从教学大楼阴面昏暗的高一.一教室搬入了阳面宽敞明亮的高二.一教室。有点阳光就灿烂啊,同学们仿如自己家乔迁般地兴奋。

  开学伊始,就遇到了三件意想不到的事儿:

  头一件事儿,令我震撼。

  是年秋,正值我们一中50周年校庆。当我走进校庆展览馆,沿着那一幅幅泛黄的照片做历史回溯,怎么也想不到这座其貌不扬的陈旧校舍里,竟然有那么令人震撼的身世。从1915年建立古城第一座学堂起,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从这里走出了一批批令人敬佩艳羡的天之骄子。那一群身着长袍马褂的老照片里,有投身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辈;那一年接一年的毕业照里,许多貌不惊人的男生女生,日后成了科学家、外交家、教授、歌唱家、作家和画家。入学一年多了,我还是头一次知道了所处学校有这样悠久的历史。

  “同学们,努力吧!我相信,你们的明天会令我更加自豪!”校庆大会上,老校长的话,至今音犹在耳。

  第二件事儿,令我瞠目。

  教学大楼门前,一张醒目的大红榜在校园里搅起了阵阵波澜:那是一张1965届高考录取名单,70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进入本科院校。进入各地名牌院校者不计,其中,仅进京的、考入哈军工的,公派留学的竟达到十多人。我们板报长廊编辑部的女学姐B和另一个男生L,双双被清华大学录取;那个曾经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女生H,昂首迈进了北京二外。当然,还有进入北航、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的。在那个瓜果飘香的秋天,我们这座小城中学又轰然放了一颗卫星,一霎时震动全省。驻足于红榜前面的我,暗自攥紧了自己的小拳头。

  第三件事儿,则令我局促不安。

  新学年伊始,据说学校在努力改善伙食,所以学生食堂白菜汤里的油星和葱花多了一点儿。与此同时,我们班阳盛阴衰的局面也略有改观,班里一下子多了两个女生,都是换防驻军领导的子女,从外地转学而来。其实,班里多俩女生本与我无干,可有一片葱花偏偏漂到了我的碗里---我的同桌又换了,换成女生了!这就严重了。

  新来的女同桌姓王,名取单字,叫晴。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挺有诗意。看来人家父辈挺有文化啊!(后来听说其父是驻军的团政委。团政委多大?据说是跟县太爷平级呢。那时候年纪小,总觉得县太爷是老大老大的官了)。

  王晴个子高挑,衣着打扮与清一色扎小辫儿穿对襟儿花袄的女生们相比显得有点另类。她一头齐耳短发,身着一身洗白的旧军装,穿一双高腰军用皮鞋,走路忽忽地像刮过一阵风似的,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老远就能听到。跟我第一次见面,伸手就握,并用夹杂辽沈口音的普通话说:小L同学你好!以后同桌了,希望多帮助我啊。我的天!我哪跟女生握过手啊,手足无措中登时红了脸,吭吭哧哧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王晴见我一脸窘相,抿嘴一笑:真腼腆。

  进入高中,还是头一回跟女生同桌,虽有三八线在,可浑身上下还是不自在,连个痒痒都不敢挠,你说这个别扭啊!

  进入了高二,学业渐紧了,课程也越来越难。上课眯觉打盹的同学少了,一个个瞪大眼珠子支楞个耳朵专心致志地听讲。自习课也一片安静,一个个都闷头看书写作业,连那个一贯玩闹扯蛋的“竿子”也一头扎到书堆里了。很明显,是校庆50周年展览和教学楼门前那张高考录取大红榜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了。

  王晴也许是跟随父亲辗转移防,耽误了课程,所以明显跟不上教学进度了。自习课上,很多作业题她都不会做,捏钢笔的手一次次越过三八线,捅咕我问这问那。 我本来很少与女同学说话,可眼看她连那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也替她着急,只好硬着头皮给她讲解。有回上晚自习课,俺俩正嘟嘟囔囔地研究三角函数题,那个烦人的学习监督员咔吧个疤瘌眼说话了:哎,我说你们俩怎么老说话啊?不要影响别人自习好不好?王晴一下子红了脸,写了半截的作业做不下去了。我抬眼一看,泪水正在她的眼睛里打转。我恶狠狠地剜了三疤瘌眼一眼,回头安慰她别着急,一会我帮你。晚自习后,当我帮她完成了全部作业,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王晴非常过意不去,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是夜,秋雨绵绵,王晴执意把她的雨伞拿给我用。我问,你呢?她说,我住宿,宿舍近,跑几步就到了。

  王晴的到来,一下把我们班阳盛阴衰的局面颠了个个儿。想不到她竟然是赛场上的穆桂英!九月底,全校举办秋季田径运动会。在王晴的鼓动下,全班7名女生,除了“家雀蛋”外,6名女生全部披挂上阵,当一阵阵旋风掠过,便有了一个个傲人的赛绩:先是班里那个老大姐轻松拿下铅球和手榴弹第一名;接着,又有女同学取得了跳高跳远的好名次;王晴更是名震赛场,跑道上飞驰的她简直是跑疯了。她一个人连续拿下了女子200米、100米冠军,并刷新了保持多年的该项目的校记录。当王晴捧着校运动会颁发的奖状回到队伍时,俺班男生只有使劲儿拍巴掌的份了。当然,那哗哗的掌声里也有我一份。要知道,在遥遥领先的总分里,俺班男生拿到的分数还不到五分之一!真是汗颜啊!

  自此,王晴的威信大增,学生会补选,她顺理成章地荣任了体育部长。

  王晴的性格风风火火,很闯实,很要强。运动会不久,学校放农忙假,去乡下帮助农民抢收水稻。10月初的北方,稻田的积水已经结上一层薄冰了。于是,带队老师就安排男生趟冰水割稻子,让女生们送水送饭搬稻梱。可王晴却光脚站在冰水里和男生并排干。我人小身单力薄,活计明显干不过学哥学姐,王晴便回头帮我割。领工的农民老把式都说,这闺女,肯定是庄稼院的孩子出身,真能干啊!

  晴也有温情。俺班有个姓C的住宿男生,自幼丧父,家里极为贫困。吃不起学校食堂,只能每周从家里背一口袋窝头带几块咸菜疙瘩来;睡觉也只有一条薄被,连条褥子都没有。王晴便经常帮他买饭票,还把自己的狍皮褥子拿给他用。我知道,在王晴刚强性格的后面,还有一颗柔软的心。

  王晴很正直,敢说敢做。那个猥琐的三疤瘌眼可劲儿溜须班支书,想入团。在班里团员会上,唯一一个提出对他需要继续考验的是王晴,她对他的品行持有异议。虽然疤瘌眼勉强通过了入团申请,可王晴却坚持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岁月如流,一个学期转瞬即过。当1966年元旦过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才转学来班里半年的王晴,又要转学离开我们了!

  晴的父亲调到大连某部升任师政治部主任了。纵然王晴万般不舍离开同学们,但军令如山,她必须随家南迁。

  那几天,同学们的心情都很难受,如果少了王晴,高二.一班还会威震赛场吗?眼前还有那每日里见惯了的风风火火的身影吗?还有那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吗?还有对同学那暖人肺腑的温情和关爱吗?

  没有了,她就要转学走了。

  分别在即,班里同学们凑钱买了一本很精致的日记本,放到教室前面的讲台上,同学们纷纷在日记上写下了离别寄语。我一直犹豫着,真不知道该写点什么。记得刚与王晴同桌时,我心里很不情愿,我曾看不惯她把水泥地面踩得笃笃作响的那双皮鞋,瞧不起她自习课解题的费劲劲儿,甚至觉得她风风火火的根本不像个文静的女孩子。可是,在和王晴同桌的半年间,我渐渐从她的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与众不同的东西。

  晴是坚持参加完期末考试后动身启程的,这是一个人的旅程。因为她的家人已经搬走一段时间了。

  最后分别的时刻到了。在小城火车站乱糟糟的候车室里,全班同学都来送行。女同学一个个泪水满脸,男同学一个个呆若木鸡。眼看就要检票了,王晴走到我的跟前,把那本日记本递给我说:小同桌,谢谢你给我的帮助!马上分别了,不想给我写几句什么吗?

  此刻,我没再犹豫,接过日记本,趴在候车室的长木椅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是:王晴,希望你的未来永远是晴朗的天空.....

  晴调走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里狼烟四起,全城、全省乃至全国一片混乱。再不久,硝烟渐熄,全班同学做鸟兽散,一个个不知所踪。

  1968年6月,我忽然接到一封挂号信,一封寄自辽南滨城的信。我狐疑间拆开信件,万没想到,竟然是王晴寄来的。她告诉我,她已经参军了,在滨城某部疗养院。欢迎我有时间去她那看看。随信还给我寄来一枚毛主席像章,是有机玻璃的,很大,很漂亮的那种....

  1973年,我当兵后的第4年夏天,我随省文艺创作学习班去滨城观摩学习,期间,抽暇去了王晴所在的那家军队疗养院。因与她已经五六年没有联系了,本没抱有能够见到王晴的太大希望,可是,想不到居然一下子就找到了,此时,她已经是护士长了。见到我,她很高兴,说想不到本该进一座像样大学的我也来当兵了。她特意请了半天假,陪我在海边漫步。海风习习,细浪拍岸,沿悠远的时光回溯,我们聊同窗往事,聊世事风雨,一直聊到送我登上返回市里的电车。

  1976年秋,我随部队到滨城参加军事演习。那是一个浓云密布秋雨潇潇的下午,我再次去疗养院看望老同学王晴。打听到她原来所在的科室,被告知,她已经不在这个科室,一年前已破格提拔担任教导员去了。待到见到王晴,我发现她清瘦了许多,神情略显凝重。她说,我骨子里就有改不了的耿直性格,你说是吗?我说是的,因为你血脉里流淌着军人的热血。我隐隐发觉,她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但又不便多问。沉默了好一会,她告诉我,她准备申请转业了。我急切地问:为什么?你进步这么快,正干得好好的,干嘛转业啊?你的前程应该在军旅!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我已经决定离开了。在我的追问下,王晴告诉我,清明时,她正在北京休探亲假,连续几天去天安门广场,她亲眼目睹了那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也传抄了很多悼念总理的诗文。回队后,又发表了不少自己对那场运动的看法。结果被追查,被责令检讨。她执拗地说,我何错之有?我可能去检讨吗?不会的!绝对不......

  那天,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她告别的。自那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想,也许她早已转业回到了北京。而今,王晴也该过了古稀之年了。她的那份正直,那份执拗,那份刚毅,一定会一脉传承给她的子孙的。

  文章至此,我忽然想到了我们一中50年校庆时的那个展览馆。在那些值得人们铭记的学子中,应该续写上王晴的名字,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军人,一个不被人广为知晓的名字。在那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中,她以一个女子的柔弱之躯,挺身站到了斗争的前列。虽然,她深知可能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

  王晴,我曾经的同桌!愿你的天空永远晴朗!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