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流,可恶的寒流,又一次从西伯利亚吹向蒙古高原,爬过大兴安岭,横扫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袭辽宁扑向黄海。这个全国最大的边境城市,难能幸免地被卷入了寒流之中。

  一向平静的,平日里甚至涟漪都显得温雅的鸭绿江水,也被寒流搅和地躁动起来。江鸥在波浪起伏中颠簸着,忽而被推向浪尖,忽而被跌进浪谷。终于因为漂浮的太过难受,不情愿地拍打翅膀,冲出波浪地束缚,贴着江面飞到离江畔不远的,长满一片灌木丛的沙洲。灌木丛没有些许绿色,远远看去就是一片浮在水面上的干柴。

  以往车水马龙的沿江大道上冷冷清清,江畔公园里擦肩接踵观江散步的人群也不见了踪影。偶尔有一两个戴着口罩的人,行色匆匆地疾步在沿江大道上。

  行色匆匆的人中,包括了一个叫鲍国佳的女孩儿,是应届高三的学生,本来应该积极准备高考,却因为新冠疫情封校只能在家里上网课。

  此刻,她正沮丧地从药店走在回家的路上。

  “佳佳,”妈妈在厨房一边煮着饺子,一边喊着在电脑旁的女儿,“十一点半多了,下课赶紧去吧,要排队的。”

  “知道了,这就去。”女儿关上电脑站起身,走到衣柜前,翻找衣柜里的合适衣服。

  早晨国佳的妈妈去市场买菜,路过“成大方圆”药店,看见药店的告示写着:口罩九点钟准时到货,十点钟正式开售,数量有限,每人限购五个,售完为止。

  可是女儿没下课,妈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频频地看墙上的石英钟。终于,十一点半到了,妈妈赶紧喊女儿去排队。

  “外面很冷的,风也很大,”妈妈提醒女儿,“要多穿点衣服。”

  “知道了。”国佳边穿刚找出的风衣边回答。

  楼道里发出“蹬、蹬、瞪”的声音,这是国佳急匆匆下楼的脚步声。

  远远地,国佳看见药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她紧走了几步,为的是尽量能排得往前一些,因为她看见三五成群的人都在奔向那条长蛇的尾巴。

  北风呼呼地吹着,人们要不是戴着口罩,风刮到脸上,会像被扫帚扫过一样难受。

  长蛇像蜕皮那样缓慢地向前移动着。总算挨到我了,国佳看见前面只剩一个中年妇女了。把胸前紧抿风衣的双臂垂放下来,手伸向休闲裤的口袋,准备掏钱。

  “请后面排队的人散了吧,”药店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白大褂戴护士帽的少妇,药店的员工,大声又不失礼貌地喊,“口罩已经卖完了,明天还是九点到货十点发售。”

  国佳把攥着钱的手又送回衣袋里。

  “真倒霉,”前面的中年妇女回转身,看看国佳嘟囔着,“早来一步就好了。”

  国佳点点头,客气地笑笑,心想:“我早来两步就好了。”

  蛇头变成了蛇尾,而蛇尾却没变成蛇头,人们向各个方向退去了。走在最后的国佳提了提有些下滑的一次性口罩,无精打采地返回原路,往自家的小区走去。

  快要开学了,学校通知要多准备一些口罩,还要准备体温计。体温计买到了,是电子的,口罩却买不到。妈妈看见告示赶紧告诉女儿,药店有卖的了,国佳当然很是高兴了。

  “唉,晚了两步,”国佳边走边想,“快跑几步也许能赶上的……好在明天还有售……网课又不能耽误……明天求妈妈来排队吧……”

  突然,一个缠绕着的红色丝巾被风吹到脚前,她好奇地拾起来,打开层层叠叠的丝巾,不禁惊喜起来,原来丝巾里包裹着两打口罩。

  啊呀,不用排队买口罩了,她高兴地想。转而,高兴一闪而逝,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不道德的,她对自己的私字一闪念感到羞愧了。一定要找到失主,尤其在这非常时期,两打口罩可能阻止几十甚至几百人感染病毒,她这样想。她站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四处张望着,没有一个人影。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她紧紧裹着风衣,抖起双肩,尽量把脖子缩进风衣领子里。这可怎么办,她心急火燎的,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了。灌进衣领的凉风使她激灵了一下,她决定继续前行,向东走去,走得有些缓慢,目的当然是希望失主奇迹般地站在面前。她家住在江畔花园小区,药店在小区的西面。其实,即使她想快点走也是很困难的,北风把她的风衣下摆吹得几乎裹住了她的左腿。

  小区门口,一个矮矮的,瘦瘦的中年女人坐在小桌旁,给进出小区的人员逐个登记,逐个测量体温。她是社区委派下来的防疫工作人员。国佳看见女防疫员登记她的手机号码时,手在微微地抖动着。

  “这鬼天气,真冷。”国佳下意识地说,表面上是自言自语,心里想的是对女防疫员的宽慰。

  “可不是嘛,”女防疫员附和着,显出些许的无奈,“手都冻僵了,写字都不得劲。”

  国佳看见,女防疫员把“横”这一笔哆哆嗦嗦地写成了一条蛇。她突发灵感,脑子里形象地冒出了两条蛇,一条是地上的大蛇,一条是纸上的小蛇,觉得很有意思,笑了。一路走过来的烦恼沮丧,顿时不翼而飞。

  测温和登记的过程顺利完成,国佳急急地奔向自家那栋楼。不过,没走几步重又走了回来,这时间,她看见女防疫员正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面包和一袋酸奶,这一举动提醒了她,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她快步走到女防疫员面前,真挚地说:“阿姨,大冷天穿的这么单薄,容易感冒的,这样,我的风衣你穿上,很压风的。”

  “不,不不,这不行,”女防疫员推脱着,她对女孩儿的这一举动有些无措,“你……你也一样的冷啊。”

  “我到家了。”国佳笑吟吟地说,表现的极其诚恳实在。

  “可是……姑娘……我不认识你呀。”女防疫员的表情也很实在,她这样说。

  “没关系的,”国佳边脱衣服边甩了一下脑袋,方向是眼前的那栋楼,说,“3号楼,3单元,303室,你下班时喊我一声就是了。”

  她把衣服披在女防疫员的身上,一溜小跑地钻进了楼道。女防疫员身上一阵发热,是从心里辐射到全身的发热。

  “今天买不到没关系,不是还有明天嘛。”妈妈安慰着女儿,“饿了吧?”

  “真的饿坏了,”女儿回答,又强化了一下,“真是又冷又饿呀。”

  “来了来了,快趁热吃吧。”妈妈把一大盘饺子端到桌子上,回身又到厨房忙活去了。

  国佳看着桌子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口水直流。夹了一个送到嘴里,呀哈,三鲜馅的,老娘疼我,知道我最爱吃三鲜馅的饺子。

  “世上只有妈妈好,”她想起了一句歌词,把第二个饺子送进嘴里。夹起第三个饺子却未送到嘴里,筷子停在了嘴和盘子之间,若有所思。

  她望着厨房的妈妈,问:“妈妈,还有饺子吗?”

  妈妈回答说:“有啊,大蒸锅里正煮着呐。”

  “哦,知道了。”

  她站起身,走到橱柜旁打开柜门,抽出两个保鲜食品袋。

  “你不吃了?”妈妈问。

  “不吃了。”

  “你不是又冷又饿吗?”妈妈一头雾水,问。

  “我现在不冷不饿了。”她嘻嘻地笑着。

  “别嬉皮笑脸的,拿食品袋干啥?”妈妈诧异地问。

  “给小区门口的防疫员阿姨送点饺子。”女儿正经地回答。

  妈妈似乎明白了什么,会心地嘿嘿笑了,说:“快去吧,待会儿就凉了,下一锅马上煮好了,我在给你盛一盘。”

  “尊妈妈之命。”

  国佳做了个鬼脸,打着哈哈,喜笑颜开的正准备下楼,忽然想起来,还要办一件事情。她把装在保鲜袋里的饺子又放下了,急急忙忙跑向她的书桌,拿起碳素笔,在一张A4纸上写下这样几个字:“失物招领:拾到口罩若干,请认领。”发现碳素笔太细,又像画素描画那样把每个笔划涂抹了一遍,自我感觉很满意,笑了。

  “阿姨,这大冷天的啃面包喝凉的奶,会更冷的,”在小区门口,国佳对女防疫员这样说,“妈妈让我给你送点饺子,三鲜馅的,快趁热吃吧。”

  “这……这这……这不成,”女防疫员激动了,比先前拒绝风衣更加显得慌乱和无措了,“姑娘,我……我……”

  “阿姨,别客气了,你为了我们大家,在这儿遭罪,多不容易呀,吃几个饺子也是应该的嘛。”国佳善意地笑着说,“而且,我有一件事情,还想请阿姨帮个忙。”

  “帮忙?”女防疫员瞪大眼睛,像乒乓球,只不过没有乒乓球大而已,惊诧地看着这个可爱的女孩儿。

  “是这样,”国佳一本正经了,“我在附近捡到了一个丝巾包着的两打口罩,本来应该在这里寻找失主,可我还要上网课,真的没办法,所以想请您代劳一下。”

  她顿了顿,补充说:“上完网课我就下楼,如果失主还没来认领,我就可以在这里等着了。”

  “可以可以,”女防疫员明白了,她高兴起来,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于是,国佳说了代劳的感谢话,女防疫员说了送饺子的感谢话。之后,国佳跑回楼道。

  女防疫员湿润着眼睛,目送国佳进了楼道。然后,她并没有打开食品袋,把饺子送进自己的嘴里,而是把饺子装进了挎包。三四天前,卧床的母亲说想吃顿饺子。可现在抗新冠战“疫”任务重工作忙,早出晚归的,确确实实没有时间完成母亲的心愿。只能一次次一遍遍的找借口拖延着:今天的韭菜蔫了,不好,明天吧;肉铺的肉全剩下肥的了,跟卖肉的约好明天给留精瘦的里脊肉;哎呀真糟糕,面食店的饺子皮卖完了,我跟老板说好了,明天给留着。每当她跟母亲用这些话撒谎的时候,泪珠总是在她的眼睛里打着转转——老娘已经在床上躺了快五年了,想吃顿饺子,可我,唉,真的没办法。

  风吹来了厚厚的云层,把太阳遮住了,整个天空昏黄昏黄的。稀稀落落的行人走在路上,被昏黄的光照射着,身形也染上了昏黄的色彩。昏黄色彩的人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神情显得很焦急,步履却走的很缓慢。他东张西望的不是上方也不是前方,而是下方。眼睛瞅着地面,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着。当他走到小区门口时,眼睛突然瞪大了:他看见用透明胶带粘在门柱上的失物招领。惊喜万分的兴奋,瞬间驱赶跑了脸上的焦急神情。与其说是紧走几步,倒不如说是连跑带颠,冲向了小区的大门。

  “同志,我丢了口罩!”五十多岁的男子对女防疫员大声说,其实是在喊。

  女防疫员现在已经把风衣穿在了身上,不过并没有扣上衣扣,而是把两个衣襟一前一后的抿在一起,紧紧裹住了她那瘦瘦的身躯,装着饺子的挎包捂在风衣里面。

  “老同志,别急别急,”她笑容可掬地对貌似大声说话,其实在喊叫的五十多岁男子说,“别着急,慢慢说。”

  男子火急火燎地说:“我是口罩的失主,我来认领口罩。”

  “是吗?”女防疫员认真了起来,“说一下具体情况。”

  “是这样的,”五十多岁男子急躁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我是市福利院的炊事员,上午到民政局去领取口罩,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掉了。”

  “哦,那说说情况吧,比如用什么包装的,数量是多少。”

  “是用一方红色的丝巾包着的,共两打二十个。”

  女防疫员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丝巾包着的口罩问:“看一下,是这个吗?”

  “没错,没错!”男子惊喜着,差不多要蹦起来了,“就是,就是!”

  “那好,你可以拿走了……哎,等等。”

  女防疫员快步走向门柱,取回那张失物招领。然后,把笔递给男子认认真真地说:“请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工作单位,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男子一边签字一边埋怨自己,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女防疫员,说:“都怪我,再着急也不该慌里慌张的,幸亏找着了,不然可怎么跟领导交代。”

  女防疫员心想,这福利院可也是,派个什么人不好,干嘛派个做饭的出来办这种事情。

  “为啥不派别人去领口罩,”好奇心促使她狐疑地问,“难道你不做午饭了?”

  “护工们大都去当志愿者了,留下几个还要照顾养员,够他们忙活的。”男子回答,“恰好我要出来买点肉、菜和饺子皮,领导就让我顺便把口罩领回去。”

  “你那领导也是,一点不考虑实际情况,”女防疫员愤愤了,脸上显现了替炊事员打抱不平的表情,“人手够还要包哪门子饺子,改天再包不就完了嘛。”

  “不是的,”男子解释道,“院里有一个孤独老太,九十六岁了,老年痴呆,天天吵着闹着要吃饺子,嚷了一个多礼拜了;院长可怜这风烛残年的老人,让食堂给她包点饺子。”

  “哦,是这样,”女防疫员听明白了,一丝怜悯和同情涌上心头,同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唉,这个老人也真的不容易,她是解放军当年解放海南岛时入伍的,是个黎族孤儿;抗美援朝的时候,在战地医院卫生队当护士,一次护送伤病员,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飞了一条腿。”炊事员放下签字的笔,不无伤感地说,“一九五二年,政府安排她住进了五龙背荣军疗养院;改革开放后疗养院改制,她住不习惯,要求转到地方,就由民政局安排到市福利院。”

  女防疫员静静地听着,她被炊事员娓娓忧伤的讲述深深地打动了,它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的折叠椅子上,泪珠又一次在眼睛里滚动着。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唐突得问:

  “后来呢?”

  “后来?”炊事员困惑不解问话的意思,但思索一下还是做了如下回答,“后来一直住在福利院,可怜一个老人,单身一辈子,无儿无女,没有亲人,老了老了还得了个什么阿尔兹海默症,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你说可怜不可怜?”

  “唉!”女防疫员重重地叹息一声,眼睛终于没有留住眼泪,它夺眶而出了,像断了线的珠子滚出了眼睑,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润湿了口罩的边缘,脸上冰凉冰凉的。

  “唉……”炊事员共鸣着,不自觉地摇摇头,旋即又对女防疫员点点头,客气地说,“谢谢你,我得赶紧回去了。”

  炊事员在小区大门的拐角一闪,身影消失了。

  女防疫员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仿佛仍在回味炊事员刚才讲的革命老人的故事。倏忽,一个使她必须要做的想法,迅速占领了她的逻辑思维。她站起来冲出大门,向已经走远的炊事员大声喊:

  “炊事员同志,等一下!”

  喊声顺着风的方向吹进了炊事员的耳朵,他站住脚,回转身,看见女防疫员在向他招手,开始往回走;女防疫员也开始往前走,这样,两个人相向而行了。

  “呶,”女防疫员从挎包里拿出饺子,递给炊事员,“饺子,三鲜馅的,还热着呐。”

  “……?”这回轮到炊事员瞪圆了眼睛,也像乒乓球,照样也没乒乓球大。

  炊事员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两只手掌朝上,擎在胸前,不知所以地定定看着对方,女防疫员把饺子塞给他,由衷地说:

  “不用去买肉菜了,又包又煮的需要时间,赶快拿回去让老人趁热吃吧;院里人手也不够,你也可以腾出时间干点别的。”

  “……”炊事员张着嘴,却不知道应该说啥,须臾,他眼睛发红了,他弯下腰,几乎达到九十度,深深地鞠躬,声音有些哽咽,“谢谢,我替院长和老太……还有全院职工谢谢您!”

  炊事员急速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住脚,但终于没有回头,一分钟后,迈着大步快速向前走去。

  云层像一块偌大的毯子,慢慢地在穹庐下飘逸着,飘过了鸭绿江,飘向了朝鲜半岛。当太阳欢快地从云层下钻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贴近了西天的地平线,并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天空像眨了一下眼睛,瞬间又恢复了昏黄的色彩,黄昏来临了。

  女防疫员到了下班的时间,也没等到国佳的出现。可能是网课没上完吧,她这样想。她脱下风衣放到桌子上叠的整整齐齐,然后掏出手机,十一个阿拉伯数字摁了六个,手指停住了,沉思了一会儿,关掉手机,拿起桌子上的风衣向3#楼3单元303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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