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到了极致的年代,是貌似宏伟而遍布短期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2009年春天,巴丹吉林沙漠依旧北风扫荡,沙尘暴经常,很多的树木还藏在冬天的衣角安眠。上级通知,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全军文学创作研讨班,要我参加。不料想,上级的通知下达后,我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把这个机会给了其他人。我得知以后,给空军小说家王凯讲了。他周旋了一下,又把名额给我要了回来。我想说的是,在普遍的单位,写作者的处境非常尴尬。在很多场合,我羞于被人称为作家,更不会对着任何人讲文学。文学在大多数人眼里,不如一篇新闻报道当中的一个字,更不如公文当中的一个标点符号。尽管,我也写过新闻,公文更是天长日久。纸包不住火,火总是要不断燃烧的,我写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被人知道。有些同事和朋友就当面喊我作家、诗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立马面红耳赤,全身都像长了刺,恨不得一眨眼跑得无影无踪。

  平心而论,我不看重任何文学培训,也从不认为,参加一次研讨或者培训就能促使一个写作者一步登天、大作迭出。很多时候,外出的培训显然是一种自我逃离。那时候的巴丹吉林沙漠,工作和生活比任何时期都要逼仄和紧张。在所有的单位,一个相同且普遍的情况是:总有某个人喜好借助某种力量,进行一种个性化的工作统筹与强制推行,个人意志几乎要刻在每个人的额头了,还想打进每个人的骨髓。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一些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且几乎对每个人都能够形成强大的压力。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不仅是形式,还有内容。可人毕竟要生存的,而很多人的生存道路其实很狭窄,不得不在某种威势下委曲求全,苟延残喘。换句话说,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某种畸形的逐渐膨胀乃至无所不及,但更多的人明白的,但却又在基本的生存压力下沉默寡言,进而逆来顺受。

  尽管如此,我仍旧是高兴的。这种高兴类似孩子脱离父母管束,放逐于广阔人世的那种逃离的自由。到北京,依旧住在羊坊店路的单位办事处,又去隔壁街道上见到了小说家王凯。次日去位于中关村南大街的院校报到。见到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更多的却是闻名多年,一朝相会。还有一些是第一次认识。课程不多,偶尔有些讲座。在同学们的闲聊之中,我知道那里叫魏公村,即明朝时候大奸恶魏忠贤曾经的住所。这使我有些异样的滋味。作为多年的帝都,北京到处都是历史,几乎每一处,都被曾经的人以各种形式留下自己的痕迹。当然,进入史传的总是高于平民百姓,哪怕是大奸大恶之人,也会在时间的墙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草民则生不带来死不留迹。

  这是人类文明的悲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句话空洞性由此可见。在诸多的讲课当中,印象最深的还是莫言。那时候,他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说:人是大于阶级的,也大于政治。文学也可能是最大的政治。文学还要突破政治。按我的理解,文学是在政治之上,作家是在人性和人心当中运行的俯瞰者和收集者。莫言还说到当下的官场文学,以及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社会现实的五光十色和生活的压力对于作家创作的诸多影响。说到民间文学和文化传统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至今,我们还没有真正写出地道的中国文学;说到评论家和西方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和误判等等。当然,还有他个人的一些创作心得,对文学本质的认知和个性化的看法。

  听完莫言的课,我感到欣慰。我想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听了他一堂课,而是觉得,莫言那时候悟出的道理,基本上暗合了我自己的一些体悟。当然,在莫言目前,我的那些零散文字是不值一提的。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的差距,其实是少了太多的刻板的工夫和实际操作。莫言的激情和速度,我觉得很正常,几十天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完全可能的,在海量的生活积累和文学思考之后,进行一种爆发性的突击,显然是很必要的。

  那一次,莫言讲课当中,有许多精彩之处,抄录几段如下(全文载《西部》文学杂志):

  “我看到在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小说里面,也有大量的生和死、情和爱的描写。但是你读到这种生死情爱的描写时,并没有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方面的冲动,非常悲痛或者非常喜悦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居高临下的站在宇宙的这个角度在观察小小的地球上的人类。他们观察人类就像我们观察一群蚂蚁一样。我们看到蚂蚁在生死搏斗,也是尸横遍地。为了争夺死去的一个虫子,对蚂蚁来讲,那确实是一场大战。但是对看蚂蚁的人来讲,就完全是一场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想如果真的有一个上帝看到我们人类的活动,也像我们看蚂蚁一样,我觉得就是马尔克斯的这种观察人类的一个角度。要学可能也就是学这些东西,而不是学的。”

  “这就让我想起几百年前狄更斯写的《双城记》里开篇的一段话,也让我想起苏联时代的一个小说家写的《渔王》的结尾:这是一个建设的时代,也是一个破坏的时代;这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也是一个食不果腹的时代;这是一个播种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矛盾对立的形式。本来,每当我们要赞扬一个事物的时候,肯定可以马上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来批评这个事物。面对这样一种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怎样去观察,怎样取得素材,那么就看我们作家本身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高度了。”

  “谈到关于小说中国化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当它发展到一定时候,面临着困境的时候,都要改变这种困境。闯出一条新路来。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只有几条途径可走。一条就是要向外部学习。包括向外国的文学学习,也包括向其他的艺术行当学习。我们搞小说的,也可以向戏剧学习,向音乐学习,向美术学习。都是艺术嘛,它肯定是触类旁通的。它在艺术深处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我想,支撑着一个音乐家,一个画家,一个作家的最核心的力量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之间的艺术形式也是可以转化的。”

  “由于近几十年来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我们许多作家的小说语言已变得异常的优雅细腻,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民间语言所寄予的粗犷奔放朴拙的东西渐渐见不到了。以至我们江南小说家的语言都是委婉秀丽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源头不是民间,而是在我们的翻译小说。所以我的《檀香刑》里边有意识的跟这种翻译语言进行对抗,所以只能使用民间的、粗犷的、朴拙的语言。”

  不知觉间,玉兰花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里到处都是香味。趁着周末,我和钱柏生去了后海,游览之间,真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还有一种使人气馁,且自感卑贱的东西,无形且强硬,使得每个人都从内心灰头土脸,不可救药。又去了圆明园。惊叹于古老中国人的智慧,惊叹于人类文化的耐久性与自觉性。那些残垣断壁与抱残守缺,那些美奂美仑与恍若仙境,足够人思接千载,心驰万里。也足够人沉思和惊醒了。在那里转悠的时候,我想到一句叫自己都吃惊的话:“时间是用来使人类增长智慧和自控能力的,也是用来毁灭人及其在大地所有创造的。”也不间断地想起李白的两句诗歌:“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还和李广文等人去蓝旗营的万圣书园。买了不少书籍,实在没法拿,就托运回去再到邮局取。剩下的日子,基本上都在喝酒聊天,诸多的师友抽空过来,和我吃顿饭,喝几瓶酒。同时,还有一位朋友来看我。我陪着再去了圆明园,几天后,送上回去的车。那一次,我也觉得了北京的美好。其实,人在某个陌生地方的温暖,乃至此生今后内心隐隐的疼痛和快乐,也都是源于某些人和某一个具体的人。我一直觉得,一些人聚在一起,倘若只是一本正经,冠冕堂皇,这种情谊是速朽的,很快就会被时间击碎。所幸,我似乎不是如此。师友们对我的好,我觉得荣幸。也还有一种不可忘怀的情愫,在北京培植,却在内心里茂盛,并且长久不萎顿。这也是生命的一种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