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白鹿原》在一片叫好声中收场了。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白鹿原上,最引人注目也是最神圣的地方,那便是祠堂。

记得很小的时候,村里有一处僻静之地,是一个堆满瓦砾的废墟,只剩下四周残垣断壁的围墙,与村里当时家家户户的土墙茅屋结构相比,其占地面积以及那些古朴的砖瓦告知后来的人们那里曾经是一处不同寻常的地方。有一次,村民在围墙内斗牛,两头牛打得不可开交,我蹲在地上看,突然发现脚下有一枚古铜钱。回家后,奶奶问我铜钱哪来的,我说,在斗牛场捡到的。奶奶说,那地方以后少去,阴森之地,闹鬼。我问奶奶,什么是阴森之地?那里以前是做什么用的,房子为什么倒了?奶奶说,那是祠堂,是以前人们祭祖的地方,也是惩罚那些犯下家族规矩人的地方。1958年被拆了一些,祠堂的大木头被拿去建了公社的大礼堂。1967年再次被红卫兵彻底推倒了。

奶奶的几句话便是我对祠堂最初的了解。

大学毕业,来到徽州工作,我发现徽州古村落里有许多保存完好的祠堂。以致后来,每次到徽州,遇到祠堂,我都会进去看看。这些年,我几乎走遍了徽州大大小小几十座祠堂。徽州的祠堂与民居、牌坊并称“徽州三绝”,这里的每一座祠堂都是当时徽州经济、文化以及建筑艺术的体现,也是徽州历史的浓缩。无论是外观形状,还是内部结构,祠堂在古徽州家族和文化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所履行的社会职能,都是历史的一角,是徽州文化特有的形式之一。

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应该“奉先有祠”,而“起居有堂”。因此,“祠”,是指祭祀祖先和宗族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所谓“堂”,则是宗族成员“日夕居止,拜起坐立,凶吉燕集,送迎往来”,进行日常活动的场所。我们现在所说的祠堂,严格意义上,指的是宗祠。其实,祠堂在中国历史悠久,最早出现在汉代,主要是用来祭祖、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和执行家法族规的场所。与徽州一样,关中地区稍微大一点的村落都有祠堂。旧时中国,一个村落一般都聚居繁衍着同一个姓氏或者与之相关联的家族,族人在同一个祠堂拜祭共同的祖先。在《白鹿原》中,祠堂作为一条主线,几乎从头贯穿到结尾,围绕祠堂所描绘的关中地区的地域文化和乡风民俗也最为集中。祠堂镌刻着白鹿家族的兴衰和原上村庄发展的历史。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将祠堂描绘成一卷绵长的历史画轴,为读者打开了洞悉关中地区地域文化的一扇窗口。在那里,身为族长的白嘉轩,他好像一生都在苦苦经营谋划那个祠堂。他让自己的姐夫朱先生,这么一位带有一丝玄幻色彩的“圣人”草拟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谓之《乡约》,“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能择交游……”朱先生的《乡约》虽然行文为古体,但通俗易懂,童叟人人朗朗上口,在白嘉轩看来,这《乡约》是教民以礼义,以正世风。把家族流传下来行世为人的理念和精神要领,运用到庄稼人的日常生活、为人处世中。通过祠堂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要求全族人背诵吟读,以此加强对族人的约束,提升他们的人格品性。白嘉轩将《乡约》立为族规,每逢重要时日,都要召集族人,在祠堂里举行庄严的仪式,诵读《乡约》,并在祠堂里立下石碑,将乡约雕刻上去,永久传承。族人中但凡有违规者,会按其情节轻重予以处罚,这处罚也一定也是在祠堂里当众进行的。

白鹿村但凡有重大事情,无论喜忧,必将年满十六岁的成年男女集合于祠堂之中。祠堂既是祭拜祖宗的神圣之地,也是公开裁决村中事件的重要场所,包括对违规者的惩罚。这些简单而淳朴的举措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了2000多年中华文化深厚的人文根基。通过《白鹿原》中对祠堂史诗一般的描述,读者可以对关中地区封建宗法有更为深切的认知,窥斑见豹了解一段中华家族宗法的历史。

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祠堂便是维护家族和社会秩序的圣地。纵观《白鹿原》,祠堂主要起到了四个方面的社会效应。一是履行《乡约》,执行家法族规毫不含糊。遵照《乡约》,在祠堂中实行过四次家法。第一次是惩罚被怀疑偷拿卖“糖人”货郎零钱的几个孩子;第二次是惩罚参加赌博的人。大家齐读《乡约》,几个赌徒被当众用干枣刺抽打。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聚众赌博了,祠堂起到了惩前毖后的作用;第三次是惩处狗蛋和田小娥。由于鹿子霖和田小娥奸情被发现,鹿子霖设计诬陷狗蛋,结果田小娥与狗蛋被作为一对“狗男女”抓到祠堂接受惩罚,而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鹿子霖却道貌岸然地成为了实施惩罚的人;第四次执行家法是惩罚白孝文。白孝文被田小娥拉下了水,触犯了严厉的家规和族规,白嘉轩采取了最果断的严惩措施,以洗刷白孝文给家族带来的耻辱。白孝文被族人每人抽打一鞭子,打得遍体鳞伤。通过这一举措,白嘉轩维护了自己族长的面子和祖宗的尊严,震慑了败坏原上风气的那些人。

二是祠堂本为祭祖所设,所以祭祀是祠堂最根本的活动。作为族长,白嘉轩理所当然地主持祠堂里的祭祀活动。在白鹿村,新媳妇过门时,进了祠堂祭拜祖宗才算被族人承认。由于黑娃带回的是被族人公认为“婊子”的田小娥,族人不接纳,黑娃和田小娥进不了祠堂,拜不了祖宗,只能远离白鹿村,住在山脚下一个破旧的窑洞里,无论族里做什么都无视于她的存在。白孝文因为犯了族规,也被驱逐祠堂之外,从此不得再进祠堂。

三是族人们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诵读《乡约》、分配粮食、收集瘟疫患者、商议修庙,惩戒外出归来的石头……祠堂作为家族的重要社交场所,发挥着凝神聚力的作用。

四是祠堂设立了私塾学堂,成为家族子孙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地方。为了让子孙后代受到教育,白嘉轩和鹿子霖找到了朱先生,让他推荐一位先生来教授子孙学业。白孝文、白孝武、鹿兆鹏、鹿兆海、黑娃成了学堂里的第一批学生,在这里,他们接受了儒家教育,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婚姻的建立需要一种外在形式上的正当性认可,仅仅是你情我愿绝对不能构成婚姻。众人在祠堂见证新人拜祭祖先的仪式就是婚姻形成形式上的佐证。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人信仰基督教,他们的婚礼是在教堂举行,其信仰的是上帝。而在封建中国,人们的信仰更多是源于祖先,祠堂便是这种信仰所依托的场所和载体,人们在这里参加各种与祖先相关的祭祀活动。田小娥之所以不能被允许进入祠堂,就是因为其与黑娃私自订婚的行为触犯了当时社会的基本伦常,这个婚姻也就被自然视为乡土秩序之下的一种不正当婚姻,所以族长白嘉轩说“进不了祠堂”,也就彻底否认了他们的婚姻。再说说白孝文,当他与“婊子”田小娥的奸情被发现后,在祠堂被打得体无完肤,从此,他不得再入祠堂。

祠堂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起到了一定的凝聚作用,也为浪子回归之所。最后,黑娃和白孝文还是被祠堂接纳了。静观《白鹿原》,一个宗族的祠堂,俨然守护着一个宗族道德的底线,维系着一个宗族的内部秩序。祠堂的存在对维护乡土社会的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白鹿原》通过祠堂这一载体,抨击了封建社会“吃人礼教”对田小娥命运的不公与摧残。原上的祠堂、族长、乡约这一套,是纯粹的封建礼教,假如没有革命,阶层会更加固化板结,地主的儿子依然是地主乡绅,长工的儿子永远只能是长工。一切试图变革的努力都被封建制度、被礼教观念扼杀。祠堂在《白鹿原》中也呈现出压抑、悲愤和沉闷。像一个笼子牢牢地套住了自由,社会的进步是缓慢而停滞的。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的一个缩影。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祠堂,成了那个时期具有特定地域文化意义的符号,有着深深的关中文化烙印,也是我们民族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祠堂意象散发着丰富的地域文化韵味,颇具历史厚重之感。对于地域文化的吸收和真实历史的再现,使得《白鹿原》不愧为史诗一样的巨著。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留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祠堂,它们是一段时期的社会礼制中心,属于那个时期的文明范畴,也是一种神圣的文化特质,同时也是禁锢社会进步的枷锁。正因为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祠堂的地位和作用渐渐淡化消失了,许多祠堂也就不复存在了。问题是,祠堂没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什么?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