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北京十三中初中学习,本来我们毕业班是应当准备中考的,但因为开展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各方面全面瘫痪,我们也只好一起搞“文化大革命”了。因为当时对家庭出身十分重视,像我们这批出身一般或不太好的同学,人人自危,生怕某一天红卫兵找上门来,来一个“造反有理”,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到了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学生们开始分成若干派别,互相攻击,互相指责,有的地方还甚至发生了武斗,幸好北京市内相对稳定,我所在的北京十三中也还算文明,除了抄家初期打死过几个人外,基本上还算平静,但在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却家常便饭。后来学生团体开始了重新组合,一些组织开始联合,最后终于分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各组织为壮大队伍,常把我们这些出身一般或不太好的同学也列入发展对象。所以后来我们这类同学也加入了组织。
    1967年的五一节前夕,学校里接受了五一游园会布置会场的任务,于是就把我们几位喜欢美术的同学找了去协助工作。除了我们十三中的几个同学外,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和市委机关的几位同志,因为公园要正常开放,布置会场的任务只能在临近“五一”前的几天进行,早了怕有损坏,晚了又怕影响游园活动。好在当时的公园基本上已经基本没有人游览了。整个公园每天就有我们这几个人进进出出。

    我们学校和市委的两三位同志负责北海的北岸,也就是从北海后门到五龙亭。站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园林面前,我们几个人就是几颗微不足道的小沙子,根本不知所措。于是市委的同志提出要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在河岸铁栏杆上挂满毛主席语录。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开始行动。为了让岸上和水面船上的人都能见到毛主席语录,我们准备用彩色的纸糊在硬纸版上,写上语录,再把两张语录版用绳子从上面联在一起。使用时只要搭在铁栏杆上,然后再用绳子把下面两个角固定。这样即便于制作又便于安装固定。幸好各方面对政治任务都很支持,所以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材料就准备齐了。接下来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一百多幅语录版就从糊彩纸、制作成了语录牌子全部完成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写语录了。为了不千篇一律,大家各显所长,分别使用了楷书、行书、隶书,风格也各异。我从小就喜欢书法,写字也算是专长。但当时我们都十几岁,年龄还小,连写几天就累了,低头一看还剩下不少语录牌,于是有人提出就分份包干。因为毛笔和桌子不够用,一般就两三人一组轮流写。我和一位姓崔的同学别出心裁,一个人写一个字的轮流写,为的是无论主席语录有多少字,每人写的字都是一样多。其实当时也并非是要计较谁多谁少,只是觉得有趣,想缓解一下劳累,现在想想真是童心未泯。幸好当时大家都在忙,不然真要有人上纲上线,说这是对领袖不恭,我们俩人可就真都要“摊上大事了”。不过写出来后就没问题了,我们俩的字体基本一样,外人是看出来的。
    语录牌的任务完成了,大家在园子里走了一圈,觉得总体效果并不理想,感到缺少大的效果,于是有人提出在墙上刷一条大标语,好在剩下不少彩纸,刷标语是当年“文革”当中的必修课,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行家里手,天黑前一条“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就完成了。又有人提出北海后门向西的两排杨树政治含量太低,需要有条大标语,于是租来了红布借来了器械,制作了一幅巨大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很快后门的布置就算大功告成了。不料到了4月30日下午又有人提出大门口需要有一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时间真是非常紧迫了,大家都觉得来不及了,后来一位刘姓同学讲他能借一尊主席塑像,于是急忙联系,直到下午6点多才运到,不料安放好后发现主席塑像的脸部有一点脏,这还得了!于是又马上联系喷漆,待一切完成已是夜半了,大家只好步行回家。幸好在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五一的早晨我们又都赶来参加活动了……
    转眼间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已经成为了半个世纪前的陈年往事了,回首当年,感慨万千。想当年这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成了年过半百老人了,有些已经是风烛残年。而我眼前却时常浮现出他们年轻时的音容笑貌,往事如烟,往事又难以如烟。他们的青春年华都消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有些已经烟消云散了。

    “文革”初期,我们心中遗留的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对党的真挚朴实的热爱;胸中怀着的满腔热忱;自觉自愿地地努力工作,不分内外之事,不计报酬多少,不提困难,不讲条件,无怨无悔,兢兢业业精神,也都随“文化大革命”而消磨殆尽。“文革”是我们精神文明的一个大断层。“文革”中所丢失的最宝贵东西,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所寻觅的这份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