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 君王人镜魏征
石家庄地灵人杰。1400多年前,从这里走出一代名相魏征。他是我国初唐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到今天,千百年来,他的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为政处世之道,一直被传为佳话;他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创业难,守成尤难”的执政治国理念,经过历史的淘冶,已成为至理名言,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安身立命多波折
魏征,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石家庄晋州)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他生后第二年杨坚就推翻北周建立了隋朝,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隋朝度过的。他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曾祖魏钊,祖父魏彦,父魏长贤,均熟悉儒家经典,被史学家誉为良臣廉吏,对魏征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魏长贤曾任北齐著作郎,撰修国史,因不满朝政腐败,上书抨击,触怒权贵,被贬为屯留县令,愤而辞官,回家设馆授徒。魏征从小受到魏长贤的精心栽培,精通各家学派学术。但父亲早逝,魏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非常清贫,但他不经营家业,而是一头扎进书堆中,希图有一天能实现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
实现抱负的路途并不平坦,魏征先后六易其主,历经了曲折,充满了传奇,也不无惊险,但靠他的胆略和政治智慧,都化险为夷,终至登上了实现人生辉煌价值的政治舞台,也算开创了天下第一。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天下大乱。他退隐山林,出家为道。但他志不在道,而是拜师求学,博览群书。《旧唐书》本传说他“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一边集聚自身力量,一边等待大显身手的时机。
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反隋,以响应李密,召魏征为典书记。从此,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李密喜爱魏征的文辞,特召请他为瓦岗军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
他终于找到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一腔热血都投进了农民起义的大业中。他向李密提过十条建议,但是李密骄傲自信,抑或根本不把魏征放在眼里,只把他当一个只会写写画画的书生,把他的建议都当了耳旁风。
魏征并没有灰心,而是找机会继续建言献策。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九月,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元气大伤。这时隋朝洛阳守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出兵洛口,想乘机歼灭李密的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以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类似秘书长的官)郑颋说:我们在前几次大战中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不战而退。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颋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深受重用,根本不把魏征放在眼里,讥笑魏征的建议是老生常谈。魏征生气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于是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征所料,两军交战,瓦岗军全线溃败,死伤大半,郑颋等将佐被俘,李密走投无路,只得降唐。
这是魏征在社会舞台上的第一次现身,虽积极出谋划策,但终因起义军首领刚愎自用,无功而终,他的文韬武略难以得到施展,只得扼腕叹息。
魏征随从李密归降唐朝,尽管是身不由己,被动而为,却是其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虽然由于他出至农民军,唐朝统治者未能任用他,但他时刻不忘自己的人生抱负,寻找着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李渊为巩固初建的政权,对尚存于各地的十几支大小不等的武装割据势力进行征讨,以求得全国统一。李密归降不久,又叛唐,兵败被杀,但他的一些旧部仍然活动在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徐世勣,有比较大的实力。魏征自报奋勇,要求率兵安辑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用白话说,就是愿以自己的老关系,去到太行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部下归降李渊。李渊任命他为秘书丞,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东出潼关,前往招降。他首先到了黎阳,给徐世勣写了封信,陈说利害:群雄争锋,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勣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死,就决定投降李渊,但为了表示对李密的忠诚,请求收葬李密的尸体。徐世勣以国君之礼,将李密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明知道李密是背叛李渊而被杀,并不避讳自己受到牵连的嫌疑,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对李密这位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李密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
魏征劝说徐世勣降唐后,又去魏州劝说自己的老朋友元宝藏也归降了李渊。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月,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了黎阳,这时魏征正在黎阳,成了窦建德的俘虏。窦建德是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能与士兵共甘苦,得到了起义群众的拥护,占据了河北一带,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建立了农民政权。他早已听说魏征的名气,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征再次归唐。
魏征在李密的瓦岗军中有一年的时间,又在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中一年半,前后共在农民起义军中活动了两年多的工夫,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政治理念的形成和成熟,对他以后的从政,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进长安,机遇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将他延入东宫,任太子洗马,这时,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矛盾日益尖锐并趋于表面化。
魏征非常清楚,李建成虽贵为太子,但是,面对功高势壮的李世民,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被李建成招为洗马,可以说,太子李建成对他有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他甘愿把自己绑在李建成的战车上,为保卫太子地位而战。这时,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在河北一带又举起反唐旗帜,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就向李建成建议,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在首都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战功,结纳太行山山东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自己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向李渊请缨,率军出征。魏征也随太子远征,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又向李建成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此战为太子建成赢得了极高荣誉和威信,增加了继承皇位的筹码。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问题,魏征一再建议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李建成优柔寡断,没有采取魏征的建议,反而给了李世民机会,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策动了“玄武门之变”。可惜,魏征的满腹经纶随着李建成被诛而成为泡影,也把自己推向了生死边缘。
魏征作为太子党的重要幕僚,自然成了首要的清理对象。大概李世民觉得魏征罪大恶极,不亲自惩处,不足以泄心头之愤;也许李世民觉得魏征是个人才,要见识一下这个一直给太子建成出主意要杀死自己的魏征长了颗什么样的脑袋,不是把这个小小的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五品官吏交有关部门处治,而是找来,当场疾言厉色地质问: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连在场的文武官员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
按一般人的逻辑,这个节骨眼上,作为一介书生,魏征不吓得尿了裤子,也会赶紧长跪不起,磕头如捣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李世民宽恕自己有眼无珠,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决心站过来,为秦王拉马拽蹬,甘效犬马之劳。
可是,魏征的举动,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他不但没有一丝一毫认错悔过的表示,反而脖子一拧,振振有词地回答李世民的质问:如果先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哪会有今天的结局?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谁也说不清此刻的魏征想什么。是吃了豹子胆?这可是生死关头。是他本来就有一颗忠贞耿介之心,到这时候了,还不肯背弃先太子李建成?抑或是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愤懑和“竖子不可教也”的遗憾?反正这一拧脖子,竟然绝处逢生,躲过了被砍头的厄运,不但保住了脑袋,而且让李世民对他高看一眼,留为己用,任命他为詹事主薄(东宫掌管文书的官吏)。李世民即皇位后,又攫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这一年魏征已经47岁了。从此,魏征跟了第六个主人李世民,真正找到了一展身手的舞台,由此拉开了“贞观之治”的序幕,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一页,也使魏征的人生之路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不做忠臣做良臣
六易其主,不断归降,构成了魏征早期政治生涯的突出特征。在封建社会,“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是伦理道德的起码标准,魏征这样的做法,难免被“高尚”人士所不齿,连李渊、李世民都曾经当众发表过鄙视他的言论。
对此,魏征报什么态度?
对“忠”,魏征和一般人有不同理解。魏征是以有用之身来为百姓造福,是大忠于国家社稷,而不是人身依附。这从他出道前的志向,投身农民起义的作为,便可以看清楚。面对非议,他曾向李世民作了辩解,在窦建德手下献计屯田一事,他的解释是:民为国家之本,臣提出屯田垦殖之策,受益的是百姓,富庶的是国家,两军对阵,百姓无辜,岂能因兵戈之争而置百姓于水火?圣上向以爱惜民生而受万民敬仰,即便夏王军队因此受益,但直正受益的是黎民苍生。所以,臣以为,不是臣为窦建德做事,而是臣通过窦建德为百姓做事。由此可见,与绝大多数忠臣不同,魏征忠的不是君,而是民。
这从他和李世民的另一次谈话,表示要做“良臣”,不做“忠臣”,也可以略知一二。
那是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后,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在唐太宗面前打小报告,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温彦博查处此事,查无实据,温彦博一方面向李世民据实禀报,一方面向唐太宗进言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赞成温彦博的提议,就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一贯耿直的魏征当然不买账,第二天就找到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之间,应该义同一体,齐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如果置国家于不顾,不秉公办事,一味只考虑自己远避嫌疑,明哲保身,上下都这样,国家兴亡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皇上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么区别呢?”魏征回答说:“不仅自身获得美名,而且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传,福禄无疆,这是良臣;而只图自己出名,自身被杀,君主沦为昏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说得唐太宗连连点头称赞。
魏征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在早期,他和李世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肝胆相照的关系时,他就这样行事。最初,对李建成在各地的追随者,李世民采取镇压的办法,闹得人人自危。本来魏征也是先太子党的成员,聪明的做法,是划清界限,做不到积极揭发批判,起码也应退避三舍,绝不能和这些人再搅和在一起。魏征不避嫌疑,不怕落个包庇同党的罪名,跑到唐太宗李世民面前,大胆谏言,提出,对这些人要不计旧仇,对他们处以公心,否则祸根就消除不掉。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就制定了“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的抚喻政策,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过去的事。
李建成在河北一带的部下,魏征都比较熟悉,唐太宗就派他为特使,去河北一带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魏征在出发时,唐太宗授命他可以遇问题酌情处理的权利。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遇到了两辆去长安的囚车,车中锁着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他们两人都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从长安逃到了河北,被逮捕送到长安治罪的。魏征看到这种情景,就同他的副使李相客商量说:“我们动身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了诏令,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了。现在又把李志安和李思行押送长安治罪,其他人谁还再相信皇帝的诏令,而不增加疑虑呢?这样,我们虽然去安抚,人家也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把他们俩放了,不再问罪,那么在朝廷宽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其他人也就会归降了。古的时候,大夫出使,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走的时候,皇帝给了我们便宜行事的权利,皇帝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也应该以国士的行动报答皇帝。”李相客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立即下令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唐太宗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魏征完成安抚任务回到长安后,唐太宗对他更加器重,升任为尚书右丞。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魏征任秘书监,参预朝政。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晋位侍中,成为正式的宰相。
魏征在贞观时期供职达17,其中参预朝政后为宰相共15年。这一时期,魏征以敢于进谏闻名于世。魏征不仅不是李世民秦王府的“嫡系”,也不是李渊太原起兵时的故旧勋臣,而是出自于政敌李建成的东宫,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直谏,甚至犯颜直谏。魏征进谏“前后二百余事”,凡数十万言。
李世民即位之初,由于长期战争,兵员严重不足,有人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强体壮,就可以应征,唐太宗同意了。但魏征将诏书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执行。负责征兵的封德彝告到了唐太宗那里,太宗大发雷霆,训斥魏征为何扣发诏书。魏征说:“此举失信于民。”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镯免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部门还在催交;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交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才说:“我原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他立即下诏,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入伍。
有一次,太宗巡幸九成宫,因有太监要返回京师,就住在湋川县官舍内。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等人到达湋川县,当地的官员将太监移居别处,而让李靖等住进官舍。太宗听说此事后,愤怒地说:威福之柄,岂由靖等?怎么能尊重李靖等人而轻视我的宫人呢?立即将湋川县的官员及李靖等抓来问罪!魏征知道后,马上进谏说:“李靖等人,那是陛下的心腹大臣;而太监只不过是为皇帝打扫卫生的奴才。论其职责,有所不同。李靖等人外出,遵照了朝廷法式。回来以后,陛下应当问一问人间疾苦才对。李靖等人作为朝廷命官自当要与地方官员相见,地方官员也一定要拜谒不可。至于太监,除了供食之外,不应该非要地方官员的迎接。如果以此来责罚地方官吏,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只不过会骇天下耳目罢了。”太宗一听魏微说得很对,于是赦免了一干人。
这样的事太多了,在史书记载中,几乎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无才无行,以诌媚得到太宗的恩宠而进谗言陷害大臣者,他直言批评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对于群臣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魏征坚决反对这种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等等。
魏征不仅自己敢于谏言,而且也全力保护因直谏而开罪于皇上的阁僚,甚至下级官员。
有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宰相房玄龄经过此处,查问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赶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当即为房玄龄打抱不平,就问道: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唐太宗让魏征把话讲明白,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是陛下的股肱耳目,陛下要营造房屋,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过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看到后大怒,对宰相们说:“皇甫德参这是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妇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下诏要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站出来,为皇甫辩护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他并没有点到为止,而是直挖唐太宗的病根,进一步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也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一席话说得唐太宗没了脾气,面子上过不去,又不得不承认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不但没有治皇甫德参的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征对唐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规劝、批评,甚至是皇家家事。贞观八年,长孙皇后听说隋朝的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一位芳龄二八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要纳入宫中,备为殡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士人陆爽,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氏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人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一班大臣却上奏,郑氏许与陆家,没有明显征兆,诏令已发,不可中止。陆爽本人也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婚约。闹得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群臣那么说,是迎合我,那陆爽自陈没有婚约,是为什么?魏征说:陆家所以否认有过婚约,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机加害于他。唐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收回了诏令。
还有一件事,更是皇家家事,一样受到魏征的谏阻干涉。那是长乐公主出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便敕令嫁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说此事后,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曾经闻听陛下看重魏征,一直不知其故。现在闻听他的谏言,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真可谓是正直社稷之臣啊。之后,皇后亲自去魏征家,赐帛五百匹。
魏征谏言,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是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也从不退让,总是激昂慷慨,使太宗盛怒,殿上其他臣子常常为他捏一把汗。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比如,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说:“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爱不释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玩兴正浓,忽然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鹰闷死在怀中。这样经常让唐太宗下不来台,唐太宗虽然豁达,也不免气愤难消。有一天,唐太宗就在散朝回到宫中后,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唐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治国能臣旷世才
论及唐初的“贞观之治”,人们除了赞扬唐太宗李世民的武功文治外,总忘不了李世民的几位股肱重臣。说起大唐的名相,人们一般首推房杜魏王四个人,即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并习惯于认为房玄龄、杜如晦是著名宰相,魏征是千古第一诤臣,就是以敢于进谏而闻名的一个谏臣。
其实,这是对魏征认识和评价的不公平、不准确。魏征是具有旷世之才的治国能臣,是名副其实的大唐第一名相。这样的定论,自然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观臆断,也不是受感情因素支配,随意来修正历史,而是根据历史客观事实来判断,来说话。
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魏征常犯颜切谏,敢批逆鳞,世间少有,要知道在封建社会,臣下因言语忤旨而被杀的,实在太多,魏征的直谏、诤谏精神,在那种政治体制下,就显得尤为突出,格外宝贵,笔记口传,突出了这一点,其他建树反倒被淡化,也让后人误会魏征只是一个谏臣而已。魏征是贞观第一功臣,大唐第一名相,这不过是还原历史罢了。
我们先听听当时的当事人是怎样评判的。翻开历史典籍,可以看到,最有资格评定此事的唐太宗,不止一次地说过“贞观天下之治,皆魏征之力”,并当众对房玄龄说:“自即位以来,辅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君不能与魏征比矣。”唐太宗又说:“魏征怀忠奉国,蹈行仁义,唯以道德为务,无所欺负,执持朕躬,必欲致于尧舜之上,诸葛所行,无以为过也。”在这里,唐太宗把魏征比着自已的诸葛亮。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在酒席间,太宗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房玄龄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贞观来,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能推魏征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这应该是对魏征和房玄龄二人作用、地位最权威的评定。
这充分说明,魏征不是空负虚名、只会跟在皇帝屁股后边挑毛病的蔫大胆,而是治国能臣。魏征也真有才华,许多治国的创意来自魏征,魏征的许多谏言,就是治国方略。魏征进谏的内容广泛,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二是针对某个事体;三是针对皇帝的个人行为。进谏的形式也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上书;二是集体讨论问题时的发言;三是唐太宗与他的个别问答。正是在上书中,在朝堂上君臣之间的争争吵吵中,产生了朝政大政方针。
贞观初,魏征便为大唐定下了著名的“偃武修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政策;又提出了著名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理论,促成了贞观君臣共同议政风气;“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成为“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到现在都还有意义。唐太宗即位之初,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么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召集大臣们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一次议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这涉及如何治理天下、用什么方法管理民众的治国方略。魏征不同意唐太宗的看法,直言道:“久安之民骄逸,骄逸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大臣封德彝认为魏征唱高调,他认为,“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秦朝想用严刑峻法,汉朝又用霸道,想把人心教化过来,都没有成功。魏征想用这些书生气十足的话,就把国家治理好,听他的必然败乱国家。”魏征针锋相对地质问封德彝:“如果说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那么今天的人都变成鬼了,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魏征认为: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治理国家,而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
魏征认为,隋朝所以很快灭亡,是因为它扰民太多,唐初虽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会却很安定,就是尽量少扰民的结果。他认为,隋亡的最根本教训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难又要他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魏征劝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百姓要尽量使之“静”下来。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贞观初,连续几年闹天灾,元年,关中大饥,一斗米的市价高达买一匹绢的价;二年,又闹蝗灾,三年,又赶上水灾。皇上勤政抚民,老百姓虽流离失所,东西就食,也没有怨言。这一年,是个好收成,流离失所的百姓都回归乡里,斗米的市价仅三四钱,到年底,判死刑的才29人。从东海至岭南,“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面对此情此景,唐太宗感慨地对长孙无忌说:“朕初即位时,上书的人有的说:‘人君必须独断威权,不能委任群臣。’有的说:‘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只有魏征劝朕放弃武力,振兴教化,广布德政,遍施惠泽,中国安定之后,远方异族自然归服。朕听从了他的话,于是天下大宁,偏远僻地的郡长都来朝贡,各国行人在大道上往来不绝。这都是魏征的功劳。”
唐太宗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提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著名论断,并引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告诉唐太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魏征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是治国理念的重要内容,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成为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治国的法律问题,魏征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魏征反对,他认为治国不能单靠严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魏征反对严刑峻法的办法,并不认为可以无法,而主张正确的运用法律。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呢?他认为是“公之于法”,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可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随意改动法律,在法外加“法”,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在执法的时候,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魏征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处罚的时候,要不怕亲贵。要以公平为规矩,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还赃款解除职务的处分。他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老部下,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原谅他。唐太宗派人告诉他:你是我的老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的原因。我送给你一百匹绢,继续作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再贪污了。魏征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书反对说:因为庞相寿是你的老部下,就不追究他的贪污枉法,而且还加以厚赏,留任原来的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贪污的不对。你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此来贪赃枉法,这样就会使廉洁的官害怕,影响不好。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对庞相寿的处理。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能为国家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魏征对执法者,要求他们要按实情来审理案件,反对严刑拷掠,旁求罪证,任意牵连别人。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任侍中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久未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处理。唐太宗认为魏征办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让他去解决。魏征虽然并不熟习法律,但他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有事实根据的就定案处理,事实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结案释放。因为他从事实出发,处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唐太宗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了。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尽力歌颂太平盛世的情况下,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守业难”,要“居安思危”的问题。在《十渐不克疏》中,他认为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统治集团一度自我克制着的骄逸之情又逐渐暴露了,由此提出严重警告:“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最著名的还是《十思疏》,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重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做到:“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唐太宗阅览这份疏谏以后,特意写了一份诏书给魏征,表示自己的态度:希望魏征不要怕冒犯他,继续毫不隐讳地直言得失,他一定要虚怀若谷,冷静自己的心态,恭敬地等待着魏征的善言。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戒鉴。
魏征不仅有治国才能,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有很高的文才,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从贞观初年开始,魏征呕心沥血历时五年多,主持编纂了一部资政大典《群书治要》。此书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晋代末年,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庸主败政的教训;既有先贤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李世民看了都情不自禁地击节叫好,并指示抄给诸子百官,以传后嗣。同时,贞观初,他总领梁、陈、齐、周、隋史的编修,并亲自撰写梁、陈、齐史的总论和隋史的序、论。这些序、论,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总结和评论历史得失的短论,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论著。魏征在主修《隋书》时,可供参考使用的资料并不多,魏征就利用当时还有很多隋朝遗老存在的有利条件,亲自去访问和收集。他还很重视私人家传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从中也补充了官撰史书的不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完稿。由房玄龄和魏征共同署名,进呈给唐太宗。唐太宗对他们能在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五个朝代历史的编纂工作,十分满意,并各有嘉奖。魏征以总监之功,赏赐特别丰厚,加封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
除此之外,魏征还奉唐太宗之命,编纂了《自古诸侯王善恶录》2卷;编录《类戴氏礼》20卷。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还有《谏事》5卷、《魏征集》20卷。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保存了魏征许多重要的政论。
魏征的诗文水平也很高,他本人的著作流传至今的,除为史书撰写的序、论之外,有《魏郑公文集》和《魏郑公诗集》。
正己方致胆气豪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在封建社会,即使像李世民这样开明的帝王,在自尊心受到伤害、权威受到挑战时,也难免要生气,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可是魏征辅佐唐太宗17年,不阿权贵,“犯颜直谏”,先后上疏二百多件,他的胆量、底气从何而来?
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封建官场,嫉妒生暗鬼,鸡蛋里头挑骨头,打小报告、背后捅刀子、脚下使绊子,是家常便饭。魏征缘何成为不倒翁?
究其原因,在于他,不仅心怀天下,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在于他具有公道正直、宁折不弯的人格,更在于他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却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魏征曾多次劝告李世民要时刻牢记隋亡的教训,戒奢倡俭,而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于堂堂相府竟然连正堂都没有,还是在魏征患病期间,唐太宗下令停止宫中营造小殿,用造殿的木材为他建造正堂,五日而成,其简陋也是可想而知的。建成后,唐太宗又根据魏征的喜好,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等物品。
魏征不仅自己清正廉洁,连他的夫人裴氏也是历史上出名的廉洁、俭朴的贤内助。裴氏位居宰相之妻,却安贫乐俭,每天纺纱织布度日,料理家事,而毫无怨言。唐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起不了床。唐太宗派出医生去为他治疗。谁知,医生到魏家一看,简直不相信,魏征盖的被子又破又旧,根本御不了寒。医生回来据实向皇上禀告之后,太宗立即派人给魏征送去了丝棉被。魏夫人辞谢说:“他用惯了布被布褥,没有必要添加丝棉被,请皇上见谅。”就是在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下令举行盛大的葬礼,赐其一品仪仗,她仍然谢绝。可见对于戒奢以俭的主张,魏征不只是说给皇上听的,而且自己身体力行。
在魏征染病期间,仍然念念不忘国是。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七月,当唐太宗得知魏征染病,便下诏慰劳,并说:“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爱卿了,我的错误简直太多了。我多想让您到朝堂上给我提意见呀,但又怕您太过辛苦。如果您听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直接给我写奏章。”魏征不顾疾病在身,照样上书,直言不讳地批评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或为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重,唐太宗派遣了一个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待到魏征病危,太宗又亲自去他家,摸着魏征流下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魏征说:“寡妇不担心纬纱少,而忧虑宗周的灭亡。”唐太宗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魏征儿子叔玉。过了几天,太宗梦见魏征一如往常,等到天亮,就得到魏征去世的奏报。这一年魏征六十四岁。唐太宗亲自前去祭悼痛哭,五日不上朝办公。对于魏征的丧葬,唐太宗供给有羽葆和鼓吹乐的仪仗以及佩剑护卫四十人,赠给绢布千段,粮谷千石,命令在昭陵陪葬。魏征夫人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以一品官的礼遇安葬他,羽旗仪仗盛大,不合乎亡者的心愿。”于是退回所有的东西,最后以布幔的车子载着棺木,上面没有漆刻任何文彩做装饰。唐太宗下诏命令百官送灵车出郊外,自己登上禁苑西楼,遥望丧车而哭悼。
魏征死后,唐太宗仍给他极高待遇,赠魏征司空、相州都督,加谥号文贞。太宗亲自攥写碑文,刻碑立于魏征墓上。之后仍追思不已,赠给魏征遗属实封户九百家。还在凌烟阁让人画了魏征等二十四个功臣的肖像,他亲自作像赞,不时去看像赋诗,悼痛不已。唐太宗念念不忘魏征,在朝廷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时常保有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去世,朕于是失去了一面镜子呀。魏征去世后,朕派人去他家,在他书写的信函中得一纸,是刚刚写的草稿,字迹很难辨认,只有前面几行可以看得清楚些,说:‘天下的事,有善有恶,任用善者国家就会平安,任用恶人国家就会动乱,公卿之间,陛下对他们的情感有爱有僧,对于僧恶的,只看到恶的一面,对于钟爱的,只看到善的一面。在爱僧之间,应当十分审慎。如果陛下能做到对于爱的知道恶的一面,对于僧的知道善的一面,去除邪恶毫不迟疑,任用贤能不加猜疑,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了。’魏征遗留文章的内容就是这些。然而在朕看来,仍恐怕不免要犯魏征所说的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文章书写在朝笏上,知道朕有过失一定要劝谏。”
唐太宗把魏征看作是“明得失”的一面镜子,这既是对他们君臣关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魏征作用和贡献的客观评价。
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隆誉,遭到了一些人的妒忌,他们就制造各种流言飞语,贬低魏征,挑拨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借着魏征曾经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犯事,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有人借机攻击魏征结党谋私。又有人攻击魏征,说他把谏诤的奏章,都偷偷地抄录下来,交给了史官,为自己名扬千载,却宣扬君主的错误。魏征去世,没人辩解,唐太宗信以为真,一怒之下,不但令人推倒了自己撰文的魏征墓碑,而且还毁掉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但是很快就悔悟了。那是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被迫撤军。在回师的路上,唐太宗很后悔,就对随行的人说:“魏征如果还活着,他是不会同意我的这次行动的。”回朝后,他慰问赏赐了魏征的妻子,并以少宰的礼仪祭奠魏征的坟墓,重新立起推倒的墓碑。只是衡山公主已经嫁人,无法再嫁到魏家了。
这一波折,说明封建社会政治斗争是曲折和多变的。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魏征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和不可憾动的历史地位。古人把立德、立功和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三个层次,魏征全部做到了,他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堪称楷模。他的贡献是历史性的,特别是他直言敢谏的可贵品格和辅国治世的深刻见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提供了宝贵镜鉴,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文化坐标和鲜明符号,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近年来,我国有关学者对魏征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入,通过搜集和查阅历史文献,先后出版了《魏征研究资料》、《帝王人镜魏征》、《论魏征》、《魏征评传》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论著,使人们对魏征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艺术贡献有了广泛的了解。有关单位联合召开魏征文化建设研讨会,对魏征的历史地位作了深入探讨和进一步的了解确认。对于魏征的研究,已不限于学者们的考证、研讨和论述,文化艺术工作者还以电视剧的形式广为传播,如电视剧《大唐名相》、《梨乡情话》等。此外,还有描写魏征的长篇传记小说《大唐名相魏征》。
魏征不仅在有唐一代受到朝廷的祭奠,作为陪葬,将其葬在皇陵旁边,画像以示表彰,而且地方和民间也予以纪念。在山西原平桃园村,也有魏征墓。当地传说,魏征曾经在此地做过官,并造福一方。当地在村旁河边的梁上为魏征修建了衣冠冢,现在仍然保存完好,可见大大的黄土丘,立有石碑,注明魏征墓,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在魏征的家乡晋州,为纪念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的魏征,于1994年10月兴建了魏征公园,占地706万平方米,是一座集纪念、观赏、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整个公园以魏氏宗祠为主体,建有魏征像、千秋金鉴大殿、兼听阁、载舟湖、金镜山、“民本、国宁”双桥、“思危”双亭、魏征返里垂钓处、重阳登高处、相苑牌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