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阴历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空旷的北京西客站月台上，邓传福与另外两个人焦急地匆匆钻进一列开往武汉的高铁列车里。当列车长知道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时，立刻热情、激动地要把他们引进一等车厢，因为，他们是奔赴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逆行者”。

　　邓传福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9医院副院长，2006年退休后成为百望服务管理中心的一名军休干部。大年二十九那天，邓传福正帮着老伴儿李碧玉收拾家务，突然接到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解放军总后卫生部部长张雁灵的电话，说为了尽快扑灭武汉病毒疫情，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复制2003年北京创建的小汤山SARS定点医院的模式，盛情并急切地邀请他们作为“武汉市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指挥部顾问”，请他们火速驰援武汉，帮助、确定筹建方案并指导施工。原来，他俩在2003年“非典”时期建设小汤山医院时，曾经是一对并肩抗疫、有过一段“生死之交”的老战友。

　　当时，张雁灵是小汤山医院的院长，邓传福是副院长。他俩临危受命，仅仅用7天时间，就创造了建成小汤山医院的世界奇迹。不仅如此，医院更是创造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死亡率最低的佳绩。所以，当邓传福听到老领导、老战友的召唤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我去”！老伴儿李碧玉也紧跟着说“去吧”！

　　正值庚子鼠年之交，大年三十的各种票都买不到，邓传福三人只好买了大年初一的高铁票。坐在高铁列车上，邓传福、张雁灵和医师协会办公室主任郭海鹏一直在热烈地讨论着。由于疫情来得太突然、太猛烈了，疫情阻击战变得刻不容缓，武汉市的领导要求首先筹建火神山医院，再建雷神山医院，两所医院都要求在6天内建成。可是建医院可不比堆乐高积木，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么快的建筑速度呀！列车上的三个“逆行者”真是心急如焚。

　　突然，邓传福的手机响了，是儿子和儿媳妇打来的。他的儿子媳妇都在美国工作，已经有了三个可爱的小宝宝。本来他老两口不想告诉孩子们的，但是武汉的疫情已经世人皆知，孩子们也很关注，他们从微信上看到爸爸在车厢里跟列车长合影的照片，立刻就急了，说你们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呀？！人家都从武汉往外跑，您却从外往武汉里面跑，多危险啊！再说您已经七十挂零的人了，身体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那么严重，血压也高，睡眠也很差，能挺得住吗？再说十七年前您已经临危受命为战胜非典出过力了，况且您也退休十多年了，早就应该颐养天年了，跟领导说说让别人去不行吗？万一您……说着说着儿媳妇就哭起来了。邓传福心里也很难受，但他坚定地对孩子们说：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传统理念。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一名老党员、老军人，更重要的是我有建设小汤山医院的经验，不仅能看得懂那些建筑图纸，而且对医院感染和传染病也很熟悉，比别人有优势。其实，我对于生死已经无所谓了，只希望祖国越来越好，老百姓幸福平安。退一步说，即使我有一万个理由不去武汉，但以后我该怎么面对自己呢？我一辈子都会愧疚的！更何况工地上几十上百辆巨大的挖掘机已经整装待发，只等我们一行人拿主意、出方案了。听了邓传福的一席话，孩子们也理解了父亲的决定。

　　当天中午，邓传福三人抵达武汉，没吃饭就立刻赶到会场，参加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去了，那里有上百人在等待着他们。市委、市政府下达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请邓传福他们协助武汉筹建两所定点传染病医院。时间很紧迫，他们要做的事情一是听取新建医院的汇报；二是回答并讨论提出的问题；三是查看施工现场；四是对图纸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使科室分布、流程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呼吸道传染病院“三区、两廊、一带”的严格要求；五是严格要求施工单位的工程质量。考虑到建设火神山医院在先，他们就立刻动手修改、审定火神山医院的方案，然后再“复制、粘贴”给雷神山医院。

　　接下来的10个小时里，邓传福他们就被一大堆参会者包围了，拿着图纸一起回答并讨论了指挥部下设的十多个小组提出的上百个问题。

　　首先是医院的性质问题。是收治已经确诊并隔离在院治疗的病人的专门的高级别的传染病医院，还是仍然保留有门诊部的传统的传染病医院？邓传福提议，决定取缔门诊部，只接受从下一级机构上送的已经确诊的病人，疑似患者还是由普通医院的门诊部去接待。因为，如果设立门诊部，就会有无数的患者和家属蜂拥而来，非常不利于住院患者的收容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床位和设备问题。火神山医院的设置床位是1000张，为了防止医院感染和节约资源，把原定60张的ICU床位减为30张，3台CT机减为2台。原定3间的手术室减为1间，并且不配置专职手术室人员，有需要时指定另一家医院带领手术组专门负责，以保证住院的确诊患者突发急腹症或妊娠的应急需求。其次是病人分级分区问题。建议根据病人的病情分为危重、较重、较轻三类，然后从重到轻酌情分派病房，ICU病房收容危重患者，较重病人收在平房病房，轻症患者则安置在两层楼的病房里。

　　第三个问题是区域布局与科室设置。建议将检验科、CT室、检查室、手术室等集中统一管理，方便患者就近前往，而药房则安排在清洁区内即可。关于检验科的工作由谁来承担，邓传福提出绝对不能指派外包的公司来做，必须使用自己医院的检验专业人员和大型生化仪器，才能保证检验结果的高质量，保证能够实时监控患者检查结果的动态性，否则就无法满足医护人员随时随刻检视结果的要求。

　　疫情突然来袭，人们惊恐万状，局面纷乱如麻。但是邓传福他们一来，人们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心里踏实了许多，毕竟他们经历过“非典”战役，并且有建设“小汤山医院”的宝贵经验。

　　重要的问题逐一敲定后，邓传福他们当天晚上就冒雨到了火神山工地。面对着5万平方米的泥泞坡地，无数盏灯光照得工地如白昼般明亮，想象着几天后就要在他们的手下焕然一新，他们心里不由得充满了对建设者们由衷的敬佩与感动，对自己赴汤蹈火逆行而上的举动充满了豪迈之情。

　　他们每天都要下工地视察，发现问题随时纠正，有不同意见立刻沟通，耐心解答各种问题。在三天多时间里，他们在工程指挥部召开了3次大会、几十次小会，火神山、雷神山两个工地来回跑。在大年初二的一次大会上，为了帮助工人们理解空气流动性问题，邓传福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年世卫组织的专家到小汤山医院来视察，一位外国专家把点燃的烟头放在负压病房的门缝处，仔细观察烟雾的流动方向是否正确，以此检验负压病房保护患者的有效性。

　　那几天，他们天天像打仗一样，冒雨奋战在泥泞不堪的工地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吃饭基本上没有钟点，都是简单的自助餐，经常去晚了就没菜了。但他乐此不疲，忙得不亦乐乎。然而毕竟是七十挂零的人了，年龄不饶人。邓传福劳累了一天下来，浑身跟散了架似的，有几次甚至感到头晕目眩。他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必须服安眠药才能睡一会。幸亏临出门前老伴给他绑上了护腰，否则这几天真说不定扛不过去了。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不沮丧。

　　让他感到宽慰的，一是现在的条件比“非典”时期好多了，只要事先把前期工作做好，把地面、道路、排水修好搞好，把各种管道挖好、埋好，把集装箱式的整体病房吊装到位，然后把马桶、洗脸盆等安装完毕，把病床、柜子等安置到位，铺上被服就可以住人了。二是前几年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时，中国生产了大量的集装箱式的整体病房并囤积在武汉，没想到现在却在当地派上了大用场，从而为加快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速度创造了条件。

　　在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帮助支援下，两所医院预期完成的计划已基本完成，一批批确诊患者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医院，一批批治愈患者也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家中，基本实现了“应收尽收，刻不容缓”的目标，中国人民战胜特大疫情的曙光已经在东方的天际边煜煜生辉。

　　邓传福前后十七年两次受命抗击疫情，虽已退休却临危不惧逆行“抗疫”，为协助武汉争分夺秒地筹建了两所定点传染病医院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经验，不仅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临危不惧、冲锋陷阵的革命精神，也表现了一名军休干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英雄本色。对于大家的赞扬，邓传福却谦虚地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老兵，也只是代表所有退休医护人员做了一件份内该做的事。为此，邓传福把“逆行抗疫”的感想写成了一首小诗：

　　大疫突袭大武汉，

　　万家惶恐万般难；

　　老兵奉命战荆楚，

　　笑看魔降火神山！


　　（写于202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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