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印象中的父亲总是不苟言笑，脸色冷峻，严肃的有点怕人。什么大番小事，我们总是跟母亲倾诉，从来不会找他。无论小时候放学到家，还是工作后下班回家，哪怕是在田间做活到家，进门第一句话往往是：“妈，我到家了”。如果第一眼没看到母亲恰好父亲又在，脱出而出就会问：“我妈呢？”

　　严格地说，父亲不讨人喜欢。就算他很少骂过我们，从没打过我们，但他的表情让人害怕，他的眼神让人敬畏。跟子女说话很冲，像吃过枪药似的，又像英语倒装句。比如喊我们吃饭：你不吃饭吗?比如叫我们上学：你不上学噢？比如喊我们起床：你不起床吗?如果我们问他一件事怎么做，他会反问：你说呢？明明可以好好说话，非要冲人噎人，从不考虑子女感受！如此反复，谁还敢和他说话。非找父亲不可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变通一下，跟母亲说，母亲再找父亲，母亲就承担起了翻译官外交官的角色！

　　15岁那年夏天，我凌晨4点半被叫醒起床放牛，等我磨磨蹭蹭，醒了霉，穿了衣，洗过脸时，父母哥哥们已经上山割麦子了。我站在石磙上往牛背骑的一瞬间，黄犍牛一个跳跃，重重地把我摔到地下。胳膊疼得像触电似火烧。

　　父亲下山后，看着我撕心裂肺的哭叫，既不安慰也不抱怨，拉着我就去四里外的隔壁村庄找马姓剃头匠，正在犁地的马大爷停下农活，脱只鞋子朝屁股底下一坐，将我的膀子耽在他的腿上，不顾我的疼痛，硬捏硬拽几下就说已经好了。

　　回家后，父亲继续上山劳作，我连续疼痛几天不见好转，而且膀子肿得雪亮像小腿粗。大约第七天，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城就医。颠颠簸簸40里路，石牛山那个S型转弯大下坡，货车来来往往，灰尘蒙眼呛鼻，父亲稳住车把，紧张的衣服都汗湿了。

　　医院那个姓马的医生，举着片子，逮到父亲狠狠熊了一顿：“天大笑话，剃头匠要是能治骨折，还要我们医生做什么？开刀开刀，住院住院！”好像是去姑姑家一下，又去叔叔家吃了饭，婶婶说：“天太热，秋天来开刀吧。”

　　返程中，上坡多，很费劲，我时常下车走一段。父亲一路无言，看出来心情沉重。也许父亲在想，正是夏收大忙时，麦子半天也不能耽误，住院、手术的钱又从哪来？

　　第二天鸡叫头遍，父亲又骑车带我去仇集镇龙头港，去找一个叫王唯一的接骨神医。传说这人名气很响，县里好多领导、局长家的孩子都去找她医治。一路向西，翻山越岭，翻过华岩寺、高山坪、棋盘山、黒头港、龙头港，几十里的山路，可以骑行的路段5里都没有。路上，采山里红、酸枣子吃，到西瓜地砸西瓜吃。

　　我一直弄不明白，那么热的天，那么多的山，那么远的路，父亲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几乎一路都是沉默的。如果我是抱养的，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为我求医？问题是，父亲问路时和别人说话很多，吃瓜时和瓜农谈笑风生。

　　神医为我医治的过程，极其痛苦，就算三次注射麻药都无济于事。严格地说，我是在大叫嚎叫惨叫声中完成“手”术的。父亲像杀猪一样按着我，我清晰地看到他两只眼睛都流出了眼泪。

　　在神医家的那个不眠之夜，我再疼也强忍着，尽量不哼，我想让父亲多睡一会，可是，我哪怕再轻微的翻身，都会使父亲立马下床静静的看着我。其实，我一夜没睡，父亲也只是眯着眼而已，他也是一夜没睡，听着我的一举一动。

　　次日下午就回家了，以后是神医每周一次登门换药。回家山路崎岖，父亲多数推车，很少骑行。仍然很少说话，只和我说他做了个梦，梦到山上一大片野马追，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一个人收割，一担一担往家挑，一点也不累，去供销社药材收购站，卖得好多钱。父亲说，收多少亩麦子也抵不上这片野马追。

　　这是我印象中，父亲和我一次性说过最多的话，也是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交流。直到后来，直到我工作，我们仍然交流很少。父亲做过多年村组干部，他对别人春风满面，对村邻笑语相迎。他有着崇高的威望，村民家大到婚丧喜庆，建房买车，小到写封家书，孩子取名，甚至邻里纠纷，总会找到父亲去帮他们想办法，拿主意，做个主。和我们不说话，和别人话很多。如果家里来客，他在饭桌上有说不完的话；他召集"班子"成员在我家开会研究农事，好像都是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可是，他就是对自己的子女板着面孔，极其严肃，从不啰七八嗦嘻嘻哈哈。

　　所以，我们全部是和母亲说话，和母亲有说不完的话。

　　2009年2月20日，74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交流不多，但怀念父亲，一刻也不停过，他能让7个孩子都读书，这在文盲遍地的山村，也是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是世界上最严肃的那个人，是心里压力最大肩上担子最重的那个人，是最孤独的那个人，是最难懂的那个人，是爱你最深却又不善表达的那个人！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