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醒”和“装睡”

    睡着和醒来是人的生理状态，而“装醒”和“装睡”则是心理状态。医学可以改变生理状态，比如把睡着的人唤醒，但却很难改变心理状态，把“装睡”的人唤醒。同为惯性作用和应激反应，“装醒”比“装睡”更凶险。

    就动物天性和自然状态考量，“装醒”和“装睡”皆疑似病态“特异功能”，虽然外部诱因千差万别，但内部“病理”如出一辙：不是趋利避害，便是紧急避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刻意“装醒”也好，急中生智化险为夷的故意“装睡”亦罢，只要装得不违法度，便属“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的公民自由；只要无碍公序良俗不损公共利益，便属旁人管不着的个体“活法”。

    普罗大众“装睡”，大多出于被动和自保。比如对公共事务或热点事件反应，有人迫于外部压力，学驼鸟假装看不见做“睁眼瞎子”；有人忌惮“因言获罪”，选择沉默装“会说话的哑巴”；有人为规避风险，选择“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有底线发声。“装醒”则纯属主动刻意为之，多非外部压力所迫。比如，有人为显摆“境界”贩卖自己不信的“心灵鸡汤”；有人为卖弄“站位”兜售自己不懂的“正确废话”；有人为投上所好故意指鹿为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等。对个体而言，“装睡”毕竟捍卫了人格完整；“装醒”则病变出多重人格和精神分裂，鲁迅先生曾警告：“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公众人物担负公共责任，置身众目睽睽之下，倘若“装睡”不担当不作为，则容易招至舆论吐槽和问责追究；而“装醒”藉以其蒙蔽性和欺骗性，则不易闪失穿帮露出马脚。既然“装醒”比“装睡”更安全，聪明者自然趋同选择前者。所谓监管缺位，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装睡”，假装看不到不去监管；另一种是“装醒”，假装看到去监管，实则掩人耳目走过场，导致问题屡监不止愈监愈烈，有监管比无监管更严重。一些“公知”，既掌握改革话语权，又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当改革“动到自己奶酪”时，他们就会处心积虑“装醒”：要么充耳不闻民众改革呼声，要么用“权威理念”误导改革舆论，“乱‘话’渐欲迷人眼”。少数“公仆”擅长“装醒”，说起简政放权慷慨激昂，临到“割自己命”时，则“鸡肋心理”杂音不断；个别官员对吏治歪风“深恶痛疾”，当整饬风纪到自己头上时，又叶公好龙抱怨“管得太严”“不敢做事”。可见，对公众人物而言，“装醒”危害度要比“装睡”破坏力大得多。普罗大众“装醒”或“装睡”，顶多影响个体品象；公众人物“装醒”或“装睡”，至少攸关公共利益，甚至祸国殃民。

    “装睡”可诉诸感官，通常更易现形；“装醒”因难被察觉，每每遁于无形。“装醒”不被唤醒，势必引发“病毒”感染，致使“装睡”传播扩散。钱理群教授曾语出惊人：“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时隔多年再聆是语，依然切中肯綮振聋发聩。试想，假如大学“装醒”不被唤醒，就会有更多“善装演员”巧言令色祸害社会。曾几何时，一些自诩他封的“文化学者”粉墨登场鱼贯“装睡”，你方唱罢我登场地炮制兜售有毒“鸡汤”。虽然打着“传播正能量”“启蒙大智慧”等唬人旗号，传递的却是模糊善恶是非、阉割自由思想、分裂独立人格、麻醉公共精神的负能量，用他们的“装醒”催眠拥趸粉丝们“装睡”。有人选择性诠释孔子思想，只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讲“是可忍，孰不可忍”，用意图伦理误导催化冷血麻木；要么只讲“以德报怨”，不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灌输逆来顺受奴才心态。更有甚者，揭竿“慈爱”“感恩”“知足”等幌子，频抛荒诞不经奇谈怪论，为逆来顺受的“精神胜利法”扬幡招魂。比如，“凭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之类的“防霾论”，就因悖论逻辑颠覆常识辱没智商，引发舆论哗然和网民嘲讽。

    “装醒”是良知沉睡的真睡，“装睡”是良知清醒的真醒；“装睡”不用叫醒也永远叫不“醒”，“装醒”亟待叫醒却屡屡错过叫醒。鲁迅先生揭示：“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如同奴隶被迫奴才自愿发作机理，“装睡”与“装醒”也存在被迫和自愿分野。唯如是，“装醒”比“装睡”更需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