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短暂,恰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我已经接近望五之年,转眼半生已过。大约到了怀旧的年龄了吧?现在闲下来,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想起自己上小学上初中时候的一些往事。有时候这些情景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当真是魂牵梦绕啊。

  小时候我的脸上有一片一片的癣。在医院工作的叔叔拿了一些“肤轻松”让我抹在脸上。癣一片片的长在脸上不仅丑陋,而且还奇痒无比。痒的时候又抓又搔,把面皮都抓破了。白色的肤轻松软膏抹在脸颊上,鼻子上,眼角,像煞了戏剧舞台上的奸臣严嵩。于是他们就幸灾乐祸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白脸”。男生女生都一起叫。尤其是跟他们有矛盾的时候。他们吵不过我,喊我的外号就成了杀手锏。“大白脸,大白脸,大白脸”地叫着。我无地自容,也曾经跑到班主任那里告状。班主任也曾给我伸张正义。可是印象中好像这种起外号的风气没有被禁绝。就好像现在的孩子喜欢打网络游戏一样,那个时候起外号也是我们的一个乐趣,也是一种时尚,简单的说服教育是禁止不了的。

  我们管长得矮的同学叫三寸丁,甚至直呼武大郎;我们管个儿长得特别高的同学叫晃杆;我们管长得胖的同学叫胖猪;我们管皮肤长得黑的同学叫黑蛋儿;我们管跑得快的同学叫兔子……好像当时也没有人记仇,龇牙必报。被别人叫着外号,哭过,嚷过,告老师过,过后也就忘了。小孩子嘛,都是少心没肺。刚刚人家叫过自己的外号,委屈地想哭,转眼扭过头来就骂别人,也是喊着他们的外号,看着别人哭,自己咧嘴大笑了。那个时候为了吵骂方便,我们班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外号。只是有的能够突出个性,有的个性不突出而已。

  我不知道我下面的称号算不算做外号。上育红班的时候,我们班人数不多,却几乎人人有职务。我现在忘记了,是老师任命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封的。我们的班的班长记得是十三个。就像《隋唐演义》里的好汉排名,从大班长二班长一直排到第十三班长。我就是其中的五班长。我也忘记自己具体负责什么班级事务了。不过这一直是到现在我最光辉的履历了,五班长这好歹也算当时我们班领导团队的中层了吧。

  还有个外号跟我讲故事的天赋有关。我们班有三个能讲故事的人。其中一个他的父亲是老师。他父亲有个学生当时混黑社会,打架劫道无所不为,后来风云际会成了有名的乡镇企业家。这种传奇的经历很能激发孩子们强烈的猎奇心理。他也许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吧,自己又添油加醋进行了深加工。一个街头小混混成长为一个著名企业家的传奇故事就被他讲得有鼻子有眼了。每次上体育课,赶上天气不好,外边不是刮风下雨,就是雪花飘飘的时候。班主任就会叫到他,“来吧,来讲台上讲故事,继续上回的讲”,那个长篇故事都被他讲成评书了。他也因此被赋予某种特权。冬天我们的教室取暖用的是煤火。每次到了下了课,男生们都争先恐后地去上火台儿烤火。而只有他坐在火台儿边儿没人给他抢。“我烤好火,上体育课的时候给你们讲故事,你们要给我抢,我就不讲故事了”。

  还有个同学,他讲的故事是舅舅系列。现在想来,他应该是借鉴蒲松龄先生那一套,走的是魔幻套路。他的舅舅跟得道高僧学过,不仅武艺高超,轻功过人,而且还未卜先知,有预测的超能力。印象中最神奇的就是,他半夜起来解手,都不用自己打开开关。只要口中称一声“开”,灯就亮了。这大约就相当于现在的声控灯吧。不过当时是80年代初,他的舅舅难道是高级工程师?

  接下来就是我的吹牛大王系列了。当时我从表哥那里借来了一套连环画,名字就叫《吹牛大王历险记》。下课了,我打开连环画看,笑得“咯咯咯”地出了声。于是有些同学就缠着让我给他们讲。可是我给他们讲,他们又觉得这故事太离谱。“大野猪的獠牙钉在了树上,他用砖将他拍得更紧、在猎枪里的撞针被碰掉的情况下,他用重拳击打眼睛,眼里就冒出了火星,点燃了猎枪的火药,于是收获了很多野味;为了抓住野鸭,他用一块猪油拴在绳子上,野鸭一吃一拉,一下子整个池塘里的野鸭都被穿在绳子上了,然后所有的野鸭带着他飞到了自己的家里……”这些离奇的情节,再加上我绘声绘色的表演,添油加醋的演绎。他们睁大了眼睛,听得一愣一愣的。过后他们就来借阅我的连环画,我才不借给他们呢。借给他们了,我给谁讲故事去?

  我们班里这三位故事大王也被人起了外号。因为我们讲的故事都有些夸张成分。在外人看来就像吹牛。在我们这里有一个词对应着吹牛“抡”。于是我们被他们喊做,“三大抡”,“四大抡”,“五大抡”。我不知道这个序号是怎样排的。反正“大抡”“二抡”是谁我忘记了,或许就没有。我就像被封作五班长似的,这次恰好又是“五大抡”,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缘由。

  现在做了老师,我把学生的安全当做头等大事。不仅不允许他们打架斗殴,还禁止他们搞语言攻击,比如说给别人起外号。可是我们小时候拿起外号当乐趣。这些年少时被人起的外号,有的给我带来的是屈辱,可也有的是荣耀。不管荣耀和屈辱,现在隔着历史的尘埃,历久弥新,想来都是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