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城

　　我是2000年来北京上学的。

　　那时候，哪有动车啊，从老家进京的都是过路车，站台也不太亮。主要是车厢的位置感觉每次都停不准，也许是站台上没有现在的标示，哪节车厢停哪，所以每次都找不准。站台的工作人员往往一指，那边，也不知道具体是哪。

　　最重要的是，停车时间太短了，就两三分钟，不像现在动车似的，车门全都自动开启。即使是快车也是一个车厢就一个门，站台低，车厢高，有台阶，拿东西特别不方便。如果对停车位置的预判不准就要追出很远，都拿着东西，都怕上不了车，都抢着上车，那叫一个乱。每次上车，都跟打仗似的。据说，还有真上不去车的。

　　当时，我就发誓一定要生活在一个有始发站的城市，提前半个小时上车，下车也不用那么着急，踏踏实实的多好。就凭这一点，我就特羡慕北京。

　　虽然要坐一宿车，但从来就没买到过卧铺，因为买不着。而且排队买火车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哪像现在摆弄一下手机就行了，而且还有黄牛，小地方还流行找人。我们都搞不定，因此能买到一张坐儿票就很不错了，站着也得回去。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话确是真的。站票肯定卖出去不少，因为感觉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厕所门口都是人，要是像上厕所比如从人丛中挤过去，把倚靠在厕所门口快睡着的人扒拉开，也要怀有很大的歉意，而且往往厕所里还有人。所以，上了车要是坐下来就最好不要动了。

　　我肠胃还不太好，容易坏肚子，要是刚上在火车上上厕所那就要了命了。所以和马拉松一样，最好提前排空。在火车上逐渐养成了不吃、不喝、不睡的习惯。据说火车上小偷多，《天下无贼》就是演这个的，虽然我没有遇到过，不过都这么说，小心一点总是没有坏处的。

　　下了火车，一个人拉着个一个特别大的大行李箱，感觉就像再也不回家了似的。现在出门几乎没拿过箱子，可能有阴影吧。

　　到北京，出了公主坟地铁，奔学校就要找374路公交车站，报到通知这么说的。找了变天也没找着，我自认为我的方位感还是不错的，大概齐应该就是这块地方了，我就打听，一个人说前边，我就往前走。走到一个站牌了，有挺多车的，但就是没有374，我就问。他们说，后边呢。我就往回走。我一看这不又回来了么，我就又问，有人说，就这儿。我说哪儿啊，我也没看着站牌啊，人家说，没有站牌，就这儿。


　　2.公交车与自行车

　　在学校安顿好了，就经常要出去逛，那时候只有两条地铁，很多地方都到不了。学校周围没有地铁，据说现在快有了，都20年了。

　　那时候要是去远一点的地方主要就是倒公交车，怎么倒，主要靠问，靠看地图。没有现在的导航，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很麻烦。而人的记忆力很有限，最主要的换乘路线只能记住几条，这很大限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出行范围和流动性。

　　自行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就把老家的自行车通过火车托运过来了，这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里买的，骑着顺手，而且托运费要比再买一辆自行车的费用便宜很多，反正家里人没人骑了。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有了自行车，出行的范围和自由度就高了很多，大街小巷都骑遍了，骑车让我近距离的认识了北京。这个城市确实有味道。

　　但是当时在管理上也确实有它的问题，在一个公交车大站竟然没有站牌，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当时的管理还是比较粗放的。其实北京有很多河道，但是特别干净的不多，当时昆玉河算是一条。

　　为了了解真实的北京，我和舍友们决定骑车环绕一下北京，早上10点出发、晚上10点才回来，本来是一直想沿着四环骑的，但是骑着骑着，就没有辅路，不得已在南部绕行了三环辅路，一路上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差异，南三环与北四环比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而且南部还有很多臭水沟，环境差很多。好像好有一些工厂。东边也感觉比较乱，还是感觉西边好一点。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有一个人骑丢了，着急了半天，最后发现他找就原路返回了。不像现在通过微信的位置共享，怎么可能骑丢？

　　但是最郁闷的是，此后没多久把自行车给丢了，心疼极了。

　　想买一辆新的吧又觉得贵，而且公交也能坐，也有人建议买二手车，但那时候二手车市场有很多赃车，对于一个学法律的人内心有一种抵触情绪，后来干脆就不卖了。偶尔需要就向别人借一下吧，主要线路的公交也知道了。

　　想想现在的大学生多幸福，到处都是共享自行车，而且每一辆摩拜的自行车都比我那辆车好，最大的好处是不怕偷，这真是太好了。

　　据说一开始也有人偷共享单车，还有破坏，到最后也被共享单车的海洋淹没了。偷车的这个行业也宣告破产了吧，因为已经没有一个买二手车的市场了，需求决定供给吧。还有三轮蹦蹦车，这个行业治理起来特别难，共享单车来了全治了。剩下的基本都是自己代步用了，因为短距离出行这个行业已经解决了。

　　城市在不经意间就得到了治理，与其说是治理，不如说是自我进化吧。


　　3.买书与电商

　　没了自行车，出行确实受限了，但随着年级渐高，也确实应该收收心了，所以没有了也到省心了。本来就喜欢看书，所以慢慢的生活就变成四点一线，主要是在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和海淀图书城之间度过的。

　　海淀图书城后来成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当时的海淀图书城还是很有人文气息的，虽然有点原生态，与海龙电脑城什么的距离也不远。大小书店都有，专业化分工，市场化运营，好处就是有些折扣比较低。还有很多旧书，滞销书，价格更低。

　　一方面，我会淘一些新近出版的法学著作，但是给我的感觉真的很怪，就是新的作品真的出版得很慢，好书也特别少，可能也是因为我去的频率比较高的原因。工具类、教材类、泛教材类法学著作、主编类学术大部头多，看着就没有胃口，有原创性、有新意、有意思的特别少，好一点的主要是翻译过来的作品，丹宁勋爵那套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其实我更愿意淘的是专业以外的书，也就是杂书。尤其是三联出版的书，都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感觉也没有那么有意思了，现在好像看得更多的是中信的书，感觉这几年中信出版的书，大部分我都看了。

　　当时的视野很有限，选择余地很有限，认准的就是那一两家小书店，老板也熟，折扣能多一点。但是书就那么多，有时候有机遇能挑到一两本好书就很开心了。那时候好像感觉除了买书也不买什么东西，其实现在基本也是。

　　所以淘宝这些电商出来我是很后来才知道的，可能直到上班以后因为生活在郊区，用得才多起来。当时主要是用当当买书，再后来是亚马逊。现在好像几乎一切都是从网上买的吧。

　　现在，偶尔会去万圣书园逛逛，主要是找找感觉，就像回到学生时代，有一种放松愉悦的感觉，而且确实会发现一些好书，这是网络书店的推荐算法算不出来的。人的寻找和推荐确实有算法不可替代之处，但是从那里买到书比例太低了，网络还是主渠道，看到比较贵的书还是会从网上下单。

　　据说淘宝这些电商，是从非典那一年起来的，因为出不去所以就养成了这种网上的购物习惯。现在又到一个轮回，简直是魔幻。但是我和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看到这是一个趋势，只是发现学校里怎么多出这么多包裹啊，一问是淘宝。

　　这次疫情也会注定成就一些新的互联网公司，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请大家看电影的字节跳动？我爱人现在就很迷抖音，还是知识付费的公司，我儿子上不了幼儿园，天天在家听凯叔，当然还有得到、吴晓波频道这些我听的平台，还是线上办公平台，我说不好。

　　BAT已经是基础设施了，就不用说了。目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送货的就只有京东和顺丰吧，尤其是京东自营真是很厉害。别的仓库可能被封、被控制，人也可能上不了班，发货也可能不顺利。但是京东自营为什么可以在这种非常状态下保持高效的稳定性？这就像美军可以在二战战场上喝到瓶装的可口可乐一样。你要想一想它背后的供应链和组织体系，想想真的很可怕。

　　有个朋友因为家里有两个小孩，住在高楼层，这段时间因为不敢用电梯，所以好长时间不敢小楼。我问那买菜怎么办？全靠快递送啊。其实应该是生鲜电商吧。所谓的快递、电商实际上支撑了这个城市生活的供应链体系。即使是在武汉，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有快递小哥在送货，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英雄，他们当然都很勇敢。但他们不是自发形成的帮助团，他们是这个经过长期演进、孵化的互联网商品流通体系，由深谙人性的算法支撑，控制着这个社会的运行。

　　这是市场规则的互联网化，是社会运行的算法化，是社会管理的自组织模式。在没有领导发号施令的情况下照常运行。他们经历过压力测试，每一次双十一都是电商和物流的一次大考，算法会预测物流的提前走向，可以提前将你想要的商品配置到你家附近的快递站。所以双十一最快的单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拿到货，这就是算法的力量。

　　当然这背后是由巨大的商业力量推动的，也就是那只无形之手。其实进化也是一只无形之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几乎不用现金了，我也没有想到，记得以前老得去取钱什么的。现在好像有没有现金都没事，只要有手机。

　　社会在飞速的进化，但是因为我们在车上，感受不到它的速度。


　　4.通知

　　说到手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记得上学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发通知。因为联系个人特别难，我们学校主张不同系的人住在一起，因此一个宿舍基本没有一个班的。全班40多个人分散在3个宿舍楼的30多间寝室之中。怎么通知？

　　为了一个事，往往要贴好几个通知，三个宿舍一楼的布告栏要贴各贴一个。然后拿着201卡，先给班委打电话，抓到几个就分一下工，每个人串门也好、打电话也好，再口头通知。每次都一样，真叫层层传达。其实电话也很难打通，晚上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泡电话粥给男女朋友打电话，而一个宿舍只有一部电话。

　　如果要是系里边搞活动，那宣传板就显得很重要，一共没几块宣传板，还要抢着用。如果举行讲座这种重要活动还要在食堂、教学楼、全部宿舍楼的布告栏贴满通知，以保证上座率。因为也没有任何其渠道对这些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告知。虽然也有学校的网页，但是用电脑、上网都不方面，大家不可能及时的看到。

　　有了手机之后，传播消息变得方便多了，可以发个短信，告知一些节点人物，比如其他班委、其他班长、其他系主席，再通过他们传播这个消息，效率就高多了。重要的是你能够确定的联系到他，不用费尽周折的等待。只是发多了费钱。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要发好多短信，还有群发短信，记得提前要充手机话费，要不然很容易发没钱了。而且还要提前发，从而可以避开信息拥堵。短信老拥堵，为什么人家微信就不拥堵呢？还不要钱。现在多方便啊，通知一个什么事拉个群就行了。

　　记得最早有个校内网后来是人人网，分散的高中同学可以留下共同的记忆，保持联系。现在有了微信群，干啥都在微信群，工作、生活、亲情、学习、娱乐都在群里，疫情期间每天报告身体正常，也都在群里。

　　记得非典的时候，每人发一个体温计，班长做一个表，大家轮着填表，这个表就在三十多个宿舍里传来传去，效率有多低。索性学校封闭了，都在学校里，倒也好找。

　　现在连一个小区都有一个微信群，我们小区就有，不知道是哪一年交物业费的时候让入的，物业公司经理弄的，有事在群里发一下，乱停车啦、乱丢垃圾啦，在群里说一下，物业人员就去了，两边都方便了，也不用着急打电话找人了。过年期间口罩不好买，药房进口罩可以登记预定，也是在群里知道的。各类大小道消息也都有，扯淡的时候也有，总之满足一种社区性的社交行为，也是一种社区自组织吧。

　　现在又到疫情期间，网上、电视上都在发布寻找一些车次乘客的信息，因为有些车厢的乘客疑似或者确诊了，要对密切接触者赶快进行医学观察，这与17年前的非典何其相似。

　　但是这种广而告之的找人效率不高，这与我当年在宿舍楼底下和食堂门口贴通知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概率性的关注可能，不是点对点的传播，精准度不够。

　　现在都已经实名制购票了，按理说都知道是谁，但据官方说还是不好找。还是一个小姑娘机灵，下车之前主动建了一个群，嘱咐大家回去都报一下平安，有谁发烧或者有情况赶紧说一声，真要事都在群里好找，大家心里也踏实。

　　其实这个事大家都有需求，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病毒的传染者以及受害者，但是要想主动关注网上的车次发布信息，就变得不那么现实。那么多车次信息谁会天天看，就像对于宿舍布告栏的通知，我们也不会天天看。这也是为什么还要口头通知的原因。

　　但是微信群如果发布个信息，尤其是通告或者被@了，往往还是会看一下。因为我们这知道这个跟自己有关系，这是一种强相关性，所以我们会关注。而且微信具有强粘性，我们每天都在用，所以不麻烦，无需额外的关注。

　　但是对于那些官方的公众号信息，虽然我们也是订阅者，但我们很多时候不会仔细看，甚至不会打开。因为公众号太多了，对这些官方信息不是那么感兴趣，还有的根本就不关注。那这些车次信息他有怎么可能知悉。

　　但是如果就是同车厢的微信群呢？如果一旦有信息，你就是就是出事了，你要关注。这种直接的关联性增加了关注度，因为这是有效信息。而且有提醒机制，可以形成点对点的通知效果。

　　这就是想当年群发短信一样，大家一般都能看见。因为那时候每条短信几乎都是有用的，因为当时都没有智能手机，更不会有其他社交平台，短信也唯一的信息发布渠道，而且垃圾信息也不多。信息的有效性很强，所以我们的关注度高。

　　现在的短信地位已经下降了，如果你现在给发的是一条短信我基本是不看的，事实上我都好长时间没有怎么看过短信了。后来我发现我是把短信的提醒功能都关了，根本都得不到提示。而短信基本也没有正经事，很多都是广告、垃圾信息，再就是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如果认识的，基本都加微信了，有免费的微信谁会发短信呢？所以有微信就够了，基本不看短信，拜年都用微信。短信基本就成了鸡肋。有个别老同志用微信用得少的，着急的时候需要额外发个短信，其他基本没有使用价值了。如果可以卸载的话，我会把这个程序卸载了，可是它不是一个APP，卸载不了。

　　微信确实就是我们日常的通讯工具，这与当年的QQ有很大的不同了，因为QQ只是年轻人用，范围有限，当时主要是电脑上用，只有在用电脑上网的时候才能用。而且感觉都没有什么正经事，都是分散在各地的高中同学在用，大学同学只有毕业了再会弄个QQ群，上学的时候反而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粘性还是不够大，这种黏性是以人身依附程度为准的，就是黏在身上的意思。因为手机上没有QQ群，有事还是要短信，而且短信后来还可以群发，选择性的群发更有针对性，虽然成本高但是精准、有效，能解决问题。这是QQ解决不了的。

　　虽然短信也没有额外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其他的通讯工具与之竞争，所以短信就成了点对点信息传播的唯一渠道，因此它就有了一种工作属性，这在当时是一种垄断性的功能。再加上当时手机越来越普及，每个人都戴在身上，短信就成了与每个个体联通的唯一信息渠道。

　　实际上，这是也手机诞生之初的革命性功能。现在感觉没啥用了，当时其实是革命性，某种意义上比打电话效率还要高。垄断性、随身性导致短信当时的用户黏性。即使后来手机能上网了，但是网速很慢，在很长时间也没有替代短信的产品出现，我当时还以为短信几乎都是不可替代的。

　　在短信之下，就有短信化的组织模式。虽然可以点对点，甚至选择性群发，但是信息的流通成本很高，不敢老发，尤其是不敢老群发，也不敢有事没有事就群发。也就是交流的频度收到了短信成本的严重限制。

　　除了男女朋友之间，谁也不可能老互相发短信。即使电信资费一再下调，但套餐内的短信条数也是有限的。只要一过年，短信必然超过套餐的配额，然后费用就很高。所以每年过年充话费，实际上是在充短信，以便允许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氛围中向尽量多的人表达祝福，虽然都已经是模式化的祝福了，但仍然是一种奢侈。

　　这种奢侈看，限制了信息的传播。当然也影响了人与人交往的紧密度，没有闲聊、冗余信息的交互，又怎么算交往呢，完全是公事公办。

　　短信下的社交模式，充满了公事公办，当然也惜墨如金，尽量用一条短信表达清楚，而一条短信是有字数限制的，不能长篇大论，当然更不能写文章了，顶多是段子。

　　所以后来开发的手机报，很多也都是段子，还有少量的新闻。但是因为也能上网，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尤其是不方便发图片，如果发的话就是彩信，贵的要死。

　　所以短信下的信息交流，就是纯干货的文字交流，有事才发短信，没有一般不发。所以收到短信就意味着有事，就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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