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城

  我是2000年来北京上学的。

  那时候,哪有动车啊,从老家进京的都是过路车,站台也不太亮。主要是车厢的位置感觉每次都停不准,也许是站台上没有现在的标示,哪节车厢停哪,所以每次都找不准。站台的工作人员往往一指,那边,也不知道具体是哪。

  最重要的是,停车时间太短了,就两三分钟,不像现在动车似的,车门全都自动开启。即使是快车也是一个车厢就一个门,站台低,车厢高,有台阶,拿东西特别不方便。如果对停车位置的预判不准就要追出很远,都拿着东西,都怕上不了车,都抢着上车,那叫一个乱。每次上车,都跟打仗似的。据说,还有真上不去车的。

  当时,我就发誓一定要生活在一个有始发站的城市,提前半个小时上车,下车也不用那么着急,踏踏实实的多好。就凭这一点,我就特羡慕北京。

  虽然要坐一宿车,但从来就没买到过卧铺,因为买不着。而且排队买火车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哪像现在摆弄一下手机就行了,而且还有黄牛,小地方还流行找人。我们都搞不定,因此能买到一张坐儿票就很不错了,站着也得回去。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话确是真的。站票肯定卖出去不少,因为感觉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厕所门口都是人,要是像上厕所比如从人丛中挤过去,把倚靠在厕所门口快睡着的人扒拉开,也要怀有很大的歉意,而且往往厕所里还有人。所以,上了车要是坐下来就最好不要动了。

  我肠胃还不太好,容易坏肚子,要是刚上在火车上上厕所那就要了命了。所以和马拉松一样,最好提前排空。在火车上逐渐养成了不吃、不喝、不睡的习惯。据说火车上小偷多,《天下无贼》就是演这个的,虽然我没有遇到过,不过都这么说,小心一点总是没有坏处的。

  下了火车,一个人拉着个一个特别大的大行李箱,感觉就像再也不回家了似的。现在出门几乎没拿过箱子,可能有阴影吧。

  到北京,出了公主坟地铁,奔学校就要找374路公交车站,报到通知这么说的。找了变天也没找着,我自认为我的方位感还是不错的,大概齐应该就是这块地方了,我就打听,一个人说前边,我就往前走。走到一个站牌了,有挺多车的,但就是没有374,我就问。他们说,后边呢。我就往回走。我一看这不又回来了么,我就又问,有人说,就这儿。我说哪儿啊,我也没看着站牌啊,人家说,没有站牌,就这儿。


  2.公交车与自行车

  在学校安顿好了,就经常要出去逛,那时候只有两条地铁,很多地方都到不了。学校周围没有地铁,据说现在快有了,都20年了。

  那时候要是去远一点的地方主要就是倒公交车,怎么倒,主要靠问,靠看地图。没有现在的导航,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很麻烦。而人的记忆力很有限,最主要的换乘路线只能记住几条,这很大限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出行范围和流动性。

  自行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就把老家的自行车通过火车托运过来了,这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里买的,骑着顺手,而且托运费要比再买一辆自行车的费用便宜很多,反正家里人没人骑了。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有了自行车,出行的范围和自由度就高了很多,大街小巷都骑遍了,骑车让我近距离的认识了北京。这个城市确实有味道。

  但是当时在管理上也确实有它的问题,在一个公交车大站竟然没有站牌,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当时的管理还是比较粗放的。其实北京有很多河道,但是特别干净的不多,当时昆玉河算是一条。

  为了了解真实的北京,我和舍友们决定骑车环绕一下北京,早上10点出发、晚上10点才回来,本来是一直想沿着四环骑的,但是骑着骑着,就没有辅路,不得已在南部绕行了三环辅路,一路上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差异,南三环与北四环比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而且南部还有很多臭水沟,环境差很多。好像好有一些工厂。东边也感觉比较乱,还是感觉西边好一点。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有一个人骑丢了,着急了半天,最后发现他找就原路返回了。不像现在通过微信的位置共享,怎么可能骑丢?

  但是最郁闷的是,此后没多久把自行车给丢了,心疼极了。

  想买一辆新的吧又觉得贵,而且公交也能坐,也有人建议买二手车,但那时候二手车市场有很多赃车,对于一个学法律的人内心有一种抵触情绪,后来干脆就不卖了。偶尔需要就向别人借一下吧,主要线路的公交也知道了。

  想想现在的大学生多幸福,到处都是共享自行车,而且每一辆摩拜的自行车都比我那辆车好,最大的好处是不怕偷,这真是太好了。

  据说一开始也有人偷共享单车,还有破坏,到最后也被共享单车的海洋淹没了。偷车的这个行业也宣告破产了吧,因为已经没有一个买二手车的市场了,需求决定供给吧。还有三轮蹦蹦车,这个行业治理起来特别难,共享单车来了全治了。剩下的基本都是自己代步用了,因为短距离出行这个行业已经解决了。

  城市在不经意间就得到了治理,与其说是治理,不如说是自我进化吧。


  3.买书与电商

  没了自行车,出行确实受限了,但随着年级渐高,也确实应该收收心了,所以没有了也到省心了。本来就喜欢看书,所以慢慢的生活就变成四点一线,主要是在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和海淀图书城之间度过的。

  海淀图书城后来成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当时的海淀图书城还是很有人文气息的,虽然有点原生态,与海龙电脑城什么的距离也不远。大小书店都有,专业化分工,市场化运营,好处就是有些折扣比较低。还有很多旧书,滞销书,价格更低。

  一方面,我会淘一些新近出版的法学著作,但是给我的感觉真的很怪,就是新的作品真的出版得很慢,好书也特别少,可能也是因为我去的频率比较高的原因。工具类、教材类、泛教材类法学著作、主编类学术大部头多,看着就没有胃口,有原创性、有新意、有意思的特别少,好一点的主要是翻译过来的作品,丹宁勋爵那套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其实我更愿意淘的是专业以外的书,也就是杂书。尤其是三联出版的书,都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感觉也没有那么有意思了,现在好像看得更多的是中信的书,感觉这几年中信出版的书,大部分我都看了。

  当时的视野很有限,选择余地很有限,认准的就是那一两家小书店,老板也熟,折扣能多一点。但是书就那么多,有时候有机遇能挑到一两本好书就很开心了。那时候好像感觉除了买书也不买什么东西,其实现在基本也是。

  所以淘宝这些电商出来我是很后来才知道的,可能直到上班以后因为生活在郊区,用得才多起来。当时主要是用当当买书,再后来是亚马逊。现在好像几乎一切都是从网上买的吧。

  现在,偶尔会去万圣书园逛逛,主要是找找感觉,就像回到学生时代,有一种放松愉悦的感觉,而且确实会发现一些好书,这是网络书店的推荐算法算不出来的。人的寻找和推荐确实有算法不可替代之处,但是从那里买到书比例太低了,网络还是主渠道,看到比较贵的书还是会从网上下单。

  据说淘宝这些电商,是从非典那一年起来的,因为出不去所以就养成了这种网上的购物习惯。现在又到一个轮回,简直是魔幻。但是我和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看到这是一个趋势,只是发现学校里怎么多出这么多包裹啊,一问是淘宝。

  这次疫情也会注定成就一些新的互联网公司,但是我也不知道是谁。请大家看电影的字节跳动?我爱人现在就很迷抖音,还是知识付费的公司,我儿子上不了幼儿园,天天在家听凯叔,当然还有得到、吴晓波频道这些我听的平台,还是线上办公平台,我说不好。

  BAT已经是基础设施了,就不用说了。目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送货的就只有京东和顺丰吧,尤其是京东自营真是很厉害。别的仓库可能被封、被控制,人也可能上不了班,发货也可能不顺利。但是京东自营为什么可以在这种非常状态下保持高效的稳定性?这就像美军可以在二战战场上喝到瓶装的可口可乐一样。你要想一想它背后的供应链和组织体系,想想真的很可怕。

  有个朋友因为家里有两个小孩,住在高楼层,这段时间因为不敢用电梯,所以好长时间不敢小楼。我问那买菜怎么办?全靠快递送啊。其实应该是生鲜电商吧。所谓的快递、电商实际上支撑了这个城市生活的供应链体系。即使是在武汉,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有快递小哥在送货,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英雄,他们当然都很勇敢。但他们不是自发形成的帮助团,他们是这个经过长期演进、孵化的互联网商品流通体系,由深谙人性的算法支撑,控制着这个社会的运行。

  这是市场规则的互联网化,是社会运行的算法化,是社会管理的自组织模式。在没有领导发号施令的情况下照常运行。他们经历过压力测试,每一次双十一都是电商和物流的一次大考,算法会预测物流的提前走向,可以提前将你想要的商品配置到你家附近的快递站。所以双十一最快的单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拿到货,这就是算法的力量。

  当然这背后是由巨大的商业力量推动的,也就是那只无形之手。其实进化也是一只无形之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几乎不用现金了,我也没有想到,记得以前老得去取钱什么的。现在好像有没有现金都没事,只要有手机。

  社会在飞速的进化,但是因为我们在车上,感受不到它的速度。


  4.通知

  说到手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记得上学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发通知。因为联系个人特别难,我们学校主张不同系的人住在一起,因此一个宿舍基本没有一个班的。全班40多个人分散在3个宿舍楼的30多间寝室之中。怎么通知?

  为了一个事,往往要贴好几个通知,三个宿舍一楼的布告栏要贴各贴一个。然后拿着201卡,先给班委打电话,抓到几个就分一下工,每个人串门也好、打电话也好,再口头通知。每次都一样,真叫层层传达。其实电话也很难打通,晚上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泡电话粥给男女朋友打电话,而一个宿舍只有一部电话。

  如果要是系里边搞活动,那宣传板就显得很重要,一共没几块宣传板,还要抢着用。如果举行讲座这种重要活动还要在食堂、教学楼、全部宿舍楼的布告栏贴满通知,以保证上座率。因为也没有任何其渠道对这些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告知。虽然也有学校的网页,但是用电脑、上网都不方面,大家不可能及时的看到。

  有了手机之后,传播消息变得方便多了,可以发个短信,告知一些节点人物,比如其他班委、其他班长、其他系主席,再通过他们传播这个消息,效率就高多了。重要的是你能够确定的联系到他,不用费尽周折的等待。只是发多了费钱。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要发好多短信,还有群发短信,记得提前要充手机话费,要不然很容易发没钱了。而且还要提前发,从而可以避开信息拥堵。短信老拥堵,为什么人家微信就不拥堵呢?还不要钱。现在多方便啊,通知一个什么事拉个群就行了。

  记得最早有个校内网后来是人人网,分散的高中同学可以留下共同的记忆,保持联系。现在有了微信群,干啥都在微信群,工作、生活、亲情、学习、娱乐都在群里,疫情期间每天报告身体正常,也都在群里。

  记得非典的时候,每人发一个体温计,班长做一个表,大家轮着填表,这个表就在三十多个宿舍里传来传去,效率有多低。索性学校封闭了,都在学校里,倒也好找。

  现在连一个小区都有一个微信群,我们小区就有,不知道是哪一年交物业费的时候让入的,物业公司经理弄的,有事在群里发一下,乱停车啦、乱丢垃圾啦,在群里说一下,物业人员就去了,两边都方便了,也不用着急打电话找人了。过年期间口罩不好买,药房进口罩可以登记预定,也是在群里知道的。各类大小道消息也都有,扯淡的时候也有,总之满足一种社区性的社交行为,也是一种社区自组织吧。

  现在又到疫情期间,网上、电视上都在发布寻找一些车次乘客的信息,因为有些车厢的乘客疑似或者确诊了,要对密切接触者赶快进行医学观察,这与17年前的非典何其相似。

  但是这种广而告之的找人效率不高,这与我当年在宿舍楼底下和食堂门口贴通知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概率性的关注可能,不是点对点的传播,精准度不够。

  现在都已经实名制购票了,按理说都知道是谁,但据官方说还是不好找。还是一个小姑娘机灵,下车之前主动建了一个群,嘱咐大家回去都报一下平安,有谁发烧或者有情况赶紧说一声,真要事都在群里好找,大家心里也踏实。

  其实这个事大家都有需求,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病毒的传染者以及受害者,但是要想主动关注网上的车次发布信息,就变得不那么现实。那么多车次信息谁会天天看,就像对于宿舍布告栏的通知,我们也不会天天看。这也是为什么还要口头通知的原因。

  但是微信群如果发布个信息,尤其是通告或者被@了,往往还是会看一下。因为我们这知道这个跟自己有关系,这是一种强相关性,所以我们会关注。而且微信具有强粘性,我们每天都在用,所以不麻烦,无需额外的关注。

  但是对于那些官方的公众号信息,虽然我们也是订阅者,但我们很多时候不会仔细看,甚至不会打开。因为公众号太多了,对这些官方信息不是那么感兴趣,还有的根本就不关注。那这些车次信息他有怎么可能知悉。

  但是如果就是同车厢的微信群呢?如果一旦有信息,你就是就是出事了,你要关注。这种直接的关联性增加了关注度,因为这是有效信息。而且有提醒机制,可以形成点对点的通知效果。

  这就是想当年群发短信一样,大家一般都能看见。因为那时候每条短信几乎都是有用的,因为当时都没有智能手机,更不会有其他社交平台,短信也唯一的信息发布渠道,而且垃圾信息也不多。信息的有效性很强,所以我们的关注度高。

  现在的短信地位已经下降了,如果你现在给发的是一条短信我基本是不看的,事实上我都好长时间没有怎么看过短信了。后来我发现我是把短信的提醒功能都关了,根本都得不到提示。而短信基本也没有正经事,很多都是广告、垃圾信息,再就是你根本不认识的人。

  如果认识的,基本都加微信了,有免费的微信谁会发短信呢?所以有微信就够了,基本不看短信,拜年都用微信。短信基本就成了鸡肋。有个别老同志用微信用得少的,着急的时候需要额外发个短信,其他基本没有使用价值了。如果可以卸载的话,我会把这个程序卸载了,可是它不是一个APP,卸载不了。

  微信确实就是我们日常的通讯工具,这与当年的QQ有很大的不同了,因为QQ只是年轻人用,范围有限,当时主要是电脑上用,只有在用电脑上网的时候才能用。而且感觉都没有什么正经事,都是分散在各地的高中同学在用,大学同学只有毕业了再会弄个QQ群,上学的时候反而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粘性还是不够大,这种黏性是以人身依附程度为准的,就是黏在身上的意思。因为手机上没有QQ群,有事还是要短信,而且短信后来还可以群发,选择性的群发更有针对性,虽然成本高但是精准、有效,能解决问题。这是QQ解决不了的。

  虽然短信也没有额外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其他的通讯工具与之竞争,所以短信就成了点对点信息传播的唯一渠道,因此它就有了一种工作属性,这在当时是一种垄断性的功能。再加上当时手机越来越普及,每个人都戴在身上,短信就成了与每个个体联通的唯一信息渠道。

  实际上,这是也手机诞生之初的革命性功能。现在感觉没啥用了,当时其实是革命性,某种意义上比打电话效率还要高。垄断性、随身性导致短信当时的用户黏性。即使后来手机能上网了,但是网速很慢,在很长时间也没有替代短信的产品出现,我当时还以为短信几乎都是不可替代的。

  在短信之下,就有短信化的组织模式。虽然可以点对点,甚至选择性群发,但是信息的流通成本很高,不敢老发,尤其是不敢老群发,也不敢有事没有事就群发。也就是交流的频度收到了短信成本的严重限制。

  除了男女朋友之间,谁也不可能老互相发短信。即使电信资费一再下调,但套餐内的短信条数也是有限的。只要一过年,短信必然超过套餐的配额,然后费用就很高。所以每年过年充话费,实际上是在充短信,以便允许我们在这个节日的氛围中向尽量多的人表达祝福,虽然都已经是模式化的祝福了,但仍然是一种奢侈。

  这种奢侈看,限制了信息的传播。当然也影响了人与人交往的紧密度,没有闲聊、冗余信息的交互,又怎么算交往呢,完全是公事公办。

  短信下的社交模式,充满了公事公办,当然也惜墨如金,尽量用一条短信表达清楚,而一条短信是有字数限制的,不能长篇大论,当然更不能写文章了,顶多是段子。

  所以后来开发的手机报,很多也都是段子,还有少量的新闻。但是因为也能上网,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尤其是不方便发图片,如果发的话就是彩信,贵的要死。

  所以短信下的信息交流,就是纯干货的文字交流,有事才发短信,没有一般不发。所以收到短信就意味着有事,就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