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还在学校读书的董加耕品学兼优，已是学生党员、班长、团支部书记。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时，他毅然放弃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立志建设新农村。他运用学到的科技知识，与乡亲们一道将古老的水沤田改造为旱田，一熟改三熟，实现农业第一次产业改革成功。董加耕的事迹被广泛宣传，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文章传至海外。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还为董加耕务农日记题词，董加耕被树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2004年的初春，我的人物传记《崇拜生命》一书出版时，请董加耕先生作序，董老欣然答应。

　　之后也开始了我对他的专访。董老思路清晰，快人快语，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待人热情。退休后成为盐都区关工委副主任，一直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操劳忙碌。多年来，董加耕默默帮助孤儿和特困孩子，用亲情关爱留守儿童，用慈爱之心使许多失足青少年迷途知返。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是最可亲的“知心爷爷”

　　如今的董加耕仍然身居盐城，关心时事，早晨在阳台读报是每天的“必修课”。　　　　　　

　　1962年8月8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报道了董加耕放弃上大学机会、立志回乡务农的事迹。

　　他，几十年如一日，戴着过时的黑框眼镜，简居在盐城市区纯化路一幢普通居民楼里。他曾经是毛主席寿筵上的客人，50多年前回乡务农的“壮举”，曾激励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义无返顾地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

　　从一名普通知青到全国人大常委，又到一名普通农民，后来又当上公社副主任，董加耕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曾经有人问董加耕：“人家官越做越大，车子越坐越小，你怎么官越做越小，车子却越坐越大？”董加耕总是笑着回答：“何为大，何为小，党和人民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

　　“我的原名叫做董家庚。”董加耕告诉记者，1961年，刚高中毕业的他被学校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却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到北大上学的机会，回乡务农！同时将名字改为“董加耕”，意为加倍努力耕耘家乡。在一片质疑和不理解的声音中，董加耕毅然下乡扛起犁耙立志务农。1964年初，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发出了学习宣传董加耕的决定，随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论，充分肯定董加耕的举动。

　　1964年毛主席71岁生日那天，用自己的稿酬设家宴，将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请进中南海，并和自己同桌。毛主席问董加耕读了几年书，董加耕回答说：“读了12年，高中毕业。”主席说“好！”随后，毛主席和董加耕从读书看报纸谈到盐城的“二乔”（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两人均是盐城人）。席间，主席不停地提醒董加耕：“你是农村来的，要多吃菜。”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在毛主席遗体身边守灵7天7夜。

　　“文革”十年，董加耕几起几落，数次遭到冲击和审查，但他依然很乐观地说：“我还是那个董加耕，我没有问题，不怕整！”

　　董加耕的感情世界同样“目标始终如一”。当年董加耕找对象的标准是倾向于能吃苦、会干活的农村青年，但要有文化。他的妻子郝鸿鸾当时是邻村的一位小学教师、民兵教导员。那时，不仅国内的女青年，而且越南、苏联等国女青年发来的求爱信络绎不绝地寄到盐城，但都被董加耕婉拒了。在董加耕多次受审查期间，郝鸿鸾和他的感情从没有一丝动摇。

　　2000年，董加耕从盐城市盐都区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在政府分房时，按条件他完全有资格分到一个大套，但他却只要了一个小套。有企业来找他做“形象代言人”，或许以重金，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公司，均被他婉言谢绝。他的家中至今陈设简单，有些家具还是四五十年前购买的。郝鸿鸾对记者说：“我嫁给老董，这辈子不后悔……”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时隔几十年，今年已近80岁的董加耕依然谈锋甚健，豁达开朗，时不时来一串打油诗或顺口溜，令人捧腹开怀。他的三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家庭。退休后的董加耕老有所为，担当起了盐都区关工委副主任和老区扶贫开发促进会副主任，每天还在为家乡的今天和未来而忙碌着。2007年4月6日，他捐出800多件奖章、证书和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和文物，盐都区图书馆给他举办了董加耕回乡务农事迹展览，以激励更多的青年人“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

　　董加耕:毛主席称赞他“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以办点事。”

　　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董加耕立志要回乡务农，使老师和同学们难以理解，他们觉得将这么一块好材料送到农村去种庄稼实在可惜，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1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县委的批准，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当时正值中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期，他回乡时，公共食堂还未解散，浮肿病到处皆是，董加耕没有动摇信念，吃腌蒿子、豆饼，照样乐观的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赤膊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割稻、罱泥，扬场……董加耕回乡后，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与他分了手。公社党委决定调他到邮电所工作，他却发誓“决不从第一线撤退”，连母亲的眼泪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在60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和家庭出身，象董加耕这样的贫农后代，学生党员属于政治条件最好的一类，他放弃升大学，回乡务农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抱怨下乡插队是屈才呢？因此自他下乡开始之日起，便成为当地领导与新闻媒介所瞩目的先进人物。

　　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以后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1964年8月在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董加耕立即成为“红色风暴”的冲击对象。他被冠于“黑苗子”、“走资派”的罪名，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战斗队和“董加耕问题联络站”、把斗争矛头指向他，说他是受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影响，将下乡作为进身之阶。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关到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农场中，那些人一度曾想将他淹死在长江里。1971年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为“5.16骨干分子“，遭受严重迫害，有13人轮流看管，被押达3年之久。

　　1974年周恩来在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听邢燕子回忆毛主席请她与董加耕做客的情况，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随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盐城地委报到，下了小火轮又上了吉普车，从南京乘火车赴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在四届人大上他被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从此，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时来运转，他深感“如履薄冰”，却还是再次被卷入中国政治漩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加耕又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他回到故乡，仍旧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又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象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一年四季，他多数时间跑基层，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94年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个亿，被列为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县（区）的第55位。1990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去贵阳参加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正在一棵树下交谈，忽然注意到有几个人径直向他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来对他说“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70年代他们曾在北京多次开过会，乔石亲切地与他合影交谈。1996年国庆，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候隽，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深感觉到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在盐都市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记者:如果有再一次的机会让你重新选择，上北大和回乡务农，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董加耕:首先历史不会有假如，而如果历史可以重写，我董加耕还是会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去。

　　岁月流逝，59载弹指一挥间。那是1961年，董加耕高中毕业了，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6分以上，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学校决定推荐他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可董加耕却在毕业生就业升学选择登记表上，写下了“立志耕耘，回乡务农”八个大字。

　　“我那时不去上大学，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乡饥寒交迫的父老乡亲。”董加耕不忍提起那段道有饿殍的苦难岁月，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为了充饥，喝发芽的茨菰汤而中毒身亡，临终时悲愤地咬碎了含在嘴里的陶瓷汤勺的那一幕。

　　“我想自己无力回天，但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变家乡的面貌出点力。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董加耕说。

　　用一根扁担挑着自己的书和行李，董加耕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他在日记中写下“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句子，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董加耕：不能孤立地看历史以及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我选择回乡务农不是就简单地回家扛锄头，回乡后，我的知识发挥了作用。我和乡亲们一道把古老的水沤田改造成旱田，变一熟为三熟，并在全省大面积推广，获得成功。我们还创办了江苏函授大学。这些都是知识与实践的结合。

　　1964年12月26日是董加耕难忘的日子。在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他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的71岁生日家宴。“我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同桌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等。”董加耕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毛泽东不让自己的女儿出席，说‘她不下乡，不配。’毛主席将自己的一碗饭拨给我和邢燕子，并给我们俩添饺子和烧饼，说‘你们从农村来，又是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毛主席还说，“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以办点事。”

　　回首走过的路，你真的无怨无悔吗？

　　董加耕:我有几句话与大家共勉: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变初衷。人生自古皆不易，都应珍惜黄金时。

　　董加耕的一生起伏很大。作为青年标兵，董加耕曾多次受过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很快，他又从毛泽东的座上宾成为江苏盐城地区最大的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先后五次受到审查。后又在深挖“5?9?916”事件中被关押3年。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四届人大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才又回到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董加耕又回到了他生活的起点。

　　1982年，重新当了多年农民的董加耕，被任命为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2000年，董加耕从盐都区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

　　他从普通的农民、村官干起，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来又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又因为落实政策和自己的勤奋工作而有所作为。　有人调侃董加耕说“官越做越小”，董加耕说，“何为大何为小？为国家和人民奉献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

　　80岁的董加耕仍然身居蜗室，关心时事，早晨在阳台读报是每天的“必修课”。　

　　至今董加耕仍担任着盐都区关心下一代工委副主任，以及老区扶贫开发促进会、知青经济创业园方面的兼职，为青少年教育和老区人民脱贫致富而热情奔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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