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难忘的初衷，一生的追求 
每当我在工作、学习遇到困难时，我总是会想到我的母亲，想到了母亲仿佛就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母亲生于湖北省房县，房县位于鄂西北，在交通不发达的解放前属于一个贫困山区。贫困只是表明当地经济不发达并不能表明当地没有富裕人家，我母亲出生地就有4个富裕的大家族，他们是张氏、王氏、晏氏、李氏家族。这几大家族相互联姻，政治上盘根错节，经济上相互支持。一般这些封闭式的封建大家族都受着家族最高长辈-老太爷的统一领导，而且几代同堂家族式的庄园从不分家。因为分家将导致家族财产的外流，也掩饰不了家族破败假繁荣的景象。
母亲到了7—8岁的年纪该缠足了，可是她生性倔强，死活不肯缠足（缠了一段时间又放开了）。外公是个读书人，受到了一些新文化的教育也不主张女孩子缠足。这下可触怒了老太爷，一怒之下老太爷对母亲实施了家法。所谓家法就是封建家庭对家庭成员及奴婢处罚的一种形式，没有固定的法律条文，完全由家族最高统治者恣意行事。
母亲被打了板子并罚跪祠堂，老太爷指示，直到悔过方能结束处罚。母亲生性倔强，不肯认错，硬是在祠堂跪了几天，腿都跪肿了。母亲的行为大大出乎老太爷的预料，一般小姑娘吓唬吓唬就哭了并屈服淫威，可是母亲则不然，腿都跪肿了还不服真是一个“拧种”，继续惩罚下去有些过分，此外，外婆娘家势力也使老太爷有所顾忌。
最后，老太爷还是决定暂时放了母亲并责成她的父母严加管教。从此，老太爷便不喜欢这个小姑娘，我的母亲也恨透了老太爷和这个封建家庭了。尽管如此，母亲的脚仍然留下来被缠过痕迹，两只脚的无名指有明显的变形。如果当时真的缠了脚，母亲可能也不会到延安参加革命了，她将一辈子留在那个土山沟了。
过了不久，母亲的叛逆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母亲提出要和家里男孩子一样去读书。母亲的想法得到了姥爷的支持，姥爷认为，社会在变化，女孩子读书认字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老太爷是反对的，他认为给晏家规矩破坏了，女人识字是没有用的，她们的任务就是将来嫁人、生养孩子，念书是为了出息，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
后来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小时候的最大心愿就是喜欢读书，这也是她一辈子的爱好。经过一番吵闹，母亲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进了学堂（家族学堂，外面请有名望的先生授课），又过了几年母亲就到县城上学了。不过，母亲读书的爱好始终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县城上学老太爷不愿意再负担费用了。晏家那时虽然已经败落了但是家里依然有钱，小时候听外婆讲，晏家的银元像囤粮食一样囤起来（土财主不相信银行也不相信银票）。地主老财家的银元囤起来就是为了买地，平时花一分钱也不舍得。
经过一番商议，老太爷提出，上学可以，学费要从母亲的吃穿度用出，吃饭，母亲要和“下人们”一起吃。母亲欣然接受了老太爷的提议，只要让学习什么条件都接受。最后晏老太爷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过他也发出了他对此事极为厌恶的诅咒，“一个女娃子，拧种，能学出个啥名堂，有她后悔的时候”。从小时候读书的艰难让母亲一辈子都珍爱学习、读书，这种好的习惯她保持了一生。学习究竟为了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母亲都没有，她学习成癖无人理解（也许是对晏老太爷诅咒的反抗吧）。到了县城读书，母亲如鱼得水，她不但学习了文化知识而且也接受了进步思想。她想往着自由，痛恨封建家庭对妇女的种种压迫和歧视。
“七七事变”以后，在当时母亲就读的学校已经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他们在宣传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口号，鼓励进步青年到抗战一线，为抗战贡献力量。母亲在学校地下党的推荐下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原本叫陕北大学，因当时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经有了抗日军政大学为由不予核准，才改名为陕北公学。
据母亲讲，陕北公学最初的学员编成了有5个班，大约有300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还有从南洋、日本、欧美跑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侨胞。他们离乡背井、千里跋涉，突破敌人的封锁，斗志昂扬地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求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延安逐渐成为全国抗日中心。在这里母亲和其他全国各地许多爱国志士、进步青年一样，学习到了革命的理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母亲曾经对我讲过，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讲堂，没有饭堂，没有自习室。学生除了睡觉在窑洞里，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即使是在寒冬，大家还在露天上课、读书、吃饭。但是同学们却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学习结束以后母亲面临2个选择，一是到根据地做妇女、宣传工作，二是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到抗大医院做护理工作，不过做护理工作还要学习新的知识。
母亲听说到了抗大医院还可以学习医疗知识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到抗大医院工作。很快她就带领了十几个年轻同志来到了抗大医院并任命为护士长，母亲到了医院才知道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医院各个方面的条件还不如陕北公学而且医院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就开始运转了。满心想学习的母亲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继续学习，这令她大失所望。
人的生、死，这是战争时期不可避免的话题。人们常用“无常”谈论生死，确实是这样，刚刚还是欢蹦乱跳的战友、同事，转眼间就阴阳两界。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控制，日军的封锁，八路军外购的医药物资根本运不进来。抗大医院由于缺医少药手术感染率极高，几乎在70-80%，术后死亡率也在50%。为了降低死亡率，医院只能采取精心护理措施，术后的八路军伤员也是靠着自己身体的抵抗力来战胜死神的威胁。加大了护理的工作量，这使日夜不停的护理伤病员的母亲和她们医护人员更加疲惫不堪，而且为了医院的安全她们时常要转移。母亲每讲于此总是老泪纵横，那时候真累呀，走着走着摔一个跟头有时就睡着了，枪响了都惊不醒，醒了沿路再追赶队伍。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了。根据党中央指示，延安大部分的单位都要奔赴东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长途跋涉，抗大医院来到了东北。抗大医院改建为东北军区后方第三医院，届时母亲升任医院检验科长。据母亲回忆，到了东北以后，医院接收不少日伪留下来的医疗器械、药品，医院的医疗条件有了改善。医院遭到了了国民党部队的疯狂进攻，医院被迫从城市撤向农村，迫不得已又从农村撤到边远山区。尽管这样，国民党部队仍然穷追不舍，最后只好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没过多长时间，东北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就解放了，医院从朝鲜境内返回了东北。
很快全国也解放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诞生了。建设新中国，做新中国红色的专家，是当时时髦的口号。母亲想当一个“学者”、“红色专家”的梦不时骚动着，于是她提出调干上大学学习的申请。母亲的领导和朋友都来劝阻，他们认为：一个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将来主要是做做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学习、当“学者”、“红色专家”是年轻人的事（那时候母亲已经37岁了）何况即将成为产妇（怀了我），怎么能带着孩子上大学呢？可是母亲上大学决心坚定不移，多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使她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坚持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此外她也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上大学学习的机会，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作的繁忙，这样的机会肯定不会再又了。
一段时间以后，母亲带着刚刚出生的我，带着“红色专家”的梦想来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成为哈医大第三期学员。李校长（延安时期母亲的老朋友）亲自在校门口迎接母亲，青年学生们向母亲投向了异样的目光，不知道这位李校长迎接的穿列宁装带着孩子的老大姐干嘛来了。知道母亲要来，李校长已经准备了母子宿舍，母亲婉言谢绝了。她把我送到托儿所，自己则搬到了学生宿舍，就这样，开始了大学生活。后来的学习实践证明，她把上大学这件事想简单了。
首先母亲的基础太差了，她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数学、什么是物理、什么是化学，她所接受过的教育仅仅为国文教育、非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教育。而当时哈医大聘请了当时国内外最好的老师来教授这批新中国自主招生的学子，因为他们注定将要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老师教授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化学，而是生物化学、医药化学、药理学等等，学习对于那批经过考试招收具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学生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何况还不知道什么是物理、化学的母亲。
困难没有吓到母亲，她下决心从头学起，虚心求教于同学。同学们一开始都很不理解，李校长送来的延安革命老大姐在这儿就是镀镀金的事，在学习上没有必要那么较真。这种调干生学不好是正常的，学好了反而不正常了。母亲确实进行了不正常的努力，她的课余时间除了要补习功课以外，她还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哈医大院党委委员，许多党的工作需要她做。她每天都工作、学习到很晚。
那时候母亲正在脯乳期，每天有上午、下午两次喂奶时间，工作学习的压力使母亲常常忘记了给我喂奶，托儿所的保育员总是到学校来找母亲。有时候找不到她，她的同学就到街上买牛奶给我喝，可能那时候的哈尔滨牛奶很纯，我喝以后全吐了，然后发起了高烧，险些转成肺炎要了命。从那以后她们再也不敢给我喂牛奶了，每当我饿极了哭声不止时，又找不到母亲，老保育员就掏出她干瘪的乳头让我吸吮，缓解一下我的哭声。当然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吸不到乳汁，我就奋力的咬老保育员的乳头，据说把老保育员的乳头都咬烂了。这时，母亲才认识到这样一面学习还要工作，一面带孩子是不可能的了。万般无奈之下，她把我送回老家让外婆照看我。
母亲克服种种学习上的困难，她努力学习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哈医大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多年以后我看到了她的哈医大毕业成绩单，毕业考试多项考试科目几乎全部是5分，我相信就她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不能排除老师对这个革命老大姐处于尊敬给的人情分，但是也确实反应了母亲在学习和工作上的努力。
母亲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任副院长，主管行政。新的工作单位不是她梦开始的地方，事无巨细的事务性工作和党务工作使她无法接触到医学业务工作更不要说学习到医学新知识了。她决心要到基层去工作，用她的学识报效党和国家对她的培养。
北京友谊医院原名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始建于1952年。1957年，前苏联政府将医院正式移交我国,改名为中苏友谊医院。苏联政府选派的100多位经验丰富的医学护理专家，来华指导帮助下并相继建立各专业学科。根据美国在朝鲜战争发动细菌战，而我国又缺乏防疫技术人员的经验教训，母亲辞去了副院长职务，到友谊医院细菌室工作。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母亲开始了细菌学研究。研究细菌的形态、生理、生物化学、生态、遗传、进化、人体的免疫性及其应用的科学，这在当时尚属前沿科学。
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专家回国了，研究的课题也搁置了。此时我国的生物制药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卫生部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于60年代初期成立的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为了加强技术力量，母亲又从友谊医院抽调到检定所工作。到检定所工作以后，她遇到了更多的细菌研究的专家并和他们一起承担了科研工作。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受到了“走白专道路”的严厉的批判并停止她了所有的工作。
四届人大召开以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母亲听了以后万分激动，她又开始工作了，此时，文革前承担的课题已经耽搁十年了。她所从事的细菌学课题研究是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细菌的形态、生理、生物化学、生态、遗传、进化、分类及其应用的科学。在这期间母亲在一些老专家的支持下和同行的协助下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并写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中国80年代布氏菌病病原学研究成就”，“山东省犬种布鲁氏菌病调查报告”，“布氏噬菌体用于属外鉴别和属内分类的初步研究”，“噬菌体表面呈现技术及在抗寄生虫免疫中的应用”等等。
1986年，母亲离休了。领导找母亲谈话，希望她能再工作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她现在研究领域没有什么年轻人接的上班。原因是当时在研究细菌实验室我国的防护技术还很落后，实验室感染事件经常发生，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母亲在从事绿脓杆菌的试验中就曾经被感染过）。领导说，离休以后就不要天天来单位上班，母亲主要工作是带研究生，需要到单位来，单位可以派车。母亲答应了领导的要求，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天天上班一次也没有让单位的车接送。母亲的朋友、同事都劝说母亲应该在家休息，安度晚年。她认为工作就是一种学习，学习是她一生的追求和爱好。
1990年，母亲患了严重的脑萎缩疾病，她长时间的处于半清醒、半幻觉之中，一直到去世她也搞不清楚“我是谁”、“这是在哪”等这类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她也会没头没尾说一些她小时候在晏家大院的事，只是没头没尾，前言不搭后语，很难串成一个故事。
有时候她也喃喃念道着晏老太爷对她的诅咒，“一个女娃子，拧种，能学出个啥名堂？”。这可能是母亲一生的心结，为此她付出了一生的努力。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许晏老太爷说的对，在学习上母亲是够拧的。她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的学习、工作，一直到患病，但是她最终没有成为什么伟大的科学家。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母亲生长在一个偏远山区，在那样一个战争和动乱时期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学习机会。她虽然十几岁就到了延安的陕北公学，但是连年的战争是不容许她按部就班学习的，在战争中她学会了医学中的野战救护、战地护理，为此她和她的战友们用仅学到的医学知识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八路军伤员的生命。
全国解放以后，她又拿起了书本到哈医大进行系统的医学知识学习。在哈医大和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子同学共考，最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从求知、学识的角度看，她在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中也是出类拔萃之辈。
在解放后的工作中她潜心学习、研究细菌学，为我国遗传学研究、免疫学研究、生物制品等科研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并培养出不少研究生。我认为用自己的学识，努力工作，能无愧的报效养育她的土地、人民这就是“名堂”。晏老太爷所谓的“名堂”不过就是挣钱买地、盖房子，挽救行将破落的晏氏地主家族。我想如果晏老太爷在天有灵知道后来所发生的这一切将肯定收回他的诅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