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来势凶猛的疫情，让中医又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言谈中，手机微信里，网络上，关于中医对患新冠肺炎患者的治愈率，有效率的文字很多，有比例，有数据，有事实，有人物，可谓有理有据。

　　我不是学医的，对于中西医治病的原理说不上所以然。但中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华佗，扁鹊，张仲景，李时珍、孙思邈等等的名医，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治病的方法，也知道中医治病采用“望闻问切”，即全面诊断，综合考虑，然后对症下药。中国文化又讲“天人合一”，中医治病把人当做一个小宇宙，很少就事论事，所以中国有成语叫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要就是指那些不能全面看待问题的人，如果拿来看治病救人，也是指医生给人看病不能只是那里有病治那里，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所以，头痛的病也许就在脚上，而脚痛的病或许就在头上，这一点在中医针灸治疗上尤其表现明显。

　　小时候，在农村，几个村子可能就一个赤脚医生，谁有病了就去他们那里治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内科的外科的，而他们似乎居然都能治。一些中医老大夫，充满医者仁心，一些人家穷，拿不出药钱，他们就会说有了再说，或者下回再说，然后叫你走人，并不因为你没有钱就不给你治病。

　　虽说西医引进中国历史也不算短，大约是明末清初由一些传教士在把基督教带入中国的时候也把西医引入中国。但即便如此，西医和中医比起来，它在中国的历史却要短的多。西医引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中国人口的发展增加，中医应该功不可没，也出现了许多的治病传奇故事。但随着西学东渐，人们追求科学和民主，西方的先进与强大，让一些知识分子矫枉过正地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需要打到和取缔的，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有人甚至提出要消灭中国汉字。在这个时候，西医不断的发展壮大，因为他的一切依靠的都是科学，都是技术，表现出来的就是精准。据说梁启超先生因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肾切除手术，医院非常重视，派了顶尖的医生来手术，本来是右肾有问题，结果阴差阳错地把左肾给摘除了，这当然是重大的医疗事故，院方也知道，梁启超也知道。但当时正是倡导科学民主的时候，梁启超不想因此让世人对西医产生怀疑，故而作文在报纸上为医院辩解，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梁启超以自己的牺牲来捍卫科学，维护西医，他的行为当然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他的伟大之处也正在这里。而西医在中国的不断壮大，与当时一批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鲁迅文章里给父亲看病，说到老中医（其实应该是庸医）开的奇怪的药方“经霜多年的芦根”“蟋蟀要原配的”，以及他父亲最后的死去，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来无数人对中医的正确认识，尽管，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

　　久而久之，中医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式微了下去。到了现在，如果中国人有病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第一想到的是看西医，而不是看中医。只有西医的各种办法都用了，还没有用，许多人只有在怀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时候，才会想到中医，而这个时候，常常已经病入膏肓，几乎无救。于是，中医似乎也就越发的显得无用。

　　中医诊病看的是宏观，所以望闻问切，全面了解；西医诊病注重微观，所以要透视，要拍片，要化验，要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然后才能确定你是什么病。因此，一些不常去医院看病的人，你甚至不知道西医的科室细化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内科不管外科，骨科不管妇科，心血管科不管脑血管科，皮肤科不管耳鼻喉科……常常一个原本简单的病，到了医院，总是要做各种你感觉没有必要，但是医生又要你去做的检查拍片透视化验等等，因为科室细化的结果，医生可能只在某一方面研究得很精深，但是对另一方面，却可能根本不熟悉。于是只能依靠仪器检查才能最终做出判断，患者意见尽管很大，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因为西医的本身可能就是把人只看做具备各种各样功能的器官，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协调运动的宇宙。而中医恰恰相反。西医是哪里有问题了，就针对哪里，再不行，就把哪里给拿掉。中医是哪里有问题了，探寻问题的根源，然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医针对的是最直接的病灶，所以短时间非常有效，但是对人的伤害也很大，所谓副作用很大；中医因为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见效常常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好了可能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然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几乎什么都要见效快，见效快的，就是好的，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耐心等待自己的病从根源上彻底解决，只希望到了医院，一针下去或者几片药下去立即见效，这大概也是激素类药物在中国滥用的根本原因，不是医生不知道那些药物对人体的伤害，而是病人等不及自己的病慢慢地好起来。

　　中西医应该是各有千秋，各有优长，综合治病，可能会更有效果，但愿疫情让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中医，认识我们的中医文化，让中医这个中国文化的瑰宝更多的造福于国人，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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