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我是怎样走上抗日道路的

　　2012年2月11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征求分会领导班子换届的意见。会后午餐时，我和戈继军、恽晓虎、樊新宇几位下一代年轻同志同桌。在交谈中，他们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说，我们很想多知道一些老同志是怎样走上抗日道路的。并说每位老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我们知道得多了，感受体会就更多更全面，受教育也更深。我理解、尊重他们的想法，把我个人的经历写下这篇回忆。　

　　我能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因为在日寇的铁蹄下，我的家庭遭到了深重灾难，我个人也遭到不小的灾难。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奋起抗战，最终于11月9日全线溃退。接着日军向南京猖狂进攻。我的家乡地处沪宁之间的金坛县，是日军向南京进攻的必经之地。经过多次轰炸，于12月2日侵占金坛县城。我们家乡从此沦陷。　

　　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党政机构纷纷解体，逃个精光。老百姓人心惶惶，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社会一片混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家乡一些有民望有爱国心的仁人志士，自动起来发动群众，组织自卫武装，抗日保家。有的则利用大刀会、拜香堂收徒弟等形式，组织抗日自卫队伍。1938年4月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到了我们家乡。许多自发组织起来的自卫武装，在新四军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帮助下，纷纷加入新四军。此外，也有少数国民党的游击队伍。

　　就在这种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我父亲离家出走，不知投向那里，干什么去了。我当时大约十岁，隐约记得父亲偶尔偷偷回过家，身上带有短枪，住一、两天就走了。不久父亲被日寇逮捕，杀害于离我们村不远的指前镇附近。母亲听到消息后，立刻请村上乡亲帮忙，偷偷把父亲遗体运回来。因怕日寇追查，父亲的遗体不敢停放在家里，放在屋后面的墙根下。找了几块木板，钉了一口简陋的棺材，埋在村外我家的一块田地旁。没有任何祭奠仪式，不敢声张，母亲不敢放声痛哭，只是默默地流泪。我还记得，我看见了父亲遗体，头颅是刀砍的，脖子边边上只连着一点点皮，几乎要断开了。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全家笼罩在极度的恐惧、悲痛和彷徨中。我家是一、二十户的小农村。父亲被害后，家里缺乏劳动力。祖母是小脚，母亲是缠足后解开的半大小脚，大字不识一个，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四岁，生活陷入困境。

　　新四军来了之后，逐步建立起抗日政权。为了解决青少年无处读书的困难，也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抗日，培养抗战后备力量，陆续创办了一些中、小学。

　　我读完小学后，升入自醒中学。学校在本县西岗、李巷之间，离我家大概有十几里路。在学校住宿。后来日伪军在离学校不远的土山建立据点，经常出来扫荡骚扰，师生们惶惶不安，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1944年春，学校南迁到张桥村，校址是一座张溪庙，故改名为张溪中学。我仍在学校寄宿。　

　　日寇占领后建立的伪政权，实行奴化教育，宣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谬论。我们学校采用革命的两手应付。为使学校取得合法地位，通过一位与伪教育局长是老同学的关系，办好审批手续。校长和老师都由抗日政府选聘有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的人。课程表面上按汪伪政府规定，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课本，实际教学时有取舍。比如语文、历史课，选用岳飞的“满江红”、“戚继光抗倭”等以及有关爱国主义、抗日战争的进步文章，临时刻印。音乐课教唱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保卫黄河”、“五月的鲜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等。公民课不固定时间，都由县区领导人来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方针政策，还有“社会发展史”等。这些都没有课本，只是听，不准记笔记，防备日伪突袭搜查。还组织学生到群众中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演讲比赛等等。上级领导机关还派人到学校工作，名为教师，实际是向广大师生宣传抗日救国，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有一天，学校大祸临头。有几个村上人边跑边向学校高喊“鬼子来了，鬼子从北面进村了”。这突如其来的惊呼声传入学校，陈克校长镇定地叫大家不要慌乱，要稳住，设法对付。我们都坐在教室里，像平时上课一样。说时迟那时快，一群杀气腾腾的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学校，端着雪亮的刺刀直逼课堂。中门两侧架上机枪，枪口正对着我所在的初一班师生。日伪军狼嚎似的追问：“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新四军”。没有人回答。敌人就大打出手。这次被打的有两位老师，一位头部打得鲜血直流，一位打得趴在地下起不来。还有两位同学被打。

　　到了晚上，日伪军把师生分开。老师留在学校里，一个个被逼讯拷打，追查谁是共产党，谁是新四军。学生全部关在一个大户人家，并放哨看管。为了防止鬼子的兽行，学生会很快将女同学安排在楼上房间的大床上，让她们相互拥抱在一起，防止突然发生事故。我们男同学从一楼到二楼及楼梯口过道上，紧紧挤睡在一起，守护住女同学。果然有一个鬼子兽性发作，偷偷从男同学身上踩过去，直窜楼上，死拉硬拽女同学企图强奸。女同学们紧紧相互拥抱在一起，谁也拉不开。这时男同学们高喊“鬼子强奸女同学啦，快来人呀”！吓得这个鬼子从楼上窗口跳到厢房顶上跑掉了。第二天，日伪军什么也没有捞着，撤走了。学校遭此浩劫，被迫停课，同学们各奔前程，我回了家。

　　这时我已是一个十五岁的小青年。在自醒中学读书期间，受到了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抗日救国的教育，懂得了一点道理，有了一点头脑。回家后，我觉得父亲被害后，母亲让我读到初中一年，已经很不容易，经济条件不再可能让我到远处去求学。我们家乡日伪军的据点林立，常常到村里来搜查新四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在家无法呆下去，决心去找新四军，参加抗日。

　　当时在我们家乡附近，很少看到穿军装的新四军，经常见到的都是穿便衣的。我分不清他们是干什么的，只晓得他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到处寻找。有一天，我找到了不远的村子里有几个新四军，向他们说明来意。有位同志对我说，这两天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情况紧张，你快回去吧。我想他是不是看我长得瘦小不要我。又过了几天，继续打听，知道了一个村里有新四军的人，我又鼓着勇气跑去。有一位同志接见我。问我是那个村子的，在那儿上过学，几年级。我一一回答。他叫我写几个字和阿拉伯数字给他看看。我照写了。他看了后说，你留下吧。听了这句话，我真是惊喜万分。从这时起我就没有再回家。这位同志要我跟着他行动，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跟他一起行动的仅有三人。我跟随他行动了几天，知道他是溧阳县财经科科长吴洛明。不多天，他分配我到粮秣股当会计。股长是潘讯同志。

　　因为这一片地区城镇和交通要道都是日伪据点。敌我双方活动频繁，来往拉锯。我们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地方游击队一样，都穿便衣，领导干部带短枪。行动隐蔽，几乎从不会在一个村里住几天。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是昼宿夜行。宿营时，在群众家里地下铺上稻草当床，夏天借一块门板搁在外面树下。情况紧张时和衣睡觉。天冷时，把稻草往身上一盖当被子。生活和活动情况大体就是这样。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得了疟疾，身上长了疥疮和虱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8日至21日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和县武装向溧阳县城拒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歼敌一部，其余逃跑。县城随之解放，我们政府工作人员紧随部队进驻县城。10月初，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编成县警卫团，奉命渡长江北撤，编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七０团。12月参加了消灭高邮县城和陇海铁路东段拒降的日伪军，这是我们这支部队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不久部队编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三旅九团，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

　　回首往昔，我深深感到，我当年选择的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我不走这条路，就没有我的今天。从我们国家来讲，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今天的新中国。

　　陈毅元帅1945年4月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时写的诗，以及我多年前在报刊上抄下来的另一首诗，感到都非常好。现抄录在下面，结束我的这段回忆　。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倭寇铁蹄侵中华，　国仇家恨永不忘。洗雪耻辱齐奋斗，　民族复兴得保障。　　

　　2005年5月23、24日，我从北京晨报上先后两次看到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到江苏金坛向抗战烈士谢罪的报导，当时我就把报纸留存下来。现复印在下面，作为当年日军在我们家乡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例证。

　　（一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