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浙南”,是指粟裕和刘英率领挺进师开辟和创建浙南根据地时期。时间从1935年1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以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由粟裕任师长,刘英担任政委的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开始,到1937年9月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签署和平协议为止。

  其实,浙南的武装斗争,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浙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之一,包括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几块根据地,但这不属于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烽火浙南”,在粟裕戎马一生的战斗生涯中是一个怎样时期呢?


  一、独立自主地领导开辟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时期


  粟裕自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参加五次"反围剿",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听从党和上级的指挥,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党和上级的命令,跟随毛泽东、朱德从士兵到军团参谋长,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多次负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作为军人和下级,粟裕就是这样做的。

  挺进师成立后,在闽浙赣边辗转游击、创造挺进浙江战机的过程中,于1935年3月1日在上饶白溪遭到袭击,挺进师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敌击毁。从此,挺进师便失去了与中共中央及上级领导的联系。粟裕与刘英等不得不负担起独立自主的在浙南领导游击战争、开辟创建根据地的历史责任。

   挺进师组成时,约500人,除有12挺轻重机枪外,只有400多支长短枪,有些人连武器都没有。在当时条件下,有一部电台已经很不错了。落后的装备,加上幼小的党和所领导的红军,基本上都是转战在偏远的崇山峻岭之中。除了交通不便之外,周围还有国民党装备先进的大军围追堵截、严密封锁,要想恢复与上级的联系,谈何容易!其难度决不是现代生活在高铁、高速路、信息网络时代的人所能想象的。以至于整个“烽火浙南”时期,中共中央都不知道粟裕的死活。1937年5月,延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张闻天致开幕词时,粟裕就被列在牺牲烈士的名单中。粟裕自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一直挂念着这位井冈山时期智勇双全的青年将领,苦于联系中断,三年得不到粟裕一点消息。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报告“粟裕还在”时,竟令毛泽东喜出望外。

  粟裕和刘英在领导和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在一些重要地区,把几个或十几个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连成一片,建成一个游击基点,相隔几十里再建一个。这样逐步向外发展,一个个游击基点联系起来,便成了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这样,就为红军游击队在敌后长期坚持,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主动向敌人出击的“跳板”。

  粟裕和刘英在领导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中,不仅重视军事斗争,而且重视发展山区经济。针对浙江商品经济发达,山区竹木茂密、资源丰富的特点,专门制定了支持竹木和山货外运的政策,允许中立的地主、士绅和商人自由的来去,欢迎平原城镇的商人进山做买卖。平原地区的客商运来了根据地极其需要的布匹、药品,再把山区的特产运出去,使离游击根据地较近的经济较发达城市实际成为红军挺进师的“军需补给基地”。有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山区经济发展,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更加拥护红军,军民关系更加和谐,根据地也更加巩固。群众自觉自愿地站在红军游击队一边,支持、掩护、帮助红军游击队,部队打仗疲劳后便能以游击基点为依托,得到几天的休整。

  生活的困苦,环境的残酷,战斗的频繁,这些都能克服,最痛苦、最苦恼的是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系,得不到上级的指示。粟裕在浙南的山沟沟里打游击,转战途中每到一地便广泛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杂志,通过这里面的只言片语和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粟裕还重视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亲自向他们,特别是向青年宣传革命和抗日,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通过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从上海等地搞来一些进步刊物,了解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有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年中,粟裕和刘英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得不到上级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凭着对党的忠诚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思想与行动上始终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和洞察力密切注意和分析形势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在进步报刊上读到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八一宣言》之后,虽然没有上级的任何指示,粟裕亦能准确地理解、正确的把握和自觉地贯彻中央的新精神,自觉地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对以往政策做出若干调整,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对象,把打土豪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征收抗日捐。适当调整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和口号,如:对国民党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与红军共同抗日”等等。与国民党浙江军政当局在鳌江和温州的几次谈判中,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与党中央的精神完全一致。要知道,谈判的另一方是与自己血战了十年的死对头啊!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和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胸怀全局驾驭全局的胸襟气魄在粟裕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烽火浙南”的三年斗争是粟裕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开辟创建根据地的重要历程,也是粟裕逐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历程。


  二、斗争环境最残酷、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烽火浙南”的三年里,战斗异常频繁,最多时一天打七仗,还要跑近200里路。浙江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蒋介石的老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挺进师进入浙江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八、九个团的进剿。1935年7、8月间,国民党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从9月开始,对挺进师进行了历时八个多月的第一次“围剿”。敌人集中了32个整团,6、7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妄图“围歼”装备极差、仅有500余人的红军挺进师。整个“烽火浙南”的三年,一直面对的就是这种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形,和敌人梳篦式的不断“清剿”。

  敌人的惨无人道到了极端残酷的顶点,对我红军和革命同志不仅是枪击、砍头,甚至是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挖出心肝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干部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坚持斗争和躲避敌人,挺进师只能钻深山、进密林。那里人迹罕至,不要说得不到给养,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无法保障,几天吃不到饭是常事,敌人围剿紧时,为了不暴露目标,无法生火做饭,只好吃生的。数九寒天,穴居饮雪,一面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一面还要夜以继日地同前来进剿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

  在敌人的进剿下,粟裕带着挺进师整日整夜的跑路,穿行于敌人的封锁圈和碉堡之间,一边跑路,一边还要打仗,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是常事,经常被搞得精疲力竭。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粟裕和挺进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露营,天作帐地做床,经常是枕戈待旦,和衣而眠。

  药品更是奇缺,为了不连累群众,伤员只能藏在山洞里。在山洞成为敌人搜查重点时,伤员又只好向死人“借房子”,就是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再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和养伤。

    粟裕和刘英领导的挺进师游击队抗击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后,又抗击了国民党刘建绪 43 个团10万余人的第二次“围剿”,这是粟裕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最险恶以及作战最频繁的阶段。国民党军不仅人多,往来追剿一刻不停,而且也摸索到了一些有效的“围剿”办法。挺进师游击队时不时地在路上和敌人遭遇,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惊险。有一次,粟裕率领的一支游击队,被敌人压缩、包围在龙泉河和松阳溪之间一片二三十里长的三角地带。粟裕带着大家一忽儿向南,一忽儿向北,又兜圈子,又杀回马枪,一天一夜急行军 90公里,连打7仗才冲出包围圈。还有一次,游击队被敌人逼到了浙南的飞云江,冒险在下游渡江。 熟悉水性的粟裕刚下水,就被漩涡卷了进去。粟裕奋力搏斗,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眼看就要被漩涡卷到中心往下沉,后面的同志急中生智伸过来一把雨伞,粟裕迅速攥住伞柄,趁势脱离漩涡。为了摆脱敌人追堵,有次游击队连续三天三夜没有歇一会脚,最后到达金华附近的秘密游击基点,一个个倒头便睡,粟裕一觉竟睡了近40个小时。

    这一时期,在粟裕一生革命和战斗历程中是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三、军事思想逐步形成的时期


  粟裕这位在井冈山就紧随毛泽东左右,娴熟地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能征善战活捉张辉瓒的优秀指挥员,在“烽火浙南”的岁月里更是自觉地运用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挺进师进入浙南地区以后,要站稳脚跟,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总是集中行动往往会对我不利。在把武装斗争和建设新的根据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挺进师必须尽快实现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由全师集中行动、打正规战向分散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转变。采取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每个干部、战士都要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两套本领。挺进师在中央苏区时是一支善于野战的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在粟裕的带领和指挥下,部队很快地掌握了在新形势下、新环境中的作战本领。粟裕提出的两个转变思想,适应了浙南革命斗争的形势和需要,在浙南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挺进师时分时合、机动灵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1935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率装备精良、视为“怀中利剑”的士官教育团到浙赣铁路沿线视察。6月14日,粟裕先在宣平北乡指挥歼灭了士官教育团一个连,15日又在汤西小溪口再歼一个连,打得黄绍竑再也没有心思视察,匆匆跑回杭州。短短四个月,游击根据地迅速发展,初步实现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

  粟裕在打破敌人第一次对挺进师的“围剿”中就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指出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虽然有时候也主动进攻,但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方针。敌人来围剿,留下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主力部队迅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进到敌人后方去,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是粟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三年中,粟裕灵活用兵,曾指挥挺进师在浙南兜了两个大圈子,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挺进师趁机攻下瑞安、平阳、泰顺外围几十个重要市镇和据点,很快打开了局面。挺进师在粟裕的指挥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

  1936年8月,红军挺进师与活动于平阳北港地区的一支革命力量汇合。它是由当地老党员叶挺鹏为首组织的,黄先河(何畏)、吴毓、陈铁军、杨进、黄耕夫等一批革命青年也先后加入进来,并与北港凤翔乡的群众领袖郑海啸一起,在平阳北港和瑞平边创建了一块纵横十多公里的密码工作地区。这样,就使浙南根据地的范围,由平阳南港扩大到平阳北港一带,纵横200多公里,先后成立了平阳等10个县委和一个瑞平泰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

  “烽火浙南”的三年中,粟裕按照自己确定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同敌人周旋,是他运用游击战术成熟时期。这个时期,粟裕领导军事斗争更加灵活自如、得心应手,游击战的范围更加广泛。“围剿”中,敌人要红军游击队的山头,红军游击队要敌人的后方,敌人的“网”拉过来,粟裕率挺进师巧妙地钻过去。在浙南游击战争中,粟裕以毛泽东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浙南游击区斗争实际,根据作战实践,总结出一套新经验。在游击战术的具体运用上,粟裕归纳得出 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对作战、行军、宿营等,粟裕提出了一套通俗好记的要领。在作战行动方面, 粟裕总结了这样5条:(1)反敌人之道而行,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肚皮上去。粟裕认为,隐蔽游击队的行动和企图,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因此,他十分重视游击队的行动方式,总结出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杀回马枪以及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叫敌人无法捉摸。每次行军,都要派专人殿后,负责清除沿途留下的痕迹,踩倒的草要扶起来,足迹要抹掉,有时还故意在某个方向造出一点痕迹,迷惑敌人。宿营一般选择小村庄,最好独立砖瓦屋,而且一定要有前后门。粟裕规定部队实行“5 班制”,粟裕亲率一个班,成员有参谋、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他们既是指挥机关的干部及专业人员, 同时又是战斗员,站岗、放哨、侦察、打仗样样精。每到宿营地,这个班住在中间,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放一个班,哪个方向发现敌情,就由住在那个方向的班顶住,掩护其他班迅速转移,摆脱敌人后到预定地点集合。粟裕每天都要给大家规定至少两个集合点,如果第一集合点有敌情,就到第二个点去集合,分散集中非常灵活,非常有效,很适应游击战的情况和需要。部队每到一地,粟裕都规定必须认真调查地形、道路,而且规定得很细,例如:从驻地出发,往前走多少距离有岔路,往右走通到哪里,往左地形怎样;从某地到某地,大路如何走,抄小道有几条,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使在路上遭遇敌人,三转两转便能摆脱。为了做到“知己知彼”,粟裕非常重视向敌人调查,千方百计收集敌占区报纸,细细分析,从片言只语中、正反两方面判断情况。浙江通讯事业比较发达,乡镇都通电话。粟裕经常派游击队从电话线偷听来往通话,从中了解情况。有时,粟裕还采取“火力侦察”办法掌握敌情,先出其不意袭击某个乡公所或镇公所,把乡长或镇长抓起来,让他给县长打电话,报告这里情势紧急,要求县里赶快派兵来。县长的答复,就是最权威的军事情报。

  粟裕认为,积极进攻是游击战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游击队,游击队居被动地位,赶快转移,摆脱被动。游击队进攻敌人,游击队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而且早作好了准备,只要情况没有变化,坚决打。在积极进攻中,粟裕运用最多的是袭击, 敌人后方是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他把袭击的主要对象分为三种:一是国民党基层政权和民愤大的爪牙。游击队经常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抓起来,根据他们的罪行大小或杀或罚,造成地方统治者恐慌;二是袭击敌人哨兵和侦探,动摇敌人军心; 三是捕杀敌人落伍、掉队官兵,挺进师称之“截尾子”、“打尾巴”。敌人大部队出动,都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摸准了这个规律,事先在岔路口埋伏好侦察员,敌军一过,就巧妙地移动路标,将掉队的零星人员引到设伏地段,轻而易举地活捉或歼灭。

  刘建绪的“围剿”,动用兵力比罗卓英那次多,持续时间也长。由于粟裕领导游击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驾驭越来越娴熟,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加上别的一些因素,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了严重摧残,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红军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坚如磐石。

    1937年4月,红军挺进师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在鳌江开始了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9月16日,双方代表在温州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粟裕和刘英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得不到中共中央任何指示的情况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如此准确的与中共中央新的精神一致、合拍,主动实现并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所采取的原则立场和策略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挺进师分散在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来到平阳、北港、山门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在平阳凤林村召开成立大会,粟裕任司令员。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校设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内,粟裕担任校长。来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报名的人很多,最后录取了150人,大多是中学生,个别大学生,还有当过工人和小学教师的。粟裕亲自讲述游击战术课,把抗日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去论述,在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员中粟裕是最早这样认识和实践的人之一。粟裕分十七个方面逐个阐述了游击战术,对他在实战中总结概括的六条原则一条条举例详细讲解。在授课中,粟裕第一次正式讲述了他在1935年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游击战方针,这是他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十六字诀”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是粟裕逐步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一个重要历程。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3月18日,粟裕率领“抗日游击总队”从平阳山门街出发,奔赴皖南加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失去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一次次“进剿”、“围剿”,在这样复杂和严峻的情况下,粟裕把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学到的经验以及对抗日先遣队失败教训的总结,根据新的条件、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从实际出发,在“烽火浙南”的艰苦历程中,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保持了浙南这个支点,这个战略支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掩护和配合了临近游击区的斗争,宣传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在敌人的腹心地区发动了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并为以后组建新四军锻炼、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骨干,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一师分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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