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创造的一个人间奇迹。长征的意义不仅在于长征本身保留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创造和打磨出的“长征精神”。八十多年来,长征精神铸就了我军的军魂,使我军成为一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战胜“西北狼”


  1935年8月,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分组成的红军长征右路纵队,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跋涉,刚刚走过茫茫的松藩草地,号称西北狼的胡宗南所部就奉蒋介石的命令向红军包围过来,他们出动了四个师加两个旅、且都是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企图趁着红军疲惫不堪、立足未稳一举将红军消灭。
  胡宗南是蒋介石最宠爱的门生,也是升官速度最快的。他从黄埔军校毕业,短短8年间便爬至“王牌第一师”的中将师长,在黄埔一期生中当属首位。但是他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并没有占过便宜。
  早在1935年春,中央红军由四川北上时,蒋介石发现红四方面军有西渡嘉陵江的迹象,便电令胡宗南率第1师就近拦阻。胡宗南派一个团从甘肃徽县赶往四川广元,占据乌龙堡,企图凭借嘉陵江之险,阻击红四方面军的渡江部队。结果非但没有阻止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反被包围在乌龙堡里痛击了两天,死伤500余人。胡宗南急令驻守阳平关、杨木坝一带的两个独立营驰援解围,不料又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此役后,他再也不敢派遣一个团以下的部队单独执行与红军的作战行动了。
  这次围剿疲惫的红军,蒋介石可是下了血本,他将第49师、第60师、第61师、第2师补充旅、第1补充旅等部先后调至松潘上下包座地区,连同第1师,共4个师又2个旅,合编为“西北追剿纵队”,统统归胡宗南总指挥。兵强马壮的胡宗南顿感底气陡增,积极布防,准备立下“安邦定国之丰功”。
  而此时的红军,负责殿后的红三军团尚未走出草地,负责开路的红一军团也十分疲劳。于是,配合右路纵队行动的红四方面军主动向军委请战,他们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的主力,在徐向前和许世友的率领下,在包座地区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包座之战。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消灭了胡宗南精锐的49师等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敌师长伍诚仁在被俘后拖着一支受伤的胳膊跳进了包座河,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
  包座之战也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让红军北出四川实现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计划,使敌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一年以后,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的红军与胡宗南再度交手。他们在陕北的山城堡与前来围剿的胡宗南所部展开激战,经过一夜的战斗,全歼号称“天下第一师”的敌78师。这场战斗称之为“长征的最后一战”,参加这场战斗的有开国十位大将中的四位(徐海东、陈赓、黄克诚、肖劲光)而且前三位都是在一线进行指挥员。57位开国上将中,有30位参加了战斗;177位开国中将,有三分之一参加;还有200多位开国少将参与了山城堡战役,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献上了一场“奠基礼”。
  连吃败仗的胡宗南在遭到重创后信心丧失殆尽,他私下对部属发牢骚:“老头子要我们剿匪,等于判我们无期徒刑。”


  打败“东北虎”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地区时,身为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先派出七个师分两路向陕北、陕甘根据地进犯,结果他的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两个团在甘泉劳山被红15军团全歼,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丧命,3700余人被俘。随后,第107师一个团又一个营在甘泉以南榆林桥被歼,伤亡300余人,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做了红军的俘虏。
  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直罗镇战役。激战至24日,全歼东北军第109师,击毙师长牛元峰以下俘虏5300余人。
  一个月后,红一方面军又在直罗镇歼灭了前来进犯的东北军109师和第106师一个团,活捉了师长牛元峰,击毙1000余人,俘俘虏5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电台2部。(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
  此后的东北军,一方面知道了红军的厉害,同时通过红军对俘虏官兵的教育,也了解了红军抗日的决心,接受了红军团结抗战的道理,从而动摇了东北军对红军作战的态度。尤其是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获的团长高福源回去后,向张学良介绍了红军抗日的决心,使张学良开始与红军接触,在多次筹备与斡旋之下,次年3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的肤施(即延安地区的早期地名)与张学良见面会谈,双方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对于与红军作战的惨败,晚年张学良回忆当年与红军作战,仍然唏嘘不已,曾经这样追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
  1991年时,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访谈,谈到毛泽东和红军长征时感慨地说:“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锐挫“武士道”


  “七七”事变后,红军三大主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第115师、120师和129师。但仅仅过了20多天,蒋介石就下令取消八路军的番号,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然而,我们党中央决定继续沿用八路军的称谓,直到抗战结束,八路军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英名,直到抗美援朝时,外电还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称作是中国的八路军。
  改编后的八路军立即奔赴抗日前线,接连创造出骄人战绩——
  首战平型关。1937年9月25日,由红一方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115师,奔赴山西灵丘县的平型关附近,在13公里的山谷中伏击了日本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队。在长征路上指挥强渡大渡河的团长杨得志,和指挥飞夺泸淀桥、攻克腊子口的团长杨成武,都参加了战斗。时任独立团团长的杨成武率领部队打响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经过一天的激战,第一次看到坦克和装甲车的战士,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大胜利。而指挥作战的主力团团长李天佑刚刚23岁,指挥作战的师长林彪只有29岁。
  雁门关大捷。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120师第358旅716团,开赴山西省代县雁门关地区,对日军汽车运输队进行伏击。在独臂将领贺炳炎团长的率领下,两次运用“兵不厌诈”的计策,在同一个地点设伏,将日军增援的三十多辆汽车化为灰烬,消灭日军500多人。从此,日军再也不敢提“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大话。
  阳明堡大捷。仅过一天,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769团,在22岁的团长陈锡联率领下,在山西省代县以南袭击日军前线机场,歼灭日军100余人,毁伤飞机24架,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友军的忻口防御作战,使山西上空再也没有日军的飞机轰炸,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团长陈锡联19岁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师政委,4次身负重伤,三过草地。而此次他指挥的战斗,是共产党部队唯一受到蒋介石现金奖励的战斗。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军三大主力悉数登场,以战斗的姿态亮相于抗战前线,从此让不可一世的日军记住了这样一群浑身战伤的军人,也让国人看到了希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给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仅从1934年7月到1945年8月,全国冒着烽火入党的就达80万人。
  从1937年4月至8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前往延安的人数达2288人,其中出自官宦家庭的占三分之一,包括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袁世凯的外孙李立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良高参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等等。后来,蒋介石身边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女婿和儿子都加入了共产党,阎锡山身边二号人物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也是共产党员,汪精卫身边的日文秘书汪锦元、抗日名将吉鸿昌,都是共产党员。就连袁世凯的曾孙袁斝(甲)承,也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成了我军的开国少校。
  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


  压倒“西点”


  近代战争中,美国陆军的两次失败都是遇到了中国军人,一次是朝鲜战场,一次是越南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尽管在武器装备占尽了优势,可还是输得很惨。
  在抗美援朝之初,我志愿军的指挥机构除参谋长解方外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将领,四个兵团和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司令员和政委也都从长征中走来,其中就有长征路上斩关夺隘的杨成武和杨得志。而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万岁军”称号的38军,其军长就是长征路上为毛主席找到“陕北有红军”报纸的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尽管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悬殊——联合国军一个军里有430辆坦克,而志愿军的六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联合国军一个师有432门榴弹炮,而志愿军一个师只有12门山炮……可毛泽东说,我们靠得是一股气,美军是钢多气少。
  在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发射的炮弹达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山头被削掉了2米,而我们的战士一次次从烈火中钻出来反击。前线部队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活动,其中有16个连队在表面阵地失守后退入坑道中继续坚守,敌人向坑道里射击爆破、放毒、投硫磺弹,洞内空气恶浊,缺粮、缺弹,尤其是几天喝不上水。但是洞内的将士在建制被打乱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党支部、党小组,团结奋战,终于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最后配合增援部队夺回地面阵地。
  在40多天的战役中,我军以伤亡1.15万人的代价,消灭了敌人2.5万人,后来在西点军校的纪念馆里,有一位美军中校问到访的金一南先生:“你们只有两个连,我们用了七个营攻不下来,为什么?”
  金一南说,因为我们是有血性的军人。后来,“上甘岭”一词已经成为我军英勇顽强精神的代名词。
  而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万岁军”威名的38军,其军长就是长征路上为毛主席找到“陕北有红军”报纸的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在第二次战役中,狂妄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鸭绿江边遭到志愿军的打击后,调头逃跑,仓皇中汽车翻下了山涧,当场毙命,美国的大小报纸在报道这一事件都在标题上套了黑框,称“是美国陆军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美军10天内撤退了300多公里,被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称之为“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退却”。
  侵朝司令官麦克阿瑟在其所谓“圣诞节攻势”一败涂地后,向美国总统报告说:美国是“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1951年4月11日这个有着美国“军神”之称的常胜将军被总统杜鲁门解职,他曾经是二战时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帅,曾经以胜利者的身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但是这次无法签下朝鲜战争的胜利。他在去世前留下这样的忠告:“上帝对我不公,让我遇到了经过长征的中国军人。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头脑有病。”
  什么是军魂?1945年4 月,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做了精辟的概括和归纳:“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几十年来,长征精神所铸就的军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长征中上走出来的红军部队,在抢险救灾、进驻香港、维稳防暴、维和护航等任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长征”命名的运载火箭已经成为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支柱。
  1997年10月,最后两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退出了军委重要领导岗位,他们是1982年担任海军司令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和担任国防大学校长七年之久的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至此,长征将士在中国军队驰骋了一个甲子的辉煌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长征精神铸就的军魂,永远是我们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林的法宝。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